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孟子曰：“求也為李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譯文】孟子說：“冉求做了季氏的官員，沒有能力改變季氏執政的規律，而征收的粟米比過去倍增。孔子說：‘冉求不是我的弟子了，學生們擊鼓而攻擊他，是可以的。’由此看來，國君不施行愛民政策而斂財致富的人，都是孔子所厭棄的，更何況是還要替他賣力打仗的人呢？為爭奪地盤而戰，往往殺人遍野；為掠奪城鎮而戰，往往殺人滿城；這就是所謂的為了土地而吃人肉，這些人死有餘辜。所以善於征服的人以歸服為最上等的典範，能夠連結諸侯而不打仗的人次之，開辟荒野來成為土地的人又次之。”
【說明】孟子舉了冉求的例子，冉求為季氏掠奪財富，肯定不是最佳行為方式，所以孔子要弟子們鳴鼓而攻之。此段記載見《論語·先進》。這個故事是說，冉求是隨孔子周遊列國的學生之一，先於孔子返魯，擔任季氏的家臣。在《論語·公冶長》第八節中，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就對冉求有過評價，認為他不知“仁”。此節孔子對他的批評則是落在“過猶不及”上，即幫助季氏太過分了，而幫助人民則不及，認識大局不及，實行“仁”不及。也就是說，“過猶不及”的毛病在冉求身上體現得最為充分，因此其他的學生們完全可以批評他、不敬他、攻擊他、聲討他。這是孔子拿冉求與子路比較，而對其他學生的一種批評。這也就是孔子的對最佳行為方式的描述，以及孔子的一種價值觀。
自夏啟王天下以後，曆朝曆代的各國的統治者莫不想使自己的國家民富國強，然而他們的思想觀念隻有一個，即依靠自身強大的武力來使自己更加富裕，使自己的國家更加富裕，這就使人類之間的戰爭愈演愈烈。隻有周文王是依靠愛民政策而贏得了民心，從而使周武王能輕易地取得天下。周文王的這些思想以及所作所為，就是後來的老子所說的：“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道德經·六十八章》）”既然以慈愛來對待人，那麼，即使是善於作將帥的人也不輕易動武；因為戰爭的目的一是侵略，一是抵抗侵略。侵略不是慈愛，抵抗侵略也要懷著慈愛的態度，不以殺人為目的。這個意思老子在前麵說過：“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誌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道德經·三十一章》）”如果在抵抗侵略的戰爭中也失去了慈愛之心，那就與侵略戰爭一樣了。而且，善於戰鬥的人不輕易發怒；這是因為人一發怒就容易衝動，就容易失去理智，而失去理智則就可能失去慈愛，也就不可能取得勝利。
後來的孫子在《孫子兵法·謀攻》中也表達出這種思想：“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也就是說，不進行戰爭而使天下歸服，才是治理人民的最上等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