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昌厚改成食品店以後，老顧客少了，胡同裏那些買針頭線腦和零打煤油的住戶基本上不來了，從前天天來打燈油的拉車人也不登門了。張秉貴想念著他們，關心著他們的命運，因為他和那些窮苦的顧客很有感情。偶爾有個家庭婦女來給娃娃買點糖果，順便說句話，也不過是“這年頭……”便搖頭歎氣說不下去了。張秉貴想安慰幾句，最多也隻能說：“熬著吧，總會好起來的。”有時熟識的老年顧客來店裏坐坐，也大多是默爾相對，滿懷家國恨，盡在不言中？
張秉貴天天看到拉洋車的弟兄們挨打受辱，日本人打、偽警察打，動輒剝號衣、搶車墊子，等於奪去了飯碗。特別是那些日本醉鬼要拉著去找花姑娘，坐在車上連聲吼叫“快快地？快快地？”甚至揮動手中的皮帶抽打或者用戰刀鞘戳打拉車人的脊梁。有的下車就走，追著要車錢還得挨打。這天上午，狂風怒號，塵沙飛揚，張秉貴收拾好座位，卻沒有顧客。他隔著玻璃門看到一輛洋車拉著個日本兵艱難地從北往南走。當時的交通規則是“行人車馬靠左邊走”，洋車從德昌厚門前經過，便聽到日本兵的喝罵聲和馬靴踏在車板上的橐橐聲。張秉貴認出拉車的是個常來打油的熟人，以前身板還好，今天大概是餓得難耐，或者是病了。隻見他搖晃著、掙紮著，終於在總布胡同口外栽倒了。那個口本兵就勢從車上蹦下來，仍然連聲嗬斥，一看人已死了，竟用馬靴狠踏幾腳揚長而去。路人不敢管，偽警察來了，也隻是把洋車拉到路邊，找了個草簾子把屍體蓋上，張秉貴推門出來想替拉車人說句話，被上雨田厲聲喝住：“幹什麼去？不想活啦？”他隻好悻悻回店，但腦子裏留下這幕慘景，一閉眼就能看到。真是亡國之民不如喪家之犬。難道就沒有人敢於反抗嗎？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六點左右，從東單方向傳來一陣清脆的槍聲。接著，這一帶立即戒嚴，滿街軍警憲特，豕突狼奔，驚惶失措。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於子壽從後櫃跑到前邊店堂，卻不敢邁出店門一步。店堂裏沒有顧客，也不敢提前關門。
第二天，戒嚴解除了，特別警察局出了告示，懸賞一萬元捉拿槍殺日本司令官的“凶手”，在全城展開大搜捕。
真相逐步清楚了。原來，當時有個抗日暗殺團，以激發中國人民抗日熱忱、打擊投降派為宗旨。他們得到準確情報，知道那一天下午大漢奸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和治安部長齊燮元將到煤渣胡同原鐵路招待所，參加日軍頭目主持的華北臨時聯合政府成立籌備會議。於是便分別潛伏在附近街頭。果然，敵人按時入網，當汽車行至東單速度漸慢時，暗殺團成員趙子英、黃虎臣、徐風山等人，從不同角度開槍狙擊，射出數十發子彈。亂槍中，王克敏被擊傷，偕車同行的日本司令官山本榮治重傷後死於醫院。
這是一件振奮人心的壯舉，大大鼓舞了抗日軍民，連敵人的報刊都不得不報道“華北方麵因恐怖行為屢屢發生，至今尚充滿不安空氣”。於子壽平日是“莫談國事”，隻求發財，但偽警察局“拿麻子”的通緝令一出，他卻聲稱有病不到店裏來了。
德昌厚的夥計們感到意外。於掌櫃愛財如命，甭看他把店裏的日常事務托付了事掌櫃王雨田管理，但他一直在旁邊監督，幾乎連睡覺都睜著一隻眼睛。有時晚上說是回家了卻並不走遠，往往站在對麵街頭暗中觀察店內的動靜。有一天晚上，於子壽回家後，幾位店員每人拿出一支新添的奶油冰棍嚐嚐味道。冰棍還未吃完，於子壽突然出現在麵前。他裝作沒有看見，還自言自語地說：“半路上想起來忘了點東西，又得跑回來一趟”，但彼此心照，店員們更知道他的厲害了。
可是這一次，於子壽真的一個多月沒有露麵。原來因為他臉上有幾顆小白麻子，擔心被“拿麻子”的抓去，隻好躲在家裏裝病。直到偽警察局的通緝令解除以後，他才“病”愈上櫃。
冷飲生意照樣興隆。張秉貴從製作到銷售服務完全內行，對於利潤多少更是一清二楚，他初步匡算，德昌厚添置冰棍機的投資，一個夏季就全部賺回了。
自然，勞動人民是很少有閑錢吃冰棍的。一天晚上，一位從前常來打燈油的拉車人，帶著興奮激動的神情，找到張秉貴買了兩支冰棍，悄聲告訴他一件快意事：有個日本醉鬼逼拉車的給他找“花姑娘”，這位拉車的抄起車把飛快地把他拉到東單廣場，趁著天黑燈暗，打了個“天秤”就把那個鬼子頭朝下扔到東交民巷東側的壕溝裏去了。他說這得吃根冰棍為那個拉車的慶賀慶賀。張秉貴看得出來，他講的是自己的事，從心裏對他感到敬佩，連聲說：應該，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