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韓愈所追求的語言風格而言，他提倡的“文從字順各識職”的觀點不是說要對文字、語句進行脫離內容的精雕細刻的加工，而是要自然渾成，不見斧鑿之痕跡，不違背“文從字順”的語言規律和文風要求，他自言“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為工”(《答李秀才書》)，“至室不雕琢”(《解贈張秘書》)這與他的詞必己出、言貴創新的原則是一脈相承的。
三、“因事以陳辭”
韓愈在古文運動中提出了“文道合一”的主張，貫徹到他的寫作實踐中則體現為另一條重要的原則，即文章要言之有物，要緣情而發，“不平則鳴”(《送孟東野序》)，切忌無病呻吟。他反對矯揉造作，雕琢語句，提倡“因事以陳辭”。在《送陳秀才彤序》中他講得很明確：“讀書以為道，纘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鬥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麵，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韓愈所提倡的“因事陳辭”的修辭理論，實質上就是強調用詞要適切，要符合內容表達的需要。使“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描寫一樣事物，就要選用與之貼切的詞彙。他覺得“因事以詞，古之作者，正如是爾。”(《答胡生書》)在其他的行文中他多次強調這點。如在《進撰平淮西碑文表》中認為要“辭事相稱”，在《上襄陽於相公書》中認為“文章語言”要“與事相侔”等等，這些都說明了事與辭的辯證統一關係。
綜觀韓愈的修辭思想，可以看出他的總的理論原則是使文章“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陽於相公書》)韓愈散文的修辭理論在他的寫作實踐中得到了很好的應用，他開創了一種擺脫陳言俗套，隨著語言自然音節自由抒寫的文風，在中國古代傳統的修辭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影響極其深遠。後來的古文派及其代表如歐陽修、柳開、王禹偁、姚鉉，唐宋派和清代一些古文家都深受影響。中國散文從唐代開始，其主流一直依照韓愈所辟出的道路向前發展，他所提出的散文修辭理論也始終貫串其全過程，指導著寫作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