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讓人家給散啦？”
“不是。地毯廠關門了。織布廠一年有半年沒活幹，我怕失業，所以……”
“你怎麼想學買賣啦？”於子壽打斷了他的答話，眼光逼人。張秉貴不敢對視，但他胸有成竹地回答：“我大哥是學買賣的。學買賣比耍手藝好，不失業。”
“那倒是？”於子壽頗有幾分得意地點點頭，轉而對周月卿說：“在我這裏隻要好好幹就失不了業。你說是啵？”周月卿連忙接過話茬對張秉貴說： “還不謝掌櫃的賞飯吃？”
張秉貴又鞠了個躬說：“我一定好好幹？”
於子壽說：“你念過書，寫個名字我看看。”在門外聽著的小徒弟馬上取過紙筆墨硯。張秉貴有點緊張。幾年不拿筆。手都生疏了，但他還是站在桌邊恭楷地寫好自己的名字，雙手遞給於子壽。紙上竟落上了一顆豆大的汗珠。
於子壽點點頭說“明天來吧？”然後又像自言自語：這個歲數還行，再大就不好使喚了。
張秉貴如釋重負。他聽得於子壽對周月卿說：“明兒個秉貴搬鋪蓋來，您就不必陪他了。”
“那就多謝您啦？這個年輕人挺實在，不周到的地方，您就多勞神指撥著點。不好好幹我找他哥哥去？”。
“這您放心。隻要好好幹，用誰都是用。”他手撫茶杯，站起身來送客了。
走出店堂，張秉貴覺得衣服不大舒展，才發現汗水已經把小褂和長衫都貼在脊梁上了。
張秉貴滿懷興奮地步行回家，二十幾裏路一點也不覺得遠。進村天已過午，遠遠望見媽媽站在門口等他，立刻觸動了童年的記憶。
七歲，進私塾念書的頭一天，媽媽就是這樣等他的。八歲開始，隔長不短地去“打執事”，掙點零錢補貼家用。每次都得過午才能回家，媽媽也總是這樣等他的。
“十年消息上心來”。八歲那年，他跟著本村的窮人去打執事——給婚喪嫁娶的人家當儀仗隊。有的打著旗、鑼、傘、扇，有的扛著“肅靜”“回避”牌，有的舉著牛角燈或者金瓜鉞斧朝天鐙之類。早上，天麻麻亮，媽媽就喊醒秉貴，讓他早一點去，以免人家發完了執事。家裏沒有飯，媽媽就給他個貼餅子揣在懷裏上路。八歲的秉貴，穿不得成人的號衣，隻好在腰間係一條帶子把褂子折起一截才能勉強走路。這次喜轎從東樂園出村，八抬大轎改成了四抬“大順杆”，一溜小跑，秉貴個子小、號衣長，他把舉著的金瓜扛在肩上跟著跑，仍然追不上。一位好心的大叔替他拿了“執事”，空跑緊跟，直到西樂園村口整隊時才還給他。“亮轎”了，人們坐下休息“打尖”，張秉貴往懷裏一摸，貼餅子不見了，大概是在路上擺弄號衣的時候丟掉的。他一聲不言語，勒勒褲帶，默默地蹲在一邊。別人見他沒吃東西想分點給他。他說“我早上吃過飯了。”他挨著餓打起執事硬挺下來。把執事送回杠房，趕緊往家跑。一進村口便看見媽媽在門前等他。“天都過晌了，你隻吃了一個餅子，餓了吧？”張秉貴囁嚅地說：“餅子丟了。”說著把剛掙下的一吊錢（十枚銅元）如數交給媽媽。媽媽聽了，一麵心疼地掉淚，一麵急忙抱柴火給兒子做飯。
這件事深深地刻在張秉貴的記憶裏。他想，以後一定要帶回讓媽媽高興的消息來。但是，頭一次出門學徒，從地毯廠帶回來的是失業的消息。第二次出門學織布，趕上作坊失火，又帶回了失業的消息，而且連自己的行李都沒有搶出來。媽媽都是含著眼淚聽他訴說的。而今天，張秉貴真的帶回了好消息：從明兒個起我就是東單牌樓德昌厚的徒弟了。
飯後，張秉貴高高興興地收拾行李。媽媽在一旁看著，回憶著往事。前幾次出門，都是她替兒子拆洗縫補，收拾行李的，雖然盡量拿出家裏最好的衣服被褥，也沒有一件像點樣的。這次，她沒有動手，兒子的全身打扮和全副鋪蓋都是用他自己織布掙的工錢置辦的。不容易嗬？
媽媽最清楚，秉貴從小幾乎沒有買過新衣服，總是穿哥哥們剩下來的。上私塾的時候，是借了件大褂穿著去見先生的。到地毯廠學徒，穿的是舊衣服，幹了一年多，失業回來，衣服穿爛了，身上卻留下了挨打的血印和疤痕。後來兒子學會了織布，仍然穿著破衣短衫。那時手藝人隻能掙到微薄的工錢，他便想學買賣改變現狀。聽哥哥說，市麵上最講究衣帽取人，進商店學徒也必須穿長衫，於是省吃儉用，積攢了一年多，才置辦齊備。“人配衣著馬配鞍”，秉貴今天一身新裝顯得格外精神。媽媽欣賞兒子的誌氣：到底從手藝地升到買賣地了。
哥哥是幸運的，雖然也受過苦、受過氣，可現在已經當上夥計了。看來，學買賣是比學手藝強。如今，秉貴改行學徒，將會像他哥哥那樣一去又得三年。媽媽既是惜別，又抱著很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