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身兼商、儒、仕，很多商人本身就是理學鴻儒、詩人、畫家、金石篆刻家、書法家、戲曲家和收藏家。經商致富以後，更加熱衷於文化建設，在家鄉修造精美住宅，建祠，立坊，修橋，辦學，刻書，藏書，建戲班，辦文會，為後世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
另外，徽商與封建官僚合為一體，本身就具有封建特征。又把大量的資金投入捐輸，建祠堂，牌坊、廟宇，造會館，修族譜，辦學堂，強固封建宗法製，培養封建人才，擴大其封建政治勢力，對維護封建統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四、徽商的興盛與衰落
曆史上稱雄中國商界的徽商，是怎樣興起，又是因何衰落的呢？
由於徽州與經濟發達地區毗鄰，境內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交通極為方便，山貨土特產品又極為豐富，因此有商品流通的物質基礎。同時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贍一，山民不得不“遠賈他鄉”，“求食於四方”。且徽州商人有“徽駱駝”精神，外出經商常常數年不歸，不辭山高路遠，雖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無不涉足。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經營的行業，主要是“文房四寶”、漆、扣和茶葉。成化以後，因明王朝改變“開中法”，把商人輸糧邊區，換取食鹽，在一定區域販賣的方法，改為商入在產鹽地區納糧給鹽，自行販賣。這樣一來，重要產鹽地區——兩淮、兩浙，但成為鹽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漸以發展鹽業經營而雄據商界。
明中葉以後，徽商形成了鹽、典、茶、木四大行業。除此，還有布匹、絲綢、糧油、陶瓷、漆器、藥材、徽菜，以及山雜南北貨、京城百貨等多種多樣行業。對徽商來說，隻要有利可圖就無業不就。徽商經營方式也靈活多樣，大體有這樣五種：一是走販（長途販運）；二是囤積奇居(囤積奇居，賤買貴賣)；三是開張(廣設店肆，開展競爭)；四是質劑(經營典當，權子母錢)；五是回易(以所多易所鮮)。也有前店後坊或設廠兼營直接生產的。如鄭天鎮、朱雲治在福建開采鐵礦、阮弼在蕪湖開設染織廠、汪長兮在房村製造曲蘖，都是一麵生產，一麵販賣，集工商業於一身。
徽商資本，開始雖多由小本經營致富，但也有官僚資本參雜其中。商人家屬已成顯宦，享受特權，明清都禁止官吏經商，但官僚家屬不禁止。他們由其他官吏委托巨款，代為營運，以便分得餘潤。明代以財富稱雄的徽商，往往以錢財珍寶結納權貴。如墨商羅小華，成為明代權奸嚴嵩的兒子嚴世藩的入幕之賓。富商吳養晦說：他的大父曾欠納鹽款20餘萬。如不勾結權貴，豈能欠下國家這筆巨款。
徽商興盛於明中葉以後，曆時400多年，清末民初，漸趨衰落，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麵來看：
第一，清道光十一年，兩江總督陶澍，革除淮鹽積弊，實行“票法”，不僅使過去商人虧欠的數千萬兩鹽課得以收納，而且還使商人增加了數以千萬計的收入，使鹽商利益受到了重大打擊。所以，陶澍初議革除鹽弊時，鹽商蠹吏都大肆反對。以鹽業起家的三朝（乾隆、嘉慶、道光）宰相的歙縣人曹振鏞雖然不好出麵反對，但是也因鹽政改為實行“票鹽法”，使徽商遭受損失而酸留溜地說：鹽政改革“焉有餓死之宰相家”。盡管曹振鏞這樣說，但鹽政改革對徽商的打擊還是極其重大的。
第二，清鹹豐三年，戶部占侍郎兼管錢法堂的歙縣人王茂蔭，認為要想票鹽法行得通，辦得好，必須依靠商人，要給商人以運轉的方便，也要給商人以優惠的利益。他的這個建議，不但沒有被奕許采用，反以王茂蔭受苟人指使，使其遭受了嚴厲的斥責。這件事對經營錢業的徽商打擊也很大。
第三，清康熙乾隆時，對典商查禁重判，後又加增典稅，左宗棠更增質鋪歲月，而典商幾敗。清鹹豐四年起實行“厘金”，稅卡林立。使其一向以長途販運為能的徽商，賺錢也不像過去那樣容易了。
第四，鴉片戰爭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舶來品，傾銷於我國各地，使徽商經營的手工業品，敵不過外商用機器生產的商品，就是“隻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來品鋼筆、墨水的衝擊。同時，隨著洋商的出現，國內買辦資產階級勾結官紳，也成了徽商的勁敵。
第五，泥古於封建生產經營方式的徽商，在與新興的閩、粵、江、浙商幫的競爭中，逐漸被其壓倒，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清鹹豐、同治年間，徽州戰亂延綿，開始是團練的捐輸搜刮，後來是曾國藩督師祁門的縱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軍與清軍攻防爭奪，激戰不斷，殘酷地焚、燒、殺、擄，使徽商棲息之地屍首遍野，廬舍為墟。徽州慘遭自古以來罕見的災難，徽商在人力、財力、物力上受到嚴重的摧殘。總之，徽商是封建社會經濟的產物，雖然曆史很長，但由於沒能順應社會的發展，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時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衰退命運。
五、徽商發展與都市的繁榮
曆史上徽商足跡幾遍宇內，對促進沿江區域市鎮的興起與繁榮，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沿江區域一些較為出名的市鎮，大多興起於明成化、弘治年間(1465~1505年)，而發展於明嘉靖、隆慶、萬曆年間(1522~1619年)，這一時期，也就是徽商特別是鹽商獲得長足發展的黃金時期。這裏不妨引用一些史料來說明徽商在促進都市繁榮方麵所起的作用。
唐宋年間的江蘇揚州，是江南較為繁華的都市之一。明清時期，這裏躍為以鹽務為主的商業中心。正如《兩淮鹽法誌·雜記》中所雲：“淮揚天下一大都會也，舟車之輻輳，商賈之萃居，而鹽莢之利，南暨荊襄，北通漳、洛、河，濟之境，資其生者，用以富饒。”值得注意的是，這裏所說的“萃居”淮揚而牟“鹽莢之利”的商賈，指的不是其他商團，而是徽商。明萬曆《揚州府誌》中就提到了這一點，說：“內商多徽歙及山、陝之寓藉淮揚者。”光緒《兩淮鹽法誌·列傳》記載統計：自明嘉靖至清乾隆間，在揚州的著名客籍商人共有80名，其中徽商就占60名。難怪近人陳去病在《五石脂》9中說：“徽人在揚州最早，考其時代，當在明中葉。故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揚蓋徽商殖民地也。”《中華兩千年史》的作者鄧之誠也說：“揚州鹽商至萬曆之後，日見興盛，皆徽州人也!”
明清時寓居揚州的徽商，以歙縣人居多，一般被稱之為“鹽商派”。他們人數眾多，財雄勢大。萬曆《歙縣誌》“食貨”篇中說：“邑之鹽莢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則黃氏，後則汪氏、吳氏，相連而起，皆由數十萬，以汰百萬。”民國《歙縣誌》“風土”篇指出：明清時在兩淮經營鹽業的歙籍商人有江、吳、黃、程、汪、徐、鄭、許、曹、宋、鮑、葉等12姓人。在兩淮鹽政八總商中，歙人“恒占其四”。
居揚徽商在服飾食用方麵揮霍無度，同於王侯。在購園建宅，設置書院，舉辦詩文會(館)，藏版刻書以及營建戲館等娛樂場所方麵不惜巨資，所費動輒就數十萬。特別要提到的是，揚州素以園亭之盛甲江南，而這與居揚徽商的大規模投資分不開。當年乾隆南巡時，揚州是主要落腳點。在乾隆來揚州之前，徽商便大興土木，“興宮室，建園池，營台榭，屋宇相連，矗似長雲。”如徽籍鹽商巨頭汪石公妻汪太太，在乾隆來揚州前數月，便與鹽商“擇荒地數百畝，仿杭之西湖風景，建築亭台園榭，以供禦覽”。乾隆抵揚州前一天，汪太太見亭台園榭之旁還少一方池，於是又“獨出數萬金，夜集工匠，趕造仙池一方，池成而翌日駕至，高宗(即乾隆)大讚賞”。
明清時期居揚徽商促進了揚州在經濟、文化、教育、市鎮及園林建設諸方麵的進一步繁榮。清人孔尚任說“東南繁華揚州起”，揚州在東南率先繁華，徽商是盡了大力的。
婉約的徽州
徽商以治鹽業為“大者”而“藏鏹百萬”，促進了都市的繁榮，這主要是指明中葉至清道光年間的事。然而，徽商所經營的項目中資格最老、時間最久、對繁榮都市影響最大的，還是茶葉、木材、典當、銀號、“文房四寶”諸項目。
徽州茶商，至少在唐代就已出現。唐人張途在《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中提到：當時祁門縣“業於茶者七、八”，“給衣食，供賦悉恃此。”宋代，徽州產茶地及品種增多，茶商更為活躍。明清時期，徽州茶商在商界名聲很大，“祁紅”、“屯綠”聞名天下，國內一些大的市鎮幾乎都有徽州人開的茶莊。
徽州木商，在宋代已十分活躍，宋室遷都臨安(杭州)之後，大興土木，其中很大一部分木材是由徽商販運去的。宋時在徽州任司戶參軍的範成大在《驂鸞集》中記載說：休寧人“多以種杉(木)為業”，杉木“出山時價極賤，抵郡城已抽解不貲”。明代，京都皇木多由東南各省承辦，徽州木商乃居其中大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