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徽州
程正奎可以說是個性格剛烈的人，他寧肯得罪權貴，也要主持正義。權貴汪榮和罷官歸鄉，他的小兒子就在郡縣中建造天官府。程正奎有一家仆，他兒子儀賓的住房就在天官府附近。汪榮和的兒子就要儀賓轉移住所，儀賓堅決不答應。汪家於是強逼儀賓遷移。
此事傳到程正奎耳朵裏，他非常氣憤，於是召集同宗人商量說：“這些豪強怎能如此欺負老實人呢！”於是他率領族人一起到汪榮和住處，向汪榮和曆數其兒子的罪行。汪榮和之子氣惱不過，就寫封狀紙狀告程正奎。南京司法司受理了這樁訟事。
因為汪榮和當初位高權重，雖然現已罷官，但朝廷中依然還有不少親信。所以當時人人都替程正奎擔心，可程正奎卻泰然自若，他說：“法律，天子與百姓都應共同遵守。如今汪家雖然受寵信，但是他違犯了天子製定的法律，他就應受到法律製裁。”程正奎憑著一身正氣，依據法律維護了別人的合法權益。
八、“徽駱駝”與宗族精神
明清時期徽商之富，稱得上是“富可敵國”。清代乾隆年間，僅徽州鹽商的總資本就可抵得上全國一年財政的總收入；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資本有四五千萬兩銀子，而清朝最鼎盛時的國庫存銀不過7000萬兩。
徽州人之所以大批經商，道理十分簡單：徽州地理環境惡劣，適合耕作的土地少，除了出外經商，恐怕很難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徽州又是一個移民社會，由於交通閉塞，中原的士族在戰亂時期不斷遷移到這個“世外桃源”。《新安名族誌》中說，從兩晉起，曆代遷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個。遷移到徽州的士族們失去了原有的特權，但找到了強化凝聚力的東西，那就是他們的宗族精神。在徽州所看到的宗祠，就是這種宗族倫理的物化。在這種士族宗族文化的熏陶下，徽州民風“益向文雅”。胡適曾經把徽商百折不撓的創業精神譽為“徽駱駝精神”。徽商的巨大成功與這種精神是分不開的，他們不辭勞苦，打破傳統安土重遷觀念，“無遠弗屆”，“走死地如騖”，乃至“數年不歸”。從前徽州人送子外出習商當學徒，都要叮囑兒子好好幹，不能做“茴香豆腐幹”。婺劇《對課》中“八仙”之一的呂洞賓，唱著要買“遊子思親一錢七”(藥謎)，而杭州女子白牡丹則隨即揭開謎底，曰：“有道是遊子思親當回鄉(茴香)”。顯然，“茴香”的諧音也就是“回鄉”，在徽州亦即失業的代名詞。徽州人什麼買賣都做，唯有兩樣東西最為忌諱：一是茴香；二是蘿卜幹——“蘿卜”是因其諧音“落泊”。
駱駝雕塑
徽商的宗族觀念很重，外出經商總是按血緣、地緣聚居，往往是父帶子，兄帶弟，叔帶侄，舅舅帶外甥。徽州人外出經商，在城鎮落腳之後，宗族中的人馬上就會隨之而來，其後鄉黨也會隨之而來。這種以親情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族團體參與市場競爭，在集聚財力、物力、人力及統一行動方麵占有很強優勢。不過徽商也並非一味講究人情，他們注意用契約的方式來限定這種人情的關係，所以徽州地區留下的契約文書特別多。徽商在處理內部或者外部的商業問題時，有一個專門的組織，叫徽商會館。明清時期徽商會館遍布全國，僅南京一地就有數處。會館代表商人與官府交涉商業事務，為徽人舉辦公益事業，有的會館還延師教習同鄉子弟，並代為傳遞鄉人信函和官府文告。會館經費由會館所在地徽商提供。最早的徽商會館為北京歙縣會館，建於1560年，由旅京徽商楊忠、鮑恩首倡。湖北漢口新安會館，從置產業到擴充道路、開辟碼頭，漸漸形成一條“新安街”。蘇州吳江縣盛澤鎮徽寧會館建了20多年，有房產、田產和供裝卸貨物用的駁岸，規模宏大。
九、徽商精神與現代經濟
徽商發展的曆史，能否為現代經濟提供一些值得重視的借鑒?回答是肯定的。
崛起的徽商之都
第一，內涵豐富的徽商精神，為現代商人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什麼是“徽商精神”?胡適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駱駝”，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為“駱駝精神”，這當然是對的。但徽商精神還不僅僅是“駱駝精神”，“徽商精神”有著更豐富的內涵。
一是赴國急難、民族自立的愛國精神。明朝建立之初，北境未安，漠北蒙古殘餘勢力時時入犯，明政府不得不在北方沿邊駐紮重兵。為解決軍糧問題，政府製定開中法，號召商人輸糧於邊，政府發給鹽引，到內地支鹽行銷。這是鞏固邊防、保衛國土安全的一項重大政策。不少徽州人千裏迢迢不辭勞苦，運糧輸邊，早期的徽州鹽商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他們能夠將個人逐利與赴國急難結合起來，正體現了一種愛國精神。徽商的愛國精神，還突出表現在明中葉的抗倭鬥爭中，他們或者捐資築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謀劃策，領導抗倭；或者棄商從戎，直接深入殺敵戰場。到了近代，為了抵禦外國入侵，徽商也踴躍捐資。凡此種種，無不體現出徽商的愛國精神。
二是不畏艱難、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徽商絕大多數是小本起家，他們窮則思變、奮發進取，毅然走出深山，闖蕩四海。可謂嶺南塞北，飽諳寒暑之苦；吳越荊襄，頻曆風波之險。這種創業精神實在可貴。當事業出現曲折時，不少人一蹶不振，從此銷聲匿跡，而徽商卻百折不撓。史料中記載“徽之俗，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厭焉”。
三是審時度勢、出奇製勝的競爭精神。徽商善於趨利逐時，即根據市場特點，采取最好的經營方式；也善觀時變，即在把握市場信息的基礎上，調整自己的經營項目；還能揣度時宜，即根據各地不同的經濟情況，因地製宜，做出種種決策，出奇製勝。
四是同舟共濟、以眾幫眾的和諧精神。“和諧”是指處理人際關係所應達到的境界。這種精神不僅表現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現在一個個的商業團體中。即便在整個徽州商幫內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濟、以眾幫眾，像遍布各地的徽州會館、同業公所的建立，就突出體現了這種精神，從而大大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
五是不辭勞苦、雖富猶樸的勤儉精神。翻開明清小說，常常見到關於徽商的描寫。但在封建文人的筆下，徽商個個是吝嗇鬼。如在《三刻拍案驚奇》中就諷刺一個在杭州的徽商吳某，“家中頗有數千家事”，“肉卻不買四兩”，“隻是吃些清湯不見米的稀粥”。甚至在明清笑話中也把徽商作為嘲笑對象，明浮白主人《笑林》中寫道：“徽人多吝，有客蘇州者，製鹽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頓自限不過數粒。或謂之曰：‘令郎在某處大闞’。其人大怒，傾瓶中豆一掬，盡納之口，嚷曰：‘我也敗些家當罷’。”實際上這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見，這正反映了徽商雖富猶樸的勤儉精神。值得指出的是，徽商能節儉，徽商婦更能節儉。康熙《徽州府誌》卷二就記述她們“居鄉數月，不沾魚肉，日挫針治縫紉綻……徽商能蓄積，不至卮漏者，蓋亦由內德矣。”
第二，徽商形成的商業道德仍是現代商業所應遵循的準則之一。“賈而好儒”是徽商顯著的特點。“賈而好儒”的結果不僅使徽商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能夠從曆史中汲取豐富的經商經驗，推動自己事業的發展，而且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使徽商具有一種理性，這就是以儒道經商，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舉其大端，有以下幾條：
一是以誠待人，以信服人。誠信經商在徽商中十分普遍，他們認為“惟誠待人，人自懷服；任術禦物，物終不親”、“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終不以五尺童子而飾價為欺”。
二是薄利競爭，甘當廉賈。這在徽州糧商、典商中比較突出。
三是寧可失利，不可失義。徽商由於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因此在處理義利關係上，能夠做到“先義後利”、“以義製利”、“以義為上”。例如徽商吳鵬翔一次購進胡椒八百斛，尚未付款，發現此胡椒有毒，賣主願意全部收回，但他仍然照價買下，然後付之一炬。他之所以這樣做，是考慮到如果退了胡椒，賣主可能轉售他人，這樣就要坑害更多的人，所以他寧可自己受些損失。有一年皖省大災，婺源商詹元甲受當地地方官的委托，攜帶20餘萬兩銀子去外地采購糧食，當地旅館老板告訴他：“此地買米，便有抽息(回扣)，自數百兩至千萬兩，息之數，視金之數。今君挾巨貲可及數千金。此故例，無傷廉。”在數千兩銀子的回扣誘惑麵前，詹元甲毫不為動，而是說：“今饑鴻載途，嗷嗷待哺，予取一錢，彼即少一勺，瘠人肥已，吾不忍為。”這種寧可失利、不可失義的精神確實令人感動。像這類例子還很多。
四是注重質量，提高信譽。這在徽州墨商、徽州布商等行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第三，徽商重教興學的風尚在現代社會也值得大大發揚。徽商不僅自己賈而好儒，而且十分重視對下一代的培養。他們在致富以後，或者興建書屋，購買書籍，以重金延師課子；或者親自督促子弟讀書；或者興辦義學，教育本族子弟；或者資助本地本族子弟參加科考；更有甚者則興建書院或捐資書院。重教興學已成為徽商的一種風尚。這種風尚曆經幾百年，代代相傳，經久不衰。其影響是多方麵的：一是提高了一代代徽商的文化素質，使他們經商更富於理性。二是培養了徽州莘莘學子，他們搏擊科場，躋身仕途，反過來又成了徽商的政治靠山。三是造就了一代代徽州學人，推動了文化學術的發展；四是發揚光大了重教興學的社會傳統，對後世商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四，徽商衰落的曆史教訓，值得我們認真記取。徽商之所以衰落，既有客觀原因，又有主觀原因。客觀原因是清政府鹽業政策的調整，由綱法改為票法，徽商主體一蹶不振。鹹豐年間的戰亂又給了徽商沉重的打擊，徽商多年積累起來的資本被掠奪一空，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傷害，使得徽商的元氣大傷。從主觀原因來看，這是中國的一大變局。麵對這場亙古未有的大變局，有的商幫能夠緊跟時代前進，及時調整原來的經營行業，開拓新的行業。如寧波商幫在近代歐美輪船侵入我國以後，就停止了傳統的沙船販運業，轉而經營輪船航運業，甚至組成航運集團；一些經營錢莊業的商人，也改營銀行業，還有的從事進出口貿易，甚至大批到海外發展。洞庭商人在近代也能適時開辦買辦業、金融業，並興辦絲綢、綿紗等實業。他們都能開辟一塊新天地。而徽商卻昧於大勢，未能與時俱進，仍然在傳統行業中抱殘守缺，苟延殘喘，最後隻能被曆史所淘汰。這種深刻的曆史教訓是值得我們今天認真記取的。
十、重塑徽商新形象
徽商是安徽的名牌，是重要的曆史文化資源，對現代經濟發展具有很大的借鑒和幫助作用。
徽商稱雄中國300多年，是中國曆史上最有影響的工商企業集團，也是最具活力的工商企業經營管理者。徽商是中國商業的一次崛起，是商業文化的一次革命，它倡導了一種獨具特色的商業道德，創造了一套完整的商務理念，這一切都源於博大精深的徽文化的影響。在安徽發生、發祥的中國許多主流文化中，徽文化是其中最燦爛的一部分，徽文化的熏陶使徽商的文化底蘊十分厚重，在這次徽商論壇中，許多國內的著名學者都對徽文化的研究發表了非常精辟深刻的見解，這些論述從各個不同的方麵探討了徽商的成功之道，一是徽商的創業精神；二是徽商的創新能力。
農民揮毫
對徽商的精神理念進行了深入研究的吳昌期介紹道：徽商的創業精神表現在徽商的拚搏精神、勤儉道德、謙遜態度和誠信理念。徽商從小背井離鄉，克服艱難險阻，奮力拚搏，重勤重儉，自強自立，行謙讓之德以營造融洽的各種關係，為自身發展增強凝聚力，並且以誠信二字作為徽商創基立業的根本。吳昌期說，徽商並不是大學問家，卻有很強的創新能力，注重從實踐中創新思路，適應形勢，增強競爭力。徽商的創新之路，深受徽文化的影響，注重以人為本，以製度作保證，以文化為基礎，這些徽商的優秀經營理念也是一個現代企業家必備的基本素質。
承上才能啟下，繼往方可開來。探討徽商成功的奧妙，一起感悟“亦儒亦商”的真諦，齊心搭建“新徽商”交流合作的舞台，真正發揮徽商“榮歸故裏的親和力，同根同祖的吸引力，亦儒亦商的感召力，相輔相成的影響力”，在這片曾經孕育出徽商文明的土地上，緊密結合實際，傳承徽商精神，加快發展經濟，重振徽商雄風，再塑徽商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