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徽商注重商德修養，雖是指整體意義上的“徽商”，但在曆史上，單個的徽州商人在經營中投機漁利，不講商德的情況也是有的。
四、心係國家安危
明嘉靖年間，阮家出現了一位傑出少年，他就是阮弼，字良臣。阮弼年輕時就出外經商，後到安徽蕪湖從事漿染業，從此事業蓬勃發展。
阮弼繼承了祖輩遺德，生平樂善好義，行善無數，對親戚朋友、街坊鄰居更是如此。如果有好讀書的，阮弼就盡量幫他讀書入仕；如果有經商才能的，阮弼就引導他走經商致富之路；如果手下有人經商積累一定經驗可以獨立經營但仍缺乏資金的，隻要他們開口說一聲，阮弼便會借錢給他們，讓他們自己獨立經營。
對待鄉族朋友，阮弼的原則是：若有人犯了過錯就給予指導，努力勸他們從善；有困難的極力給予幫助；出現矛盾就努力幫助化解，即使因為經濟問題爭鬧不開的，阮弼往往會自己掏錢給予平息。阮弼正是具有這種與人為善、調憂解忿、助人於急難的古道熱腸，所以睦鄰關係極好，親戚朋友沒有一個不跟他推心置腹、交際無間的。
對於小家如此，對於大家——祖國的安危、和平與穩定，阮弼更是如此。
明嘉靖年間，沿海一些不法分子勾結倭寇入侵，他們從閩浙登陸，沿長江一路燒殺搶掠，一直入侵到蕪湖邊境。因為地處內地，所以蕪湖雖然是個古城，卻沒有城池衛護。倭寇逼進，守城的兵將卻束手無策，想不出應對辦法。
正在這緊急關頭，阮弼挺身而出。他召集一些蕪湖商人中年輕力壯的子弟，再招攬當地壯丁，兩相合並人數達幾千人。阮弼把他們集合一起，殺豬宰羊舉行誓師儀式。在誓師儀式上，他揮臂高呼：“這些眼前的敵人，我們把它當作是邪惡的賊寇還是凶惡的猛虎？如果是猛虎，我們隻要齊心合力，眾誌成城，就會唾手將其擒獲；如果他們是遠來強賊，我們也不必怕他們，因為他們長途奔波，到這兒已經是筋疲力盡了。他們雖然張狂不可一世，但隻要我們團結一致，定能活擒他們，到時，我們定要將他們剁成肉醬，向皇上請功。”群情為之振奮，齊聲高呼定要將倭寇剁成肉醬，紛紛表示為保家衛國，誓與倭寇血戰到底。
阮弼見軍心已被調動起來，於是便不再拖延，立即吩咐布置軍民投入到緊張的禦防準備工作中去。蕪湖守將見阮弼自動組織了民兵協同他們抗敵，自然是大喜過望，頓時精神振奮。於是軍民日夜不停修築工事，準備應戰。全城百姓無不鬥誌昂揚，均抱誓死一戰的決心。
徽州懷古
不久，倭寇接近蕪湖，他們派人察看蕪湖情況，看到蕪湖軍民都已做好作戰準備，一切已無懈可擊。如果強行進攻，己方必然是死傷慘重。於是倭寇便不敢貿然進犯，他們趁晚上夜深人靜悄悄地退兵了。
這樣，這次倭寇襲擊，其他地方都是損失慘重，倭寇所至之處是一片狼藉，而隻有蕪湖保持安然無恙。因此，朝廷準備重賞蕪湖軍民。因為阮弼功勞最大，大家均心悅誠服地推他受首功。然而阮弼卻很謙遜，他堅決推辭，說：“保家衛國是我們每個人份內的事，而且全城百姓都出了力，這是大家的功勞。我們這些商人，怎敢單獨受此重賞呢？日後，如果倭寇再來侵犯，需我們這些商人出力的話，那麼我是第一個出來貢獻一份力量的。”愛國為民之心，可以說是溢於言表。
五、“以眾幫眾”
農民搶樹苗
徽商是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結成的商幫團體。“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有著共同血緣或者地緣關係的徽商，有著很強的親緣和地緣認同意識。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外地，不期然碰見了同族人或者家鄉人，徽商往往會興奮得忘乎所以。這種固有的“鄉誼觀念”和“宗族意識”，形成了徽商以眾幫眾、相互提攜的傳統。
有位徽州商人名叫方用彬，他在經商過程中，結交了包括政府官僚、文人士大夫、縉紳商賈等等各界朋友。那麼方用彬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儒商是怎樣認識這麼多不同地區、不同社會地位的人物的呢？或者用現在的話來說，他是怎樣建立這樣一個廣泛的交際網絡的呢？要知道在當時交通、通信都遠遠不如今天發達。答案就是除了方用彬本人喜好交遊而且文學書畫無所不通外，他的同宗同鄉關係給了他許多接觸不同人物的機會。
在徽商的鄉族觀念中包含著約定俗成的道德觀念和帶有強製性的宗族族規，這些使徽商彼此之間有著很強烈的患難與共意識。這種意識客觀上成為徽商之間信息傳遞的動力泉源。一首績溪民謠這樣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沒生意，去蘇州。跑來拐去到上海，托親求友尋碼頭。同鄉肯顧愛，答應給收留。
就拿歙縣和休寧兩縣來說，明清時期，兩縣由於不少人在外經商，這些在外經商的人往往攜帶親戚朋友出外共同經營。因此往往出現這種情況：一家創業成功，那麼這家人不會獨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規模大的甚至能攜帶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攜帶幾家幾十家共同致富。
有位徽商叫許孟潔，這個人親族觀念極強，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紅火，於是親戚朋友紛紛去投靠他。凡來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攜，於是他的親戚朋友也就個個致富。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間是何等的休戚與共！
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相互提攜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種團隊精神，在商場競爭中造成了一個集體優勢。
徽商具有強大的團隊精神，他們在挫敗競爭對手後，憑自身實力往往進一步變一般經營為壟斷經營，謀取高額利潤。如兩淮的鹽業、北京的茶業、鬆江的布業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壟斷的。
此外，明清商人畢竟處在封建時代，由於封建意識的狹隘性，商業經營者之間往往對經驗和技術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眾幫眾”團隊精神的徽商內部，這種情況卻很少存在。雖然商人深知商業經驗的價值，一般不會輕易傳人，但是徽商是通過血緣和地緣關係建立起來的商幫集團，經驗的傳授也就順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業宗族化和行業地緣化的特點，商業的成敗、興衰直接與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前人也就樂於向後人傳授經驗。
六、小農意識比較強
趕集的農民
安徽地處南北交接地帶，淮河、長江從西至東橫貫安徽，將安徽劃為淮北、淮南、江淮三個自然地帶。東南西北安徽人的性格差異比較明顯。淮北人有著山東大漢的爽直、豪邁氣質，在做生意時，重信義，辦事爽快，但契約觀念不強，因而容易引起法律糾紛。與淮北人相反，淮南人則酷似閩粵之人，有“蠻子”之稱，在曆史上，淮南與閩粵有著同根之連。現在，淮南人具有閩粵人精明能幹、聰明伶俐等性格特征。淮南人具有商業頭腦，安徽大商人多產於此地。皖西人善良、淳樸、厚道，重義輕利，不愛經商。皖東人由於受蘇滬地區經濟輻射的影響，因此對經濟方麵更顯得熱心，外出經商與打工的不少，大多勤懇、務實，接受新生事物也比較快。安徽人做生意，性格混雜，風格迥然，但是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小農意識比較強。
這一文化心態源於曆史的因素。徽商是在帶有很強宗法色彩的農業文化觀念的支配下，進入商業活動領域的，因此帶著較為強烈的小農意識。在小農文化觀念的引導下，徽商始終沒能樹立起商業效能的觀念，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甚至始終沒能培植出對商業的忠心。徽商中從商而終的少，多數人無論是發了家或是賠了本，最終還是葉落歸根，返回到以農為本的老路上來。在安徽，物質的富翁卻是精神上的貧困戶，財富並沒有使其擺脫對商人身份的卑微感覺。客籍在外的商人，生活的奢侈糜爛是驚人的。置田建房修祠宇，幾乎就是徽商資本的唯一出路。徽商的這一經商傳統在當今安徽人中仍大有市場。“傻子大王”年廣久可以說是一個較為突出的典型。從改革開放後民營企業的發展曆史看，年廣久屬於第一代商人；從管理方式看，第一代商人是經驗型管理者；從年廣久的管理思路看，無不帶有小生產者的烙印。他不是一個現代商人，甚至，他的個人性格及價值觀念都具有明顯的小生產者特征。年廣久的悲劇，可以說是徽商小農意識的突出反映。他的小農意識也是曆史上徽商衰落的體現。
小農意識是徽商最大的弱點，這常常使他們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敗北，如今的徽商隻有大力摒棄之，樹立自覺的商業意識，才能在市場經濟中大有作為。
傳統經商之道：“誠”、“信”、“義”、“仁”
有句民諺說：“無徽不成商”。說的是安徽人會做生意。
曆史上的徽商，是指明清時代徽州府籍的商幫集團，明清時期的徽州下轄歙縣、休寧、婺源、祁門、黟縣、績溪6個縣。無黟不成鎮，無徽不成商，便是曆史對徽商輝煌歲月的寫照。徽州商人在長期經營中相信“財自道生，利緣義取”，逐漸形成了“誠”、“信”、“義”、“仁”的商業道德。
安徽人做生意重誠信，講仁義是有名在外的。在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熾在廣東經營茶葉生意，每當出售的新茶過期後，他總是不聽別人的勸阻，在與人交易的契約上注明“陳茶”二字，以示不欺。茶商朱文熾在廣東從商20餘年，因舍利取義虧損本銀數萬兩，卻全無怨悔。這樣的例子，在徽州曆代的史籍裏俯拾可得。安徽人在史書裏特地記載，引以為榮。這雖然不能不說是與商業賺錢的目的和精神背道而馳，但是至今，傳統徽商的經商之道在徽商人中仍風骨猶存，安徽商人仍然懷著舍利取義的古國之風，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中，講求誠信，重產品質量。
“小崗村”香煙是安徽的精品煙，這幾年遠銷中外。它的名字源於中國體製改革的先鋒——安徽鳳陽縣小崗村，該村以農民率先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製而聞名全國，但是，“小崗村”卷煙之所以出名，並不完全是出於此，主要還是它的質量好。
經商做生意重義氣也是當代新徽商的一個特點，徽商往往能夠做到老少無欺，生客熟客一樣。因此，在與安徽商人做生意時，了解傳統徽商經營之道對當代徽商的影響是大有益處的。
七、知法守法
徽商是極其重視用法律維護自身經濟利益的。徽商程正奎可算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程正奎，字時耀，歙縣臨河人，生於明成化年間。當他幼小時，其父便讓他讀書，想讓他日後參加科舉走仕途之路。然而，當他正準備參加考試時，他父親卻病倒了。家中沒有人主持門戶是不行的。正奎是長子，於是他不得不承擔起支撐家庭的重擔。
為了挽救日趨沒落的家庭生活狀況，他毅然出外經商。他輾轉到江浙一帶經營鹽業。因為他讀過書，熟知善賈之道，能很好把握義利之間的關係，並且對當時鹽法非常熟悉，能夠根據鹽法的規定而靈活經營，所以生意越做越活絡。沒過幾年，就成為江浙一帶的大商人。
按當時的鹽法規定，各處生產鹽的鹽場都要按照登記注冊的鹽商分派鹽務，根據生產鹽的多少增減鹽課。一旦鹽戶逃亡，額課便會大減。於是程正奎便向鹽務司上書請求變革鹽課征收之法，以避免鹽戶逃亡使國家失去納稅的名額，同時又能讓鹽戶通融獲取盈利。
當時有人提出異議，說：“自明太祖規定的鹽法，至今已有數十年，誰膽敢提出變更。”程正奎毫無懼色，笑著說：正是太祖高皇帝製定的鹽法至今已有幾十甚至上百年了，隨著時間的遷移，當年的鹽法對如今的鹽業已不能完全符合了。既然不符合當今實際情況，那麼就要改革，隻有改革才能保證如今鹽業發展的通暢。因此隻有改革鹽法，鹽法所起的積極作用才會繼續保持下去，否則，法規就會因為陳舊而變成陋規，就會阻礙正常的生產發展。這正是主持國家發展大計的大人們要慎重考慮的事啊。
他的變更舊法的建議，既有利於國家，也有利於普通的鹽戶。他主張改革舊法規體現了法治精神，可謂難能可貴！鹽務司認為此人博學多才，便申請錄用他為官，皇帝下詔予以采納。於是他被錄用為鹽務司顧問。他上任不久，又提出對鹽課鹽務的一係列改革主張。程正奎的聲名日益遠揚，蘇浙鹽務政事許多都靠他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