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當商在徽商中也占不小的比例。如，明萬曆年間，僅河南一地就有徽商汪克等人開的當鋪213家。明崇禎年間，休寧人汪箕在京都設“典鋪數十處”。
徽商中的金融商也為數不少，較出名的要數清代績溪人胡光墉。他最初在杭州設銀號，後在內地各省設“阜康號”銀號，並經營中藥、絲茶，積資數萬元。
因徽墨、歙硯素負盛名，故徽商中的文具商也是資格老、生意興隆的。就拿墨商中的“胡開文”派來說，自清同治、光緒年間至20世紀50年代末近百年中，國內至少半數以上省城有“胡開文”墨坊、門市部。
概而言之，曆史上大凡較為繁華的都市均有徽商經營，而徽商的資本一旦滲入這些都市，便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它們的繁華。誠如馬克思在考察商人資本時所斷言：“商業依賴城市的發展，而城市的發展也要以商業為條件，這是不言而喻的。”
六、徽商重視信息
俗話說：“三天不預測，買賣不歸行”；“按人做飯量體裁衣，望標行船預測經商。”自古以來，許多商人從自己的從商體會和前人經商致富的經驗中，清楚地認識到善於預測對於做好生意的重要意義。
商業預測就是詳細地了解市場上商品的生產條件的變化，民眾消費方式及癖好的變化，市場上商品價格的變化以及社會風氣和時局的變化等，從中發現征兆，捕捉信息，預測出供求關係變化的走勢，從而組織好商品的經營。
因此，商情預測得是否準確，關鍵在於能否及時掌握市場信息。
在明清時期變幻莫測的商業環境中，隻有充分掌握市場信息，審時度勢，采取靈活的經營策略，才能取得成功。
徽商在商業經營活動中，樹立起很強的信息觀念，通過多種途徑收集市場信息。主要有：利用“夥計”充當耳目，夥計除了經辦具體商務外，還負有收集商業信息的責任；在商品運銷的各個重要口岸設立辦事機構，互通行情。
在掌握市場信息的基礎上，徽商靈活地選擇其經營地點。從繁華的大都市到偏僻的鄉村海島，從江南到塞北，從漢人的居住地到少數民族聚居區，都有徽商活動的足跡。
如歙縣商人鄭崇學，壯年時曾到大梁（今河南開封）經商，後來又寓居金陵（今江蘇南京）；吳光裕，先是從父商於楚，後經商於廣陵（今江蘇揚州）；許贈，弱冠即經商於六安團山郾，後來到壽春（今安徽壽縣）之正陽鎮經商達20餘年。
夢裏水鄉
徽商還能根據其所掌握的市場信息，選擇經營項目。如歙縣商人程澧，他在決定經商時，曾在全國範圍內做了一次遠遊。通過這次市場調查，了解和掌握了天下萬貨之情。在此基礎上，他認為，在江南，由於棉織業發達，宜做布匹生意；在揚州，由於地處天下之中，則適合經營鹽業；徽州貧窮，則可經營典當業。實踐證明他的這種分析是完全正確的。所以他不但自己更加富有，而且還帶動了同族一大批人致富。
又如明代徽商阮弼，他初到蕪湖時，看到這裏舟車輻輳，信息靈通，遂決定在此創業。當時蕪湖市場的其他行業均有人經營，唯獨縑帛一項無人問津，他於是決定經營此業。因是獨家經營，無人競爭，阮弼獲利數倍。後來彩色縑帛旺銷，阮弼抓住時機，招募一批雇工，在蕪湖開設染局，經營彩色縑帛，結果又大發了一筆財。
大多數徽商都能夠做到“趨時觀變”，“相度土宜，趨物候”，商業經營獲得了成功。可以說，樹立信息觀念，根據市場行情製定靈活的商業經營策略是徽商發家致富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七、徽商資本轉向產業
從宏觀上說，曆史上徽商資本確實不曾轉投到產業部門去發展資本主義；但若從微觀上考察，則徽商資本由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的情況又是出現過的。如單個的徽商資本就曾經轉向繅絲、冶鐵、漿染、造紙等行業。這裏分別舉例介紹如下：
據清光緒《唐棲鎮誌》記載，清代杭州唐棲鎮繅絲業比較興盛，有不少徽商在這裏“貿絲開車”。就是說，徽商不僅在這裏進行絲織品貿易，而且利用自己的資本“開車”繅絲，進行蠶絲產品的加工。
關於徽商投資冶鐵業，明人汪道昆《太函集》中舉出的事例不少。如，休寧人朱雲治隨家兄遊賈福建，後“課鐵冶(業)”“業大饒”，“貸諸傭人錢百萬”。這位處士發了財之後，對應試科舉也不感興趣了。再如，歙人鄭天鎮少時曾“服賈，以鐵冶起”，明弘治年間“受室(休寧)海陽新溪戴媯”，是一個先賈後儒的人物。明初，休寧人詹安，“以鐵冶起富”，直到他的第四代人曾孫詹起，還仍然經營冶鐵業，積資甚巨。
《汪氏統宗譜》中還有這樣一條記載：明嘉靖時，休寧人汪尚權“商於湖陰數年，複大募工，治鐵冶。指揮百人，漸漸有序，工罔費效……，資日豐於舊”。這位徽商在外做了幾年別的生意後，又把資本轉投鐵冶業，顯然是他看到鐵冶業的利潤比他原來經營的行業利潤要高得多。無怪乎最後“資(本)日豐於舊”。
單個的徽商資本投向漿染業，最著名的例子是明人阮弼在蕪湖經營布料染色加工業。
阮弼是歙縣岩寺人。他從小經商蕪湖。後發現蕪湖的漿染業有利可圖，便將商業資本轉移到這一行業。他的資本轉移，不像一般商人那樣搞入股分紅，而是獨自“立局”，招雇染匠來進行生產。由於該局加工的布料產品，一直暢銷於吳、越、荊、梁、燕、魯、齊、豫之間，因而獲利甚豐。隨著資本的積累，經營現模不斷擴大，其他商人也紛紛來入股，於是他又在一些重要的商業市鎮設立了“分局”，從而形成了有組織的行業。阮弼被推為總商，即這一行業的總管事和內部調解人，以及與官方打交道的全權代表。阮弼這種“立局”組織生產的形式，顯然帶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性質。
明清時期商業利潤最高的莫過於具有壟斷性質的鹽業了；但按明人宋應星在《野議·鹽政議》中的記載推算，明末徽州鹽商的年利潤率也不過33.3％。而到了清代，鹽業的利潤率就低於—些產業部門了。按有關資料記載計算，清代造紙業的年利潤率高達214％。這就促使商業資本向這一行業轉移。那麼，徽商資本是否也曾轉到過造紙業上呢?回答是肯定的。例如，在紙的著名產地——江西廣信府，當地人開紙廠的很少，而“富商大賈挾資而來者，大率徽閩之人”。再如，舊時常山縣的造紙生意，徽商也曾參與競爭，用大生產排擠當地的小生產，以至“獲利沾溉膏潤。”
八、徽商重視智力的投資
明清時期，是徽商的黃金時代。值得注意的是，為什麼同在這一時期，徽州的文化教育也特別發達，以至人文鬱起，英才濟濟呢？筆者以為，除了其他方麵的原因之外，與徽商不惜財力興辦教育大有關係，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那就是徽商重視智力投資。
明代徽州教育就比較發達。《安徽書院誌》稱：“安徽之書院，……以地域分配言，則首推徽州六邑較為發達。”《休寧縣誌》載：“明代徽州56萬人口。書院多達54所。”清康熙年間統計，徽州六邑設有社學462所。而且，宋之紫陽書院，明之還古書院，清之東山書院，都很有特色。此外，一些名宗望族，縉申之家還廣興家族塾學之風，舉辦各種類型的文化教育事業，利用各種方式教育子弟，開館助讀，故素有“十戶之村，不廢誦讀”，“徽州茅屋書聲朗”之稱。徽州大辦教育，其經費從何而來?原來除了官府資助和各鄉族捐助外，多半靠徽商捐資。徽商在這方麵的捐資大致包括三個部分：一是直接捐款；二是捐資購買學田作為辦學的專項費用；三是從他們捐款的祠田、祭田中提取一部分利息，作為族內子弟的學費或應試科舉之費用。如，歙縣棠樾大鹽商鮑誌道，曾捐3000金修紫陽書院，捐8000金修山間書院。歙縣巨商汪兆晁，對義館無力延師者，每年均捐資數百金。清道光八年(1828年)，適績溪著名學者胡培暈在縣城倡設東山書院之際，徽州墨商胡餘德(第二代胡開文)捐銀一千餘兩。清同治年間，歙商還曾籌資12300餘緡緡：古時穿錢的繩子，也指成串的錢，一千文為一緡。，在南京建造歙縣試館，作為家鄉學子鄉試住宿之所。
由於明清時期徽商重視智力投資，因而這一時期徽州以科舉及第，“以才入仕”者盛極一時。據統計，明清兩代徽州六縣中進士的就有618名，占同時期全國進士總數1.2％。在歙縣就有“連科三殿撰，十裏四翰林”，“同胞翰林”之譽，還有“兄弟九進士，四尚書者，一榜十九進士者”，“一科同郡兩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