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步梯(1888—1947)，祁門南鄉板橋山人。為人擅長經營，以做紅茶生意而致富。他在塔坊開設“協大”茶號，在祁城開設“聯大”茶號，均以資本雄厚而著稱，富甲一方。謝步梯十分熱心地方教育事業，1929年，他在南鄉倡議集資興學，首先帶頭捐出巨款，並捐出家中茶號裏的幾間房子，改建成兩間教室，學校命名為“私立塔坊育英小學校”，於是年秋招生開學。
謝步梯被公推為育英小學董事長後，又四下募捐，將校舍擴建成為一所前後三進一上下兩層的新校舍，除有數間教室外，還有大禮堂、會客室、校長室、書報室、台球室、教員室、學生宿舍、廚房和飯廳等，規模很大。條件之好，在當時全縣小學中，首屈一指。尤為難得的是，謝步梯在學校推行新的辦學主張，他提出三條意見：一是要以高薪選聘良師；二是走讀生免收學費和雜費；三是遠道的寄膳生，隻收大米不收菜金。這樣，塔坊及四周的貧苦兒童，慕名紛至遝來，使學生人數達到120人以上。這在當時鄉下小學中，實屬獨一無二。
1939年，育英小學建校十周年之際，謝步梯因熱心地方教育，受到國民政府教育部表彰。同年，祁門茶商創建私立祁閶初級中學，謝步梯又即席首開紀錄，捐助大洋3000元，捐輸之多，名列榜首，1942年冬，育英小學不慎發生火災，學校首、中二進房屋，全部燒成灰燼。惟末進廚房飯廳和謝步梯存放在飯廳裏的箱茶，幸免於災。當地百姓麵對火場慘景，莫不大興修複困難之感慨，擔心小學就此倒閉。對此，謝步梯安慰大家說：隻要我的箱茶無損，修複可以無慮矣!果然，不出一年，在他獨家讚助下，學校修複如初。
四、洪濤大浪驚不醒——木商
木材貿易是徽商經營的一個傳統項目。徽人做木材生意，至遲始於宋代。與其他行業相比，做木材生意可以說是一種比較擔風險的買賣了。正如方誌所稱，徽州木商“以其貲寄一線於洪濤巨浪中”。如果把木排比作褐色的長龍，那麼，在幾個世紀中，擁資巨萬的徽州木商正是憑著自己的膽識，駕馭著這條長龍，衝破驚濤駭浪，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架設牢固的橋梁。
水上運輸
古徽州轄歙、黟、休寧、祁門、績溪、婺源六邑，木商以婺源為著，休寧次之，祁門、歙縣等又次之。“婺源賈者率販木”，勢力最為雄厚。光緒《婺源縣誌》載：在湖南德山，“婺邑木商往來必經其地，簰夫不下數千人”，並披露說徽州木商在水中放木排用的竹纜繩(篾纜)，是由名噪一時的婺源木商程文昂始創的。
徽州多木商，與當地山多田少、水路交通便捷的地理條件，以及民間靠山吃山、種山養山的風俗習慣有必然的內在聯係。宋歙人羅願在《新安誌》中說：“民以茶、漆、紙、木行江西，仰其米給”，又說“休寧……山出美材，歲聯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在徽州任過司戶參軍的南宋詩人範成大在他的一個集子中也記載說：“休寧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種杉為業。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難窮，出山時價極賤，抵郡城已抽解不貲。”徽州之木，鬆杉為多。民間栽杉以30年為期一伐，謂之拚山。以種杉為業的徽民，將成材的鬆杉作為商品拚給專事木材販運的商人，賺取貨幣收入，再去換取生活必需品。據傳，當年南宋遷都臨安(杭州)，大興土木，所需木材，多由徽州木商提供。
徽州木商拚木販木，講究季節性和周期性，采伐販運的過程也有一定的規律。清代休寧人趙吉士在《寄園寄所寄》中就有這樣的記載：“徽處萬山中筆，每年木材於冬時砍倒，候至五六月，梅水泛漲，出浙江者由嚴州，出江南者由績溪，順流而下，為力甚易。”木商的整個經營活動，包括拚山、采伐、加工、運輸、銷售等環節。他們在深入產區“采判木植”的基礎上(俗稱“買青山”)，於冬季雇傭木客上山砍伐，蹲山棚、做“白杉”(徽人稱刮去皮的杉木為“白杉”)或鋸鬆板。爾後，將“白杉”或鬆板馱運下山，堆放穀地。再就是量尺、打印、編排等等，要整整忙一冬，候至次年五六月，梅水泛漲，再編成浮排置入小川小河之中，運到水路交通幹線之岸，由排工編成大排，順流而下。如果是在徽州本土販木的話，那麼這最後的出口商路一般有二：一是出浙江者，由歙縣浦口順新安江而下；二是出江南者，由績溪順流而下。
徽州木商的活動範圍，並非局限在本土拚山販木，他們還遠赴其他產地采購木材，轉販求利。與徽州接壤的浙江、江西，是徽州木商販木最為活躍的省份。明代浙江開化的杉木，幾乎全部仰給徽商拚木。崇禎《開化縣誌》中說：“開(化)地田少，民間惟栽杉木為生……杉利盛時歲不下數十萬……然而仰給於徽人之拚本盈”。清初成書的《醉醒石》第四回中提到：家居衢州開化縣城外的徽州婺源籍人程翁“是個木商，常在衢、處等府探判木植，商販浙西南直地方”。《詳狀公案》中記載徽商王恒帶家丁隨行十餘人到常山販杉木，一次拚買丁氏山林即“用價銀一千五百兩”。浙江嚴州淳安、遂安兩縣多山，盛產木材，徽州木商亦“歲經營其間”。
徽州木商還深入到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少數民族地區去采販木材。關於這方麵的記載，在《婺源縣誌》裏是最多的。湖南木材主要產於湘西山區，這裏多有苗族人居住，故所產木材又稱“苗木”。清康熙年間《婺源縣誌》中說當地木商“販木苗疆”，指的就是到湘西山區販“苗木”。不論是“販木湖南”，還是“貨木三楚”，所販之木，皆編排放入長江，輸往江南等地。
木材的廣泛用途
值得注意的是，徽州木商還在一些商埠重鎮開設“木行”。所謂“木行”，即舊中國經官府批準設立的一種專為木材買賣雙方說合交易，抽收傭金，監督商人納稅，並向官府繳納牙稅的一種專業組織。徽州木商在外埠開設的木行，以舊時杭州候潮門外的“徽商木業公所”最為出名。據《徽商公所征信錄·序》載，該木業公所“(於)乾隆間，創自婺源江揚言先生，其子來喜又於江幹購置沙地，上至閘口，下至秋濤宮，共計三千六百九十餘畝”。鹹豐、同治年間，公所被焚，木業一蹶不振。清宣統初年，經木商江城(婺源人)等人倡議重建，棟宇重輝，規模重整。清末民初，休寧木商江錦山開設在杭州閘口的木行，也是很出名的。據新編《休寧縣誌》記載：民國時期，休商在杭州開設的木行很多，程友恭開設的三三木行，資金250萬元。張天佑、張彥昭開設的乾記木行，有資金400萬元。
曆史上徽人經營木業而出人頭地者不乏其人，他們往往利用替宮廷采辦木材的機緣而大富。如，明萬曆年間修乾清宮、坤寧宮，徽州木商在北京大肆活動，利用采辦官物，進行木材走私。據陳眉公《冬官記事》載，當時婺源木商王天俊等“廣挾金錢，依托勢要，鑽求割創付，買木十六萬根，勿論夾帶私木不知幾千萬根。即此十六萬根，稅三萬二千餘銀，虧國課五六萬兩”。又如，明天啟年間，歙縣西溪南人吳養春在黃山占有山場2400多畝，每年單木材一項收入就有幾萬兩銀子。天啟皇帝在北京建宮殿，都用了他的木材。再如，明崇禎七年工部修造皇陵，祁門木商廖廷訓受命采購木材，詔贈“禦商”。
（一）販運木料發家
徽州處在萬山叢中，北有雲都之稱的黃山，南有峰巒疊嶂的天目山，綿延不絕。徽州地區屬於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降水豐富。夏季無酷暑，冬季不嚴寒，因此不利於農作物的生長，卻成了竹木生產的基地，森林覆蓋率很高。其中有許多珍貴樹種和經濟林木，如楠木、樟木、青檀、杜仲、棕櫚等。特別是杉木，木理通直，堅韌耐腐，是上等的建築用材。另外，徽州還有滿山遍野的毛竹。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自然雖然沒有給徽民提供良田沃壤，但卻賜給徽民山林竹木之利。山林便成了衣食之源。早在南宋時，徽州人就利用新安江及其支流，如練江、浙江、豐樂水、布射水等把當地的木材和各種特產運出，並把大量糧食運回。明清時期，江南木材市場擴大，新安江變成了“黃金大道”，販運木料的徽商隻在水上跑跑便能發大財。
徽商一般是在冬天將林木砍倒，其刳掉樹皮的，稱為“白梢”，不刳掉樹皮的則稱之為“紅梢”。然後經過一段時間的風幹，打上物主的印記（用斧頭砍出一種標誌性的痕跡），第二年春天溪水上漲時，放流至新安江。
水運木材也有兩種方法：其一被稱為“趕羊”，即不紮排，把砍下的林木堆到山溪河道旁，等春季漲水時順流而下。另一種就是紮成木排，一般是在大河道彙集後，再采用此方法。據說這是清代婺源木商程文昂首創的，他因地製宜，將毛竹劈開製成篾纜，用以紮成大木排，省工省錢，而且異常牢固，減少了木料流放的損失。其他木商紛紛效仿此舉。
每年五六月，雨水充足，新安江陡漲，河麵頓時寬了許多。這時河麵上漂浮著一排排紮好的木排，宛如一支規模龐大的船隊，前後相接，場麵壯觀。木排在水夫的“控製”下，順流而下，不時濺起堆堆浪花，水夫的尖叫聲在彎彎曲曲的江麵上回蕩，驚心動魄的場麵隨時可能發生。如果一不小心掉進江心激流裏，此命就嗚呼哀哉矣。有多少木商與水夫做了水下冤魂，長流不息的新安江自有記載。
這些放排的木料，大多是杉木，休寧、祁門、歙縣是杉木的主要產區，其中休寧產量最多。在明清時，以婺源地區的杉木質量最佳，深受廣大用戶歡迎，婺源不少富商就是靠販運木料發跡的。
（二）販運木材的風險
新安江水年複一年地流淌，它大大小小的支流，又把徽商的視野帶向更為廣闊的空間。膽大的徽商便溯長江上行，進入四川、雲南、貴州的深山老林，與當地土司頭目打交道，並雇傭身強力壯的夥計，砍伐樹木。然後放木排，順江而下，直達南京等地。
有的徽州木商南下江西等地，將在江西各地買的杉木運到饒州造捆紮筏，然後放流鄱陽湖，北上入長江，沿江運往長江下遊兩岸。
長江沿岸的城鎮是徽州木商活動的重要地點。南京是長江下遊地區的木材運往江南各地的最大中轉站，徽州木商在此人數眾多，資本十分雄厚，他們還在上新河一帶建有徽州木商會館。
鎮江是長江木材由運河北上南下的航運樞紐，蘇州和杭州也是江南木材轉運的重要基地。徽州木商在這些城市都有同業公所和會館，並且他們的經商足跡還深入到鄰近地區。
販運木料的徽商，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經營木材和經營其他商品一樣，要受到市場供求關係的影響，優質木料市場上供不應求，能賺大錢，但大多生在深山老林之中，道遠山深，采伐極其困難。即使伐倒，運出也相當不易。甚至出現“一木下山，常隕數命”的高度危險情況。而且，由於木筏常年漂浮於洪濤巨浪之中，因此稍有不慎就會遭受很大損失。遇到江潮、風暴或火災等，也都會讓商人們損失巨大。
盡管在運輸木材時，“以其貲寄一線於洪濤巨浪中”，有很大風險，但徽商中經營木業的仍然很多，利潤豐厚乃是其中的關鍵。木商們心裏明白，隻要他們善於經營，多能發家致富。南宋時有人就說：一根木料出山時大概不值一百錢，而運到浙江後就能賣到兩千錢。除去關稅、運費，其利潤自然是可觀的。明清時期亦然。當時有個董姓商人運木時碰到漲水，木材漂失大半，他把剩下的小半出售後依然能夠還本，如果不遭損失，這一趟經營下來，定是狠賺了一筆。
五、囤積經營巧生利——米商
徽州山多田少，糧食不足，不得不仰給於四方。自唐宋以來，徽人就重視經營糧食貿易。但那時徽州糧商的活動主要是將外地糧食販入徽州，其規模還不算大。
明中葉以後，素稱魚米之鄉的蘇浙，由於人口的增加，城市的發展，經濟作物種植麵積的擴大，糧食反而不能自給，必須依賴長江中上遊的接濟。於是慣為糧商的徽人便迅速擴大了他們的經營規模，一躍而為吳楚之間從事糧食貿易的主要商幫了。《古今小說》中曾描寫明萬曆年間，徽州陳姓商人以二三千兩銀子作本，每年從襄陽販過豆米至楓橋鎮發賣的故事。這表明，當時在徽商中這種有固定販運路線的專業糧商已大有人在了。
明萬曆初年，蘇州發生災荒，采購糧食的商船雲集於江西，而其中“徽人尤眾”。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蘇州糧價大漲，饑民強借徽商之米，遭到官府的彈壓，激起了上萬人的鬧衙事件，差一點釀成大亂。這兩件事表明當時從上江販糧東下者主要是徽商；在蘇州囤積糧食待價而沽者也主要是徽商。入清以後，蘇浙閩等處糧食的需求大增，而湖廣地區的稻米生產也大有發展。清雍正以後，四川又成了一個重要的商品糧供給地。在這種形勢下，徽州糧商的經營規模進一步擴大了。清乾隆時，休寧人吳鵬翔販運川米沿江東下，適逢漢陽發生災荒，他就在該地一下子拋售川米數萬石。
許多徽鹽商也兼營糧食貿易。他們的鹽船在漢口卸貨之後，往往把糧食作為回頭貨，滿載而歸。當時鹽船販糧的多寡，直接影響著湖廣糧價的漲落。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鹽商江楚吉等稟報官府，自願從江西、湖廣運米至江蘇“平糶”。巡鹽禦史李煦為防止他們采購糧食引起江楚地方糧價上漲，隻許他們以銷鹽所得銀兩的十分之一購米東運。清雍正八年，鹽商黃德光曾奏請領運湖廣常平倉積壓的陳糧30萬石，隨時隨地發賣。他們販運規模之大可見一斑。
（一）荒年囤糧
明萬曆十七年（1589年），蘇州大旱，糧食短缺，米價騰貴，每鬥市價150錢。此時有個徽商從湖廣販米至蘇州，如果按當時價格發賣，他已經可以獲利四倍了。但該商猶不滿足，便把糧食囤積起來，等待糧價繼續上漲。有人諷刺他說：
豐年積穀為凶年，一升米糶十升錢，天心若與人心合，頭上蒼蒼不是天。
運糧
這是一種典型的投機牟利的囤積奇居之商。
與此相反，清乾隆十六年（1589年），徽州年荒米貴，歙縣商人喻起鍾將其在浙江蘭溪儲存的500斛米運到了徽州。有人對他說，此時應囤積其貨，“使價騰踴”，然後再拋售，便可獲暴利。然而，喻起鍾不聽，且按當時的價格出售了這批糧食，以緩解鄉裏糧食短缺的困頓局麵。喻起鍾在這批糧食的貿易中肯定也獲得了相當多的利潤，但是他的利潤是正常的價格差價，與前麵所講的那個徽州糧商可獲利四倍，仍居奇不售，更待高價的做法是迥然有別的。
徽州的囤積商人為了能及時了解行情，獲得較高的商業利潤，往往將“囤積”和“走販”結合起來經營。他們或者在商品的產地定居下來，囤積商品，等待時機再運往他處銷售；或者將商品運往銷售地囤積，等待時機在本地銷售。
如休寧程守儀同他的哥哥經商於楚，他們一人坐賈囤積，一人行商販運，分工協作，同甘共苦，結果三年以後，成為巨富。
（二）囤積經營
明嘉靖年間，年輕時父親客死外地的休寧人程鎖，因其資財也被人占奪殆盡，故不得不棄學從商。他與同宗者十人合夥，每人出錢300貫作本，在江蘇溧水經營。他一方麵在春荒不接的時候，向小農放貸款，秋收時節收取利息；另一方麵在“穀賤傷農”的時候，平價購進糧食囤積，待大饑之年，穀價騰貴時，再把囤積的糧食拋售出去，在一買一賣之間大獲厚利。程鎖是個善於經商的人，自覺遵守商業道德。他放債取息較低，年息不過十分之一；糴糶糧食持價比較公道，即便是大饑之年，出售糧食的價格也跟以往差不多，所以博得了當地人們的交口稱讚，以致生意越做越紅火。
囤糧
後來，程鎖又將生意擴大到蘇浙的其他地方。年輕時僅以“三百貫”起家的程鎖，到中年時，已成為擁資數百萬的富商。程鎖致富的秘訣就在於把“囤積”與放債結合起來，春荒米貴之際，貸錢給農民，然後再讓農民拿錢來買自己囤積的糧食；秋收米賤之時，讓農民賣糧還貸，自己又乘時買糧囤積。雖然程鎖是個“良賈”，但通過這樣一出一進，一進一出，放貸收貸，購糧銷糧，循環往複，他自然也就獲得了豐厚的利潤。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蘇浙一帶的徽州囤積商人為了擴大其囤積規模，有時還同典鋪串通一氣，大搞囤當活動。他們事先跟典商講定較低的利息，每當糧、棉、蠶絲上市時，便乘賤收購，當進典鋪，取出質錢，再買再當。在典鋪資金的融通下，囤商的一兩本錢，往往可以買到價值數兩銀子的貨物。待到市價上漲時，囤商便陸續贖出貨物，高價出售。這種活動使典商囤商共享厚利，而小農則深受其害。蘇浙地區是徽商最活躍的地區，也是徽州典鋪最多的地區，從事這種活動的主要就是徽商。當時在浙江塘棲鎮就有許多徽杭大賈“開典囤米，貿絲開車”。所謂“開典囤米”，指的就是這種囤當活動。
總之，徽州商人非常善於從事囤積活動。他們采取種種措施，擴大其經營規模，通過盤剝小民，使自己獲取豐厚的利潤。
六、鬆民之財歸於徽幫——布商
布店
早在明成化年間就有人說：“鬆民之財多被徽商搬去”。足見那時盛產棉布的鬆江，已經成了徽人競趨逐利之場，棉布顯然已成為徽商經營的重要商品了。
明嘉靖、萬曆以後，隨著江南棉布的進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也進一步活躍起來。蘇浙盛產棉布的城鎮，幾乎無一不是徽州布商輳集之處。他們或持有少量資本走街串巷，從農家織婦手中零星收購棉布；或開設牙行、布莊，把持市場壓價收布。明末嘉定縣錢門塘市居民丁娘子善於紡織，所織之布，細密柔軟，質地精良。有一徽商便在錢門塘市賃屋居住，收購這種布，行銷四方，深受用戶歡迎。於是錢門塘附近的外岡等鎮都仿效丁娘子的織法，所織之布都被稱為“錢門塘布”。從此錢門塘布也就成為徽商手中的暢銷貨。
清代在蘇州開設色布字號的徽商都在附近市鎮上開設布莊，自行收布。如嘉定縣外岡鎮所產岡尖最宜染色，“蘇郡布商多在鎮開莊收買”。南翔鎮所產之布厚實耐用，“布商各字號俱在鎮，鑒擇尤精”。在鬆江的徽州布商往往既是色布字號老板，又是開設棉布牙行的經紀。他們的“字號在鬆，發賣在蘇，且牙行亦多居鬆”。徽商吳輿藩在鬆江開設“富有”字號，同時又設立許多收布的門市部。他們在收布活動中，一般都利用封建牙行製度，操縱價格，把持市場為自己收購價廉物美的棉布。在那些地不產棉而棉織業又很發達的地方，徽商還設立棉花換取棉布的牙行，謂之“花布行”。如無錫就有許多徽商從事這種活動。他們以不等價的交換，賤價收布，運往北方發賣，獲利甚厚。所以徽商把無錫視為利藪，稱之為“布馬頭”。
此外在常州、上海等地也有許多徽商開設的字號。他們染色技術極精，又能選用上等的布料和顏料，所以染出的布鮮妍可愛，色澤宜人。他們為了提高信譽，擴大銷路，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頭上標明本字號的專用圖記，以防假冒。清康熙時，徽商汪某在蘇州開設“益美”字號，他暗中賄賂縫工為他的產品作宣傳，使益美的聲譽大起，一年之內售布竟達百萬匹。自此以後的200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把益美的色布奉為名牌貨。徽商還是最活躍的棉布販運商。他們通過運河把江南棉布運往北方銷售。當時運河一線的棉布集散地如淮安、臨清等處，都有許多徽州布商從事販運活動。清康熙時，徽商在北京前門外打磨場開設日成祥布店。該店從南方字號中提貨運往北京發賣，然後把銀子利用會票陸續彙往南方償付貨價。其中有一次彙兌的銀子就達3000兩，足夠償付六七千匹色布的貨價。
還有許多“徽蘇閩浙之人”搭乘沙船把江南棉布和其他貨物海運至遼東、山東、淮揚等處銷售。當時長江中上遊也是江南棉布的重要市場，每年都有大批商船載米東下，貿布而歸。安徽的蕪湖，樅陽以及和縣的運漕鎮都是進行米布貿易的重要場所。這些地方的米布貿易都有徽商插手其間。明末清初，家產百萬的徽商吳逸公就曾“為米布於運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