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葉的古文運動，是一次文學革新運動。古文運動的勝利是我國散文發展的一個轉捩點。韓愈親自參加和領導了這次運動。在文體改革方麵，他以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樹立了新的文章標準，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就韓愈在散文修辭方麵所提出的一些理論作一敘說，以期明了他對我國傳統修辭理論所作的貢獻。 一、“惟陳言之務去” 韓愈的文體改革論是他古文理論的精華。他從詞彙、語法兩方麵建立了新型的文章標準。“惟陳言之務去”是要求語言的新穎，言貴獨創，詞必己出。他反複堅持“惟古於詞必己出”，“必出於己，不蹈襲前人一言一語”。(《南陽樊紹述墓誌銘》)“能自樹立不因循者。”(《答劉正夫書》)“惟陳言之務去”(《答劉翊書》)，表明他竭力反對模擬古語，因襲陳言，主張語言獨創新意新詞的精神。宋祁曾讚揚道，“柳柳州為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丐於古，而一出諸己。”
韓愈所摒棄的是陳言腐語，對前人的語言遺產並不采取全盤否定一概排斥的態度。相反，他卻非常重視繼承前人的遺產，指出要“沈浸醲鬱，含英咀華”，做到和前人的好作品“同工異曲”。他在繼承批判中也經曆過一個過程：開始認為“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誌不敢存”，一切崇拜古文。隨後逐漸分辨出古書中有正有偽，還有“雖正而不至”的。
在語言上，他認為古文語言過於簡奧，形式過於散漫等，他的辦法是“而務去之，乃才有得”。韓愈的力排陳語，追求創新，並不是空想亂嚷，也不是無中生有地生造詞語，而是到生活中去發掘新詞，到人民群眾的口語中去吸收有益的養分。由於韓愈既善於吸取前人語言中有益的成分熔鑄新詞，又善於在當時的語言或口語中選取富有表現力的語言，進行提煉，創新詞語，因而他的不少新穎而富有表現力的詞語，一直沿用至今。如“蠅營狗苟”(《送窮文》)，“同工異曲”“俱收並蓄”“佶屈聱牙”“動輒得咎”(《進學解》)，“俯首帖耳”“搖尾乞憐”(《應科目時與人書》)，“駕輕就熟”(《送石處士序》)等。 二、“文從字順各識職” 一篇優秀的文章，僅僅具有美妙的詞語還不夠，必須使詞語有恰當的安置，就是說，每一個詞必須要有一個恰當的位置，必須適應題旨和情境。為此，韓愈又提出了古文的修辭準則：“文從字順各識職”，要求文句的妥帖和流暢。韓愈所主張的文章要寫得通達流暢，不能流於艱深，是針對傳統的駢文而言的。駢體文講究排偶、辭藻、音律、典故，特別是隋唐以來，作者們越來越追求聲韻對偶的和諧齊整和詞藻的典麗，有時甚至不顧內容而去片麵追求華麗的形式，削足適履，以辭害義，於是駢文成了表達思想、反映現實的鐐銬。韓愈等人提倡的以散行單句、不拘格式為特征的古文，就是為了反對六朝以來的這種浮豔文風的。他主張文章應自然天成，不著雕琢，樸素明朗，才利於豐富複雜的思想內容的表達。他唾棄駢文的一味追求外表形式，而內容變得雜亂無章的文風，斥責駢文“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竭力主張恢複文章語言的傳情達意的社會作用。
“文從字順各識職”體現了散文語言的基本特征，也是散文語言修辭的基本要求。文章的語言必須應合內容，為內容服務，要根據思想感情的需要而行文造句，為情而造文。在韓愈看來，作者駕馭語言文字的動力是“氣”，“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劉翊書》)文字句式是作者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是意誌表達的外在形式，如果片麵地去追求詞藻，不免矯揉造作，流於刻板。韓愈對此有深刻的認識，因而在寫作散文時，盡量不使自己陷於流俗，他擺脫了駢四儷六兩兩相對的桎梏，無字句數之限製，隻要文從字順，能恰當表達出自己的思想情感即可。在句式上，結構靈活多樣，富於表現力。他最喜歡用排比句，幾乎每一篇散文裏都有。如《原道》從“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刑以鋤其強梗”就是八句一排比。對排比句式的大量而恰當的運用!形成了韓愈散文的宏偉風格。蘇轍在《上歐陽書》中說：“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龜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絕蔽掩，不使白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