(1963年4月10日在複旦大學語言研究室的講話)
由此可見，陳望道既把修辭現象看做是言語現象，同時也把它視為文學現象。他是折中了主文學派和主語言派的觀點後自成一說的。
(四)認為是屬於語言學的
把修辭現象作為言語現象，納入語言學的研究範圍，這個思想在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中已有所體現。劉大白在《修辭學發凡》的初版序言中寫道，陳望道的“關於修辭學的根本觀念”，幾易其稿後，“完全換了以語言為本位”。但望道先生還尚未把修辭對象完全歸人語言學科之下。
如今的修辭學者大都有了一個統一的認識：修辭學研究的對象——修辭現象是語言現象，修辭學屬於語言學研究的範圍，這可以王希傑、宗廷虎、王德春等先生的觀點為代表。
王希傑：“在討論修辭學的對象時，我們首先要劃分語言和非語言，明確修辭學的對象隻能是語言，而不能是非語言。因此，修辭學應當是語言學中的一個部門。我們不能因為它和美學、心理學、社會學、文藝學等有著密切的聯係而否認它是語言學中的一個部門。”
(《修辭學的對象及其他》，見《語言研究》1981年第2期)
宗廷虎：“語言學下屬的門類很多，修辭學是其中的一個分支。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從修辭學的研究對象一一修辭現象看，它是一種語言現象；離開了‘語言’，修辭現象也就不複存在。”
(引自《修辭新論》P20，1988年3月，上海教育出版社)
王德春：“修辭學這門語言學分科的對象主要是人們使用語言的狀況，即言語的規律和特點。”
(引自《修辭學探索》P58，1983年12月，北京出版社)
確立修辭學為語言學的分支學科、修辭現象為語言現象這一觀念，可以說是人們在對修辭學對象反複研摩不斷探索後形成的共識。
從上述四種基本觀點中，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把修辭學劃歸文學、美學，還是文學與語言學的邊緣學科，其實都有一個共同之處——都是把修辭現象作為語言現象來對待的。之所以會形成這些不同觀點，隻是因為研究者對修辭現象所把握的側重點有所差異而已。主“文學”派是把修辭現象局限於對文學語言的研究上，主“美學”派隻是強調了修辭現象中的美辭，修辭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語詞的美感效果，主“文學與語言學的邊緣學科”派，雖然認識到修辭學的語言學屬性，但還沒完全擺脫“文學”範疇的束縛，不過比起前兩者，無疑是一大進步。
修辭學隸屬於語言的範疇，我們從修辭學研究範圍亦可略見一斑。修辭學的研究對象不管是針對詞、句、段、篇章，還是針對辭格、語體、風格、語境、表現手法等等，應該說都是語言的運用。一切與修辭有關的內容，都離不開對語言的理解與運用。所以，把修辭現象歸屬語言現象，把修辭學確定為語言學性質，是修辭學科學研究的必然歸宿。 二、對象的範圍 明確了修辭學對象的性質，並不等於劃定了修辭學研究對象的範圍。語言現象中哪些是屬於修辭研究的範圍?哪些不是?研究的觸角應該延伸到何處?怎樣控製範圍?這些問題在修辭學者們那裏是經曆過一番爭辯的。從修辭學發展史中，我們可以梳理出以下幾種看法：
(一)修辭格中心說
早在1923年，唐鉞出版了《修辭格》一書。該書專門探討修辭格諸問題，包括修辭格的性質、特征、使用原則等。唐鉞研究修辭學，專談修辭格，大抵是受了外國修辭學書的影響。郭紹虞先生在《修辭剖析》一文中說過：
修辭學名稱之建立自現代開始，溯其來源，大抵有二。一派來自西洋或東洋，總之都重在辭格。其開始起於唐鉞二之《修辭格》。
(《修辭學研究》第一輯，華東師大出版社，1983年)
唐鉞的《修辭格》的確深深地影響了嗣後的修辭學研究。很多學者研究修辭隻是專注於辭格，對辭格作些歸納、分類、補例的工作。他們認為修辭學的對象就是修辭格，離開辭格，就沒有修辭學了。另有一些人，把修辭看做是“成美之學”、“美辭學”，是“美化語言”、“語言藝術化”，他們也走上了“辭格中心論”的道路。因為他們認定積極修辭才是修辭學的研究對象，而辭格研究則是中心，消極修辭不應該作為修辭學研究的對象。這個觀點一直到70～80年代依然存在著。
(二)文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