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明代徽商也常常以較低的利率來爭奪市場。如《休寧率東程氏家譜》載：明代徽商程鎖“中年客溧水，其俗春出母錢，秋倍收子錢。長公程鎖居息市中，終歲不過什一，細民稱便，爭赴長公”。此前，溧水縣有“倍收子錢”的高利貸資本；程鎖以“什一”之利經營，取勝是意料之中。又如《金陵瑣事剩錄》載，明代南京“當鋪總有五百家，福建鋪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鋪本大，取利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貧民。人情最不喜歡福建”。典商利率的高低與其經營的規模效益相關。福建典商資本小，必依賴於高利率方能生存，而隨著市場的逐漸成熟，規模偏小的高利貸資本必然要被淘汰。明清兩代官方對典當利率有原則規定：“每月取利，並不得過三分。年月雖多，不過一本一利。”月利三分是明清典商對外經營的一般分寸。上麵介紹的清道光時徽商典當鋪會票月利皆在一分二厘，是典商內部資金拆借的利率，即典商資本的成本利率。
有研究者認為，明清典當商以高利貸盤剝人民，不勞而獲，坐享厚利，無風險可虞。其實不盡然，尚需具體分析。通過清代徽典會票可以看出：典商資本的成本利率為月利一分二厘，對外放債時月利三分，典商所獲一般為月利一分八厘。這應是正常的商業利潤。且典商也存在著巨大的經營風險，如銷毀呆帳——“焚券”者大有人在。從許道豐典所立會票的批注來看，典商的經營及其資本運作已難以為繼。清道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立會票原約定：“來年秋間本利一並歸還”，而批注雲：“十一年十二月收還本乙千兩。息未收。”清道光十年正月初九日立會票，原約定時間為“對周”，而實際還貸已經兩年，利息分文無收。這反映了鴉片戰爭前夕徽商金融資本的窘態。
徽州典商簽發會票，在異地劃撥資金，實現資本流動，是一項經常性的金融業務。筆者見到一份《道光二十六年汪氏典業鬮書》，其產業按四房分析，並定有析產十四條。第八條載：“各親友附記存本墨議，均已載清。此外四典並無會票在外。”這是清代徽典普遍簽發“會票在外”的確鑿證據。會票廣泛運用於資金流動，表明業內已建立起良好的商業信用。此汪氏四房典業在分析產業之前已經將會票賬目結清。汪氏典業大房鬮分得資本共足錢五萬五千二百四十七千八百三十文，其中親友等存款四項達一萬五千二百七十九千九百七十三文，約占總資本的28％。其具體數字為：“收公項撥來生息本足錢肆千柒百千文；收各親友存公項撥來生息本足錢叁千五百千文；收自親眷存公項撥來生息本足錢陸千五百千文；收本典各友附生息本足錢五百柒拾玖千玖百柒拾叁文。”由此清晰地看到清道光年間徽典的資本構成。將生息資本存入典鋪的“親友”“親眷”“典友”等客戶，大約不出徽商血緣和徽州地緣的範圍。顯然，與明代徽商資本“皆稱貸於四方之大家”相比，清代徽州民間金融投資階層更加擴大。受徽商的影響，徽州民間金融意識較為普遍，即使農民簽定承當賦役合同，亦言定違約者充賠“照依當店起息算還”。
許道善典和許道豐典所立會票，中人同為“見會許晴川翁”。道善、道豐可能是同宗兄弟。徽商所立會票和借貸券一樣，須有中人擔保。擔保人一般家道殷實，人品較好，有信用；在票券上署作“見會”、“憑中”、“中”等。許晴川同為兩典作“見會”，表明他是許氏家族中一位信譽度頗高的長者。作金融擔保要承擔連帶責任，在金融擔保中甚至有債務人不能清償而由擔保人代為償還的例子，這表明徽州民間金融業務發達，而商人的契約意識則更強。
通過以上簡析可見，徽商典當鋪會票具有豐富內涵，是商業信用的產物。在跨入近代社會門檻之前，作為中國最大商業集團之一的徽商，其信用經濟已經構成。俗諺雲：“無徽不成鎮”，徽商集團支持了信用經濟的形成。
（二）“錢生錢”的好生意
號稱江淮第一當鋪——李鴻章當鋪
徽商中有不少人出身貧寒，最初的經營資本來源於自家房屋，或者妻子的首飾，甚至是衣裙的賣價。做了幾筆買賣之後，又想把生意做大，有的隻好向典商去借貸。有了當初千辛萬苦的經曆，後來發了大財，也就有了放債的強烈欲望，這畢竟是“錢生錢”的最佳途徑之一。他們放債的主要方式就是經營典當業，其實就是高利貸，城鎮出現的當鋪、銀號都屬於放債取息的經營方式。
明清時期，徽商經營典當業是不遺餘力的。尤其是休寧人，幾乎把典當業視為他們的專門職業。休寧的商山吳氏，自明中葉以來就經營此業，以致“家多素封”，聲勢煊赫，是休寧著名的望族。明代小說《初刻拍案驚奇》中描寫商山吳氏有個大財主，擁有家私百萬，號稱“吳百萬”。這個財主就是經營典當業的“大朝奉”。歙縣商人也多熱衷於經營典當業。歙縣的岩鎮，在明末就號稱子錢家之藪，致使該鎮成為富甲一方的都會。徽州其他各縣以典當為業者也不乏其人。
明清徽商之所以如此癡迷於廣開典當鋪，其原因主要還是在於典當業風險較小、獲利豐厚。要明白這一點，必須首先弄清當鋪的製度。
當鋪收當物件，首先要由當商進行估價，估價時當商都盡量壓低該物件的實際價值，當物人明知估價過低，為了急於借貸銀錢，也不敢爭辯。當鋪慣例，“值十當五”，即所當物件如果估價10兩銀子，隻能借貸5兩銀子，這借出的銀子又是按月計息的，如清初有的當鋪就規定：
十兩以上者，每月一分五起息；一兩以上者，每月二分起息；一兩以下，每月三分起息。貧民衣飾有限，每票不及一兩者多。隔一二年，本利合算不能取贖，每多沒入。
貧窮者借了高利貸，哪裏還會有“翻身”的機會，拿去典當的東西，大多有去無回。而典當老板則是以半價形式變相收取各種抵押品，如果有人想贖回，則往往是要支付高於原價幾倍的價錢。
由此看來，典商與行商相比，因其經營的不是一般商品，故不用擔心隨著市場行情的波動，商品有積壓貶值的風險。隻有人求於己，罕有己求於人。
另外，典當業稅額極低，也是刺激徽商投資典當業的重要原因之一。投資開當鋪與投資買地相比，至少有兩個優點：買地佃人也能坐享其利，但得利多少卻與年成豐歉大有關係，而典當卻旱澇保收；田地要繳納賦稅，而且賦稅往往越來越重，而典當雖也納稅，稅額卻低得驚人。以清代為例，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國共有當鋪18075座，收典稅90375兩；清嘉慶十七年（1812年），全國共有當鋪23139座，收典稅115695兩。平均每座當鋪一年隻收稅銀五兩。一個有數千金至數萬金資本的當鋪，每年隻納數兩典稅，不能不謂之極低。
（三）典肆遍布全國
遍布全國的當鋪
明清時期，徽人開設的典肆遍布全國，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資本之巨，都是其他商幫所難以比擬的。他們從中獲取的豐厚利潤，可以通過俞樾《右台仙館筆記》中記載的一則故事來驗證：
許翁（名不詳），歙縣人，由於世代經營典業，因此家中巨富。到許翁這一代，在江浙間已開有典鋪40餘所。許翁不善言辭，但為人極忠厚，商譽日隆，生意日盛。如果他的後代能夠繼承這份家業，生意規模自然會越做越大。
遺憾的是他的兒子們不爭氣。三四個兒子在金錢中長大，漿酒霍肉，錦衣玉食，奉養超過了王侯，蓄有家僮一百數十人，馬數十匹，青驪彤白，無色不具。這些兒輩們每次出門，均前呼後擁，炫耀於閭巷之間，自然常常幹出些違法的事來。
一天，官府以“豪橫鄉裏”的罪名派人持文書來逮捕這幾個兒子，他們才害怕起來。於是上下打點，行賄求免，費了不少金錢，官府總算網開一麵，饒了他們。
按說，經過這次教訓，許翁的兒子們應該改邪歸正，重新做人了，可是他們卻在一起商量：“看來，家鄉不可呆了，何不出去遠遊呢！”於是，各人備了舟車，出遊江浙間。凡是家中所設典鋪的地方，他們都無遠不至。每天都拿出紙條到典鋪取錢，取出就花天酒地一番，花完再到鋪中索取。鋪中掌櫃如加勸阻，他們即發怒道：“這都是我家的錢，不關你的事。”更有甚者，他們還讓自己曾逍遙過的娼家妓院徑自到典鋪取款，不給則鬧。總之，他們每到一處，該處的典鋪就要遭殃，各處掌櫃紛紛派人送信給許翁，告知此事。
由於這些兒子野性難改，根本不服管教。許翁無奈，隻好寫信通知各處典鋪，定於某月某日，同時關閉，企圖以此來阻止兒輩的任意揮霍。
可是這樣一來，典鋪中的掌櫃、夥計們不滿了。他們認為許翁這樣做，豈不是叫他們一個個都失業了嗎？於是許翁索性解散典鋪，自管事到夥計每人贈送若幹銀兩，打發他們另謀生路。當時規定，按典鋪之大小，管事者每人給1000兩至2000兩銀子，以此遞減，至廝役扈養也皆有份，最少者也給錢10兩。最初，許翁未曾仔細計算究竟需要多少銀錢，便做出了這項決定，待到會計按籍簿人數發款時才大吃一驚，許翁共有40多所典鋪，人數及2000，由於各人都如數拜領而去，因而致使許翁“數百萬之資，一朝而盡”。
三、徽茶香飄海內外——茶商
徽州地處亞熱帶，重巒疊翠，霧色空檬，土地肥沃，氣候溫和，宜茶宜林，茶葉便成為徽商賴以發跡的主要行業之一。
大清茶商
據史料記載，徽州商人四出經營茶葉，始於明代。而徽州的茶葉買賣是很早的。唐元和十一年(816年)，詩人白居易的著名詩篇《琵琶行》中曰：“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說明原屬祁門之浮梁，遠在1100多年前就已成為茶葉的集散地。唐鹹通三年(862年)，歙州司馬張途著的《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中所載：“千裏之內，業於茶者七，八矣。由給食、供賦，悉恃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鹹議，逾於諸方。”可見當時祁門茶市相當興隆。宋代《貢茶錄》所說的：“早春英華，來泉勝金”，諸名茶皆出自徽州。
徽商經營茶葉，有茶號、茶行、茶莊、茶棧等多種類型。“茶號”猶如當今的茶葉精製廠，乃從農民手中收購毛茶，進行精製後運銷。“茶行”類似牙行，代茶號進行買賣，從中收取傭金。“茶莊”，乃茶葉零售商店，以經營內銷茶為主，後期亦少量出售外銷茶。“茶棧”，一般設在外銷口岸，如上海、廣州等地，主要是向茶號貸放茶銀，介紹茶號出賣茶葉，從中收取手續費。
徽商的內銷茶經營，謂之“茶莊”，明代即有茶葉運銷京津的，邇後遍及東北、魯、豫、江、浙、滬等地。清代是徽州茶商的鼎盛時期，乾隆年間，徽商在北京設有茶行7家、茶莊千家以上，在津、滬開茶莊也不下百家。茶葉經營日盛，由大城市延伸到小城鎮，江、浙等一些小鎮也有了徽籍人開的茶店。其時汪茂蔭的祖父汪槐康就在通縣開設森盛茶莊。當時，內銷茶花色品種甚多，有鬆蘿、六方、毛峰、烘青、炒青等數類數十種，後又有各種花茶，所以有“茶葉賣到老，名字記不清”之說。茶商在外開茶莊、茶行很快發跡者，各地均有，明清歙人吳景華、吳永祥、吳熾甫在京經營茶葉，均成為赫赫巨富。
徽商的外銷茶經營，謂之“洋莊”，始於清嘉道年間。當時英國控製印度，大量鴉片輸入我國，換取絲茶。徽商開始是“漂廣東”，由於海禁，當時買賣雙方隻能在船上做交易，價格茶商可以自主，因之利潤較高，謂之“發洋財”。五口通商以後，交易地點慢慢轉移到上海。婺、休、歙三縣茶商因新安江運輸方便，故集中在屯溪設號精製，得名“屯綠”，銷往俄國和歐美國家。在“屯綠”外銷興盛的1920年，屯溪茶號達109家之多，故有“未見屯溪麵，十裏聞茶香，踏進茶號門，神怡忘故鄉”和“屯溪船上客，前渡去裝茶”之詩句。1875年，自閩罷官回鄉的餘幹臣，在祁門按“閩紅”的製作方法，改“綠”為“紅”，從此，祁門功夫紅茶開始問世，銷往國外。“祁紅”茶號也發展到近百家。1915年，“祁紅”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榮膺金獎。
茶香
茶號係季節性經營，然徽州茶商並不閑暇。他們多半兼營其它行業，或開錢莊、布店、南貨店，或為木材、糧油行商。在上海茶界的鄭鎰源，洪純之兩巨子，就分別兼營錢莊和綢、瓷業。一些中小茶商，在茶季來臨時，將資金重點投入茶葉，茶葉脫手，又在滬、杭采購各類商品回徽州販賣，所以徽州茶商大都家大業大，根基甚牢。
曆來茶商均是各自經營，清末吳俊德、洪其相發動建立六邑茶務總會，才有了茶商組織。30年後改為茶葉公會，但都是辦理日常事務，並不研究生產經營。且徽州茶商素無外貿機構的設置，這就給外商造就了機會，他們操縱市場，盡量壓低外銷茶價，有些茶棧也以回收貸款等方式施加壓力，迫使外銷茶商就範。抗日戰爭開始，渠道不暢，外銷阻滯，“祁紅”與“屯綠’出口日漸減少，1944年，由最高收購26萬擔，下降到7萬多擔，當時，多少茶商為之衰歎!
（一）茶葉的故鄉
徽州是茶葉的故鄉。徽州有著悠久的種茶、製茶曆史。
“高山雲霧出名茶。”徽州處於皖浙贛交界地區，地貌以山地、丘陵為主，屬於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這裏無酷暑和嚴冬，降水豐富，並有環抱的山巒擋風，密林遮蔭，泉水滋潤從而為茶葉的生長提供了天然樂園。
徽州何時開始種茶，文獻已難稽考，但至遲在唐代已經大量種植了。唐代，歙州（徽州）的祁門地區已是著名的產茶區，祁門茶“色黃而香”，有點類似今天的黃山毛峰，是一種時尚的茶葉。
宋代徽州茶葉種植麵積擴大，其製茶業已有發展，分有多種名目和等級，其名茶有：早春、英華、耒泉、勝金、紫霞、雀舌等。
明清時期歙縣所產綠茶聞名天下，其又有不同製作方法，綠茶佳茗有十幾種等級，如珍眉、鳳眉、蕊眉、熙春、付熙等。另外，鬆蘿茶、黃山毛峰、老竹大方等不少茶葉名品也被創造出來。
由於海外對紅茶的需求刺激了徽州人的靈感，因此鴉片戰爭以後出現了祁門紅茶。當時胡元龍、陳烈清等相繼在祁門西南鄉創設茶廠，廠名分別叫“胡日順”、“陳怡豐”。他們最早引進西方的焙茶技術，招工授以焙製方法，生產出中國第一批祁門紅茶。
名揚四海的皖茶
其實茶葉曆來是徽州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當時就有“茶葉興衰，實為全郡所係”之說。況且茶葉是當地出口海外的少數特產之一。
明清之際，海內外飲茶風氣普及，徽州茶商自然是忙得不亦樂乎。他們的活動範圍大為擴展，營銷規模也達到鼎盛時期。在從事茶葉貿易活動中，徽商多采取茶葉收購、加工、運輸、銷售的“一條龍”經營。
徽州茶商收購茶葉，多去著名的產茶區收購。其中徽州本土自然是徽商收購茶葉最重要的茶區。一般外來茶商大都有固定的采購對象，因這是商業機密，故都不大願意透露。而當地徽州茶商有的是自己種茶、製茶、售茶，有的是專門收購和推銷。於是外來茶商所不知的茶區，就成了他們出奇製勝的法寶。
（二）徽商的茶路
手工製茶
徽州茶商運出本地茶的路線有水路和陸路之分，水路主要是借助新安江、青弋江等水係，輾轉大運河北上。也有經新安江東下，經杭州轉運至上海，然後經海運北上，抵達津京地區。在這兩條水路上販運的徽茶，被稱為“京莊”茶，這主要是內銷茶葉。
徽州茶商從陸路南下，以屯溪為始點，往西南行經休寧、祁門，在倒湖附近進入江西地界；途經浮梁縣、景德鎮、獅子山等地，抵達江西省南昌府；再由南昌府南行，在梅嶺頭入廣東省界；複經南雄關、韶州府、英德縣、清遠縣、三水縣，最終到達廣東省城廣州。茶葉在廣州出口，運銷各國，這稱之為“洋莊”茶，意指外銷茶葉。
徽商的茶葉銷售，大約在道光初年，逐漸形成了“內銷”和“外銷”兩大體係。相比之下，經營外銷茶的利潤很高。當時徽州茶商把奔赴廣州從事對外貿易稱為“漂廣東”、“發洋財”。徽州地區流傳著一句諺語：
做廣東茶發財如去河灘拾卵石。
茶肆
說明經營茶葉對外貿易，獲利頗豐而且容易，所以去廣東業茶的徽商很多。
如大名鼎鼎的鐵路建築工程師詹天佑，原籍徽州婺源，出生於廣東南海縣，這與他的祖輩到廣東業茶有關。史書記載：詹天佑的曾祖詹萬榜於18世紀初到廣東業茶，到其祖父詹世鸞時，家中已經積累了巨額資產。清同治二年，一群茶商遭遇火災，不能返鄉，詹世鸞“慷慨資助，不下萬金”。能夠拿出萬金資助別人，可見其資本是十分雄厚的。
民國期間，徽州著名的外銷茶商吳榮壽在屯溪專製外銷茶，先後在屯溪開設18家茶號，年銷數千擔，最多時年銷達2萬擔，幾乎占“屯綠”外銷總量之半數。每年雇傭長工300餘人、臨時工700餘人，民國七年（1918年）獲純利10萬餘兩白銀，被稱為“茶葉大王”。
“五口通商”之一的上海開埠後，因從徽州去上海隻需20天左右便可到達，比去廣州需要的兩個多月時間大為減少，故徽州茶商開始大批進軍上海，這裏遂成為19世紀中期以後徽州茶商最集中的地方。在滬的徽州茶商有的從事對外貿易，有的從事批發零售，有的兩者兼營，大多能夠致富。
（三）祁門茶商與教育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宣布廢科舉、興新學，祁門開始籌辦新式學校。僅從資金投入上看，辦新式學堂所需之多，是舊式私塾不能相比的，若沒有茶商鼎力相助，祁門新式教育是很難創辦的。1905年後，祁門南鄉熱衷於桑梓教育的幾位知名人士康特璋(即康達)、王璋、胡雲龍等，首倡在南鄉中心地點平裏，籌建新學一所。這幾位發起人中，胡雲龍是當地知名的大茶商，專門業茶。康達、王璋兩人是祁門知名人士，前者後來曾任江西景德鎮總商會會長；後者跟隨過孫中山參加民主革命。二人雖均不以業茶為生，但家中亦經營有茶號。他們熱情很高，經過協商議定：學校定名為“梅南小學”，經費除幾位茶商慷慨解囊外，另報請縣政府附征茶厘，按每元3厘，由學校向各茶號征收；校舍由康達的“會同康”茶號改建而成，就這樣，祁門第一所新式學校，在茶商們的積極襄助下破土建成了。
此後，祁門縣又陸續建立了不少新式學校，如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在縣城東山書院建成的“祁門縣立高等學堂”，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在曆口成立的“西鄉鄉立高等小學”，民國二年(1913年)閃裏成立的“祁門西鄉第六區公立小學”等十餘所小學，以及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秋創辦的“私立祁閶初級中學”等，茶商除捐輸甚多外，茶捐還成了學校經費的一項重要來源。
茶市上的茶農
這一點，1933年祁門茶業改良場出版的叢刊《祁門之茶業》中有過具體敘述：“祁門教育經費，極形支絀，每年約一萬二千五百元。計縣立完全小學二所，公立完全小學二所，私立完全小學三所，私立初級小學二十四所，其經費來源，以茶捐收入為大宗。其征收方法，如西南鄉私立小學，則於當地園戶賣茶，每斤認茶捐二厘，並由各茶號代收。紅茶每箱洋一角五分，按茶每件(內計十條每條五斤)洋一角二分五厘。唯各鄉茶捐，概由地方自行征收，應本區學校之用。縣教育局複收縣捐一次，即紅茶每箱按茶每簍(計重五十多斤)收洋二分五厘，以供縣教育經費之需。去年(1932年)茶價衰落，各號箱數亦少，教費直接受其影響，頓感短絀，各鄉立小學遂提前放假，藉省開支。茶業之隆替，有關教育之興廢，可謂密切矣。是欲謀教育者，亦不可不別謀振興茶業之道矣。”
由此可知，當年為了籌措辦學經費，曾專門開征茶葉教育捐，分縣捐和鄉捐兩種。縣捐征收機關為教育局，鄉捐則由鄉立小學收取，具體征收事務均由茶號代為辦理。當然，真正承擔教育捐費的，還是全縣廣大茶農。但不可否認，茶商們在其中起到了不少積極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當屬大茶商謝步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