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變為共和政體後，陪審團成員長期由元老院議員壟斷。公元前133年提比利烏斯·森普羅尼烏斯·格拉古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將陪審團成員由全部為元老院議員組成改為由元老院議員和“騎士階級”各占二分之一。但是，他死後，這項改革未能形成法律。公元前122年，提比利烏斯的弟弟蓋烏斯·森普羅尼烏斯·格拉古提出新的《陪審員改革法》法案，將陪審團成員改為全部由“騎士階級”的人士組成。這個法案在公民大會上獲得了通過。到了公元前82年，獨裁官蘇拉又將其改回為陪審團成員全部為元老院議員組成。
公元前70年，奧利烏斯·科塔的弟弟在得到龐培和克拉蘇兩位執政官積極支持後，提出了陪審員製度改革的新法案，把陪審團成員的組成改為由元老院議員、“騎士”和平民三大階級各占三分之一組成。
由這個改革法案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公元前70年龐培與克拉蘇已成為各自支持階層的利益代表，龐培代表的是以士兵為主體的普通平民，克拉蘇則代表著日漸興起的經濟界。
關於龐培與克拉蘇二人的政治目標和政治取向，曆史研究者眾說紛紜。從這二人日後的行為來看，我怎麼也看不出他們二人有始終如一的明確的政治取向。特別是龐培，日後又變成了“元老院體製”的“守護神”，因此他在這個時期的所作所為，並不是真的以保護民眾利益為目的。
我這樣說並不是誹謗龐培。以他的性格，他隻做他認為必要的事情。盡管他確實做了一些有益於民眾的好事，但這也不過是為了證明他的“善舉”。說穿了，做那些他認為“必要的事”，都是為了選舉政策，也就是爭取更多的選民支持。因為在共和製的羅馬，決定任何事情都需要公民手中的“票”。
蘇拉是個善惡分明的人，為此他常常招致憎恨，但沒有人蔑視他。蘇拉有自己明確的政治目標，那就是讓“元老院體製”具備應有的機能，再度發揮領導作用。為了達到這個政治目標，蘇拉清楚不能太在意“選票”。他堅信隻要再度確立以元老院為核心的共和政治體製，就能夠解決羅馬所麵對的各種問題。蘇拉的確有些懷舊情結，但他把問題看得很透徹--如果不能堅持己見，稍有懈怠，順從所謂的“民意”而置國家利益於不顧，改革就會半途而廢，共和政體就會堅持不下去，那就隻有實行君主政體了。在這一點上，蘇拉其實是個罕見的現實主義者。
希臘曆史學家修昔底德評價伯裏克利統治時期的雅典是“外觀是民主政體，實際是由一人支配的國家”。但是，不僅後世的我們，就連古代的羅馬人也知道，“獨裁者”伯裏克利死後，雅典淪為由無知大眾推動的政治格局，做出了很多愚蠢可笑而痛苦不堪的荒唐事，以致流傳下來“眾愚政治”這個專有名詞。對當時的雅典政治感到絕望的，不僅是哲學家柏拉圖，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甚至說出了“民主政體不適合治理大國”這樣的名言。民主政體，並不是絕對的“善政”。與其他政治製度一樣，民主政體也有正負兩麵，聽其自然往往會成為危險的政體。
蘇拉是個清醒的政治家，由於他自己實施了獨裁統治，他更加致力於構架一個能夠在將來排除獨裁危險的政治體製。在共和政體的羅馬，也隻有獨裁官能夠不受選票的左右自主製訂政策。
曆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們，都要求政治家有明確的政治目標，這自有其道理。如果統治者想維持一個沒有明確政治目標的政治格局，其實行的政策就會左右搖擺，結果是徒增國力的消耗。
但如果把視點轉移到被統治者這一方麵來又會如何呢？被統治者可能會這樣評價--我不管你有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隻要你把國家治理得還不錯就可以了。
蘇拉公元前83年決意登陸意大利，用武力來推翻秦納執牛耳的政府時，曾公開發表聲明，表示自己一定會遵守關於在意大利半島居住的自由民與羅馬公民享有同等權利的法律。身為保守主義者的蘇拉，內心深處肯定不認可這個政策，但在當時需用武力征服意大利的形勢下，沒必要因固守自己的政治信念而實行與全體意大利人為敵的愚蠢政策。蘇拉違心作出的聲明，當時對蘇拉似乎不是個好事。但從結果來看，這個聲明對蘇拉，對意大利半島上居住的大多數人，對整個羅馬國家來說，都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