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徽商的崛起
江南茶館
徽商崛起於明成化、弘治年間，其後曆經300餘年的輝煌。明朝中葉，社會經濟有長足的進展，在我國東南部出現了許多貿易重鎮。徽商除了將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葉等土產運銷外，也以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產品，推動了貿易的發展。那時鹽的產量不高，成為最緊俏的商品。徽商經營鹽業的人愈來愈多，直至將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擊敗。當時在揚州的徽州鹽商，或為場商（專向灶戶收購食鹽），或為運商，各有其生財之道。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間從事販鹽，擁有船隻千艘。此時的湖廣是淮鹽暢銷口岸，所銷之鹽占淮鹽的一半以上。
明清時期徽商之富，稱得上是“富可敵國”。乾隆末年，中國對外貿易有巨額順差，關稅盈餘每年85萬兩，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壟斷經營的茶葉位居第一。蘇北的儀征、淮安等地由於鹽業市場的繁榮，當時有“無徽不成鎮”之說。
典當業古來有之，與其他行業相比風險小，獲利穩，因此徽商繼鹽業後大舉進入典當業。曆史上記載說：金陵當鋪共有五百家，大部分為徽商所有。後來他們把典當行設到鄉村小鎮，至此社會上又流傳起“無典不徽”的諺語。就連典當行掌櫃的稱謂“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語。徽州方言成了當鋪的通用行話，《古今小說》、《拍案驚奇》等明清小說所反映的相關內容也多取材於徽籍典商。
隨著江南棉布的進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跡很快遍及蘇浙盛產棉布的大小城鎮。明末嘉定縣錢門塘丁娘子織的布匹質地特別精良，有個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賃屋子居住，專門收購這種布行銷各地。於是錢門塘附近的外岡等鎮都紛紛仿效丁娘子的織法，所織之布都被稱為“錢門塘布”，這成了徽商手中的暢銷貨。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於蘇州市鎮附近開設布莊。在那些並不產棉而棉織業又很發達的地方，徽商還設立以棉花換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為了營造自己的品牌，他們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頭上標明本字號的專用圖記。清康熙年間，徽商汪某在蘇州開設“益美”字號聲譽大起，一年中售布達百萬匹。自此以後的200年間，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為名牌。徽商還是最活躍的棉布販運商，康熙時徽商在北京前門外開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興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朝中葉以後，素稱“魚米之鄉”的蘇浙由於城市發展人口增加，糧食反而不能自給。於是徽人便迅速擴大經營，成為吳楚之間從事糧食貿易的主要商幫。史載，清乾隆年間徽州休寧人吳鵬翔販運四川米沿江東下，正好碰上湖北漢陽發生災荒，他一下拋售川米數萬石，由此可見販運的規模。
徽州山區盛產名茶，尤其是休寧、歙縣所產的鬆羅茶最好。於是茶葉貿易逐漸成為徽商經營的主要行業之一。清朝乾隆時，徽州人在北京開設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號共166家，小茶店達數千家。在漢口、九江、蘇州、上海等長江流域的城市，幾乎到處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動。在徽商發展的極盛時期，江南市鎮的盛衰完全係於徽商的經營。績溪商人周泰邦在蘇州周莊創設商業，帶動了該鎮的繁榮。據明萬曆《嘉定縣誌》記載，嘉定縣羅店鎮“徽商湊集，貿易之盛，幾埒南翔”。
二、徽商緣何稱雄
明清西朝的晉、陝、魯、粵、浙、閩、湘等諸多商幫，他們雖都艱苦創業，擅長經營，但就所處具體環境進行必要變通的能力，對於教育文化的重視，在禮俗方麵的投入等，卻均不如徽商。這便是徽商何以轉衰為勝，稱雄百年的關鍵。
（一）“一文錢”的故事
說是有甲乙兩名徽商，挾巨資來蘇州貿易。兩人各迷戀上一妓女，不久，便揮霍一空。最後，他們淪落到白天行乞，夜晚寄宿古刹的地步。一天晚上，兩人相對唏噓：甲摸出僅存的1文錢要扔掉，乙急忙攔住說：“我有辦法了。”不一會兒，乙懷抱著竹片、草莖、破紙、雞鴨毛等物回來，他讓甲用1文錢買來麵粉，和水調成漿，兩人一起將草纏在竹片上，蒙上紙，再粘上雞鴨毛，一共做了二三百件栩栩如生的禽鳥紙玩具。
待天亮，甲乙二人攜這些禽鳥紙玩具至蘇州玄妙觀叫賣。他們製作的禽鳥大受歡迎，每件以十數錢出售，甲乙二人當天便收入5000多文錢。這時，乙才告訴甲，竹片、草莖、破紙、雞鴨毛皆拾於市上，那買麵粉的1文錢，就是全部“本錢”。
此後，甲乙徽商用賺來的錢添購各色紙張，並拾來雞鴨毛，製做人物花草等紙玩具。兩人夜間製作，白天出售，不到兩年，便積資數萬。於是，他們在蘇州閶門開設一爿布店，以“一文錢”三字當店名。從此，“一文錢”名揚蘇州，生意興隆。
（二）徽商憑什麼賺錢
流行在徽州地區的一句俗諺最能反映成為徽商的複雜心情：“前世不休，生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這至少說了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說生在徽州這個地方算是倒黴，因為徽州地域偏狹，不適宜糧食耕種，人們常有饑饉之憂。特別是12世紀以後，人口激增，給徽州人的生存帶來很大壓力。於是徽州人被迫離開故鄉，走四方經商謀生。第二層意思是說做徽商從小就要離家，為的是讓他遍嚐艱苦，以塑造其獨立性。
南宋建都杭州以後，南北人員大流通，對皖南地區豐富的木材、茶葉、藥材，文房四寶需求增大；再加上新安江、長江、京杭大運河相互貫通，利於貨物流動，於是，大部分徽商在長途販運中發家致富。他們把江南地區的絲綢、棉布，景德鎮的瓷器及徽州本地土產運銷全國各地，後來徽商在揚州把持兩淮鹽業，開設當鋪，從事貨幣經營，事業便徹底做大了。
中國的傳統是把“商”視為下九流的事情。徽商即使掙了再多的錢，如果這家裏沒有人讀書做官，也總覺“矮人一頭”。因此，即使是最成功的徽商，還是把“讀書”放在第一位。有錢的徽商重視子女教育，讀好了書去做官，縱然沒考上，對做生意也有很大幫助。
所以，在徽州可以見到中國最強盛的宗族觀念，直接表現就是大肆修建祠堂和牌坊。其中最有名的是許國牌坊，俗稱“八腳牌樓”。許國是明萬曆年間的武英殿大學士，做過太子的老師。這座牌坊建造得巍峨壯觀，雕飾華美異常。明嘉靖年間由舉人入仕的膠州刺史胡文光被恩許建造的牌坊上麵雕飾著32麵圓形花盤。另外，丞相狀元坊，父子大夫坊，三元坊，汪氏世科坊等一座座家族功名坊，都象征著讀書入仕“衣錦還鄉”給家族帶來的榮耀。
歙縣雄村曹家就是個極端的例子。曹文植、曹振鏞父子都做到一品尚書，曹氏父子發達後，他們的父祖都受到朝廷的封贈，被稱為“四世一品”。因為曹振鏞做過清道光皇帝的老師，他的家族便控製了兩淮鹽務，牟取暴利。這是一個腐敗官僚的形象，可在他的家鄉，依然備受推崇。
（三）與皇家關係密切
大鹽商江春是歙縣江村人，擔任兩淮總商，督征鹽課，查禁私鹽。乾隆每次下江南江春都在場伺候，跑前跑後，花錢如流水，江春擔任兩淮總商前後達40多年，他多次率領眾商捐資助賑、助餉、很得乾隆賞識。
有一個形容江春神通廣大靈活應變的傳說。一次遊覽揚州的晚宴上，乾隆隨便問：“瘦西湖有沒有白塔?”在場眾人無言以對，隻有江春馬上說有。乾隆隨即降旨第二天要去瘦西湖觀塔。其實湖邊並沒有塔，見皇帝真要前往觀塔，江春心急如焚，情急之間，他靈機一動，連夜派人搬運食鹽，用鹽堆起一座假塔。第二天，瘦西湖上大霧彌漫，乾隆在畫舫上透過朦朧的霧氣，隱約間看見了巍然矗立的白塔，非常高興。乾隆離開揚州後，江春怕事情敗露，就在鹽塔的基礎上趕建了一座白塔。事實上，朝廷也待他不薄，不僅屢賜宴賞，還加授布政之銜，有一次還特撥銀30萬兩，供他周轉。江春與官府關係之深，可見—斑。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都是由徽州鹽商接待的。為了將皇帝伺候得舒服，他們花錢極為慷慨，從而博得龍顏大悅，出盡風頭。正因為花錢結交官府，徽商不遺餘力，才會有徽商控製兩淮鹽業，壟斷茶葉經營的局麵出現。
三、徽商的曆史作用
徽商以長途販銷的形式互通有無，使全國各地區間的商品流通渠道暢開，擴大和加強了全國各商品市場之間的聯係。由於徽商的紐帶作用，促進了社會分工的擴大。農民們從原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中擺脫出來，愈來愈依賴於市場經濟。徽商在江南市場頻繁地進行棉布、絲織品和糧食交易，就是當時社會分工的具體體現。
徽商還對各地區城市市場的興起和繁榮，起了積極作用。徽商足跡遍天下，不僅從事販賣貿易，而且還開店鋪，僑居、投資公益事業，並對當地的市鎮建設做出了貢獻。
徽商以其雄厚的商業資本，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發展，促使了資本主義萌芽，推動了社會進步。徽商雲集的吳江縣盛澤、黃溪鎮絲織業，明弘治以後就出現了雇工經營，這正是小生產者自發地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的一種生產形態。徽商汪氏益美棉布號讓加工者在布上縫上“益美”字號，以此充當商標和廣告媒介的作用，這種采取自由競爭的手段，已類似於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