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時，徽州商人出門做生意，數載一歸，甚至久客不歸是常情，雖然究其原因有當時交通閉塞等客觀條件的影響，但主要還是因為“重經營輕別離”，這是徽商的一大特性。
四、徽商婦的哀怨
棠樾牌坊群
徽商婦，是徽州商人妻室的別稱，是徽州女人中極其特殊的一個群體。她們肩負徽商的興衰，築壘著家族的後盾，默默地用青春書寫出了一部無字徽商史。她們雖與徽商的稱號連襟相依，卻沒有徽商幸運。麵對著徽州境內眾多蒼涼冷峻的貞節牌坊，人們在讚歎徽商創造的輝煌與榮耀同時，也深深地為高牆禁錮的徽商婦婉惜，更為徽商婦驕傲。
徽商婦，是勤苦持家的典範。地處高山深穀的徽州，農業收成隻能滿足1/3的口糧。為了活命，男人們不得不離井背鄉，“以賈代耕”。《潭渡黃氏族譜》卷六《祠祀·新建享妣專祠記略》雲：“吾鄉僻在深山中，為丈夫者，或遊學於他鄉，或服賈於遠地，嚐違其家數年、數十年之久，家之繩勉維持，帷母氏是賴”。家庭的重擔，自然落在女人的身上。徽商婦主家，不僅繅絲紡織挑野菜，而且還操犁耕田負重。《歙風俗禮教考》也雲：“茶時雖婦女無自逸暇。”徽州人性厚質淳，而女性尤為突出。這種惡劣的生存環境，練就了徽州女人節儉持家的本領。據《徽州府誌》載：“女人尤能儉，居鄉數月，不沾魚肉，日挫針治縫紉綻，黟祁之俗織木棉，同巷夜從相紡織，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徽俗能蓄積，不至卮漏者，蓋亦由內德矣。”這些徽商之妻，一個月可做四十五日，唯一支撐著的，是一種簡樸的生活信念。她們“事公姑以睦，奉丈夫以順，待叔伯以和，撫子孫以愛，勤儉持家，不生外禍”。徽商外出，生意風雲不定，在家婦女，每每以節儉防不測。一旦發財致富，也不敢有半點懈怠和奢侈，仍過著“菲衣惡食”的日子。《歙縣誌》載：“婦女猶勤勉嗇不事修飾，往往夫商於外，收入甚微，數口之家，端資內助，無凍餒之虞”。在漫長的生活等待中，徽商婦必須承受著來自方方麵麵的壓力，持家的處境可想而知，其度日艱難的程度是難以想象的。在這種逆境磨勵中，徽商婦為徽商的成功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徽商婦，是朱子禮教的犧牲品。可以說，走南闖北的徽商，其成功的背後，很大程度上是後院徽商婦用巨大犧牲編織的花環所換來的。徽州是理學發源地，儒風禮孝盛行。商人行遊四方需要穩定的後院。而女人恪守婦道是商人成就事業的基礎。《魏叔子文集》卷十七《江氏四世節婦傳》中論：“土著或初娶婦，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歸，歸則孫娶婦而子或不識父”。在孤苦伶仃氛圍籠罩中的徽商婦，不僅要忍受生活和歲月的煎熬，極力壓抑青春躁動和心理需求，而且還要肩扛著封建禮教的沉重枷鎖，無時無刻地遭受著祖宗規矩與“三從四德”的糾纏。“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是當時吃人的婦道禮教。被統治者愚弄的婦女，自甘慎守貞節，恪守封建孝道，不但造就了一代代孤燈伴影的“留守女士”，而且鑄造了一座座讓人睹之淒慘的貞節牌坊。明朝創建之初，朱元璋便詔令“民間寡婦三十以前亡夫守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明會典》）。”清朝統治者，則更進一步規定，孀婦守節六年以上身故，未婚貞女在夫家守節病故，女子拒辱被害及自盡者，均得旌表，立牌坊，並按口給銀三十兩（《光緒會典事例》）。史籍記載，徽州“節烈最多，一邑當他省之半”。婺源縣城有一座建於清道光十八年的孝貞節烈總坊，所載宋以來貞烈女子二千六百五十八人，到清光緒三年重建時，人數又增至五千八百多人。民國《歙縣誌》記載，清歙縣烈女竟達八千六百零六名。清同治《祁門縣誌》則載，祁門烈女二千八百三十九名，有的是婆、兒媳、孫媳三代守節。作為彈丸之地的績溪，閨教最嚴。據清嘉慶十五年縣誌記載，單為貞婦烈女們建設的牌坊竟達七十五處，其中號為節孝坊四十六處，貞烈坊二十二處，貞女坊一處，孝義坊一處。而榜上無名的貞、節、烈女子，不知又有多少。這些節婦烈女“名聲”的獲得，無非是撫孤守節，孝事姑舅，甚至是絕食七日，以死守節。如《龍井春秋》記載，胡光世妻汪氏“夫櫬未歸，氏不就褥，垂老獨居一室，三尺小童子不許入戶”。為表彰她的“貞風烈舉”，縣令趙世德在清康熙年間特贈汪氏“節如鬆筠”匾額。又如胡端詵妻章氏，未過門而夫亡，她就絕粒七日而歿。清嘉靖年間為其建貞坊，上題“琨玉秋霜”。“婦人之道，從一而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這種精神的摧殘，這種肉體的折磨，受害者絕大部分恰恰是徽商之婦。在朝廷皇帝的褒揚中，在那些牌坊恩榮的背後，有多少徽商婦女，為此白白付出了可憐的一生。徽州這一座座用婦女青春與生命凝鑄的節孝牌坊，為不幸的婦女帶來了無上的“榮光”，也促使著千百萬婦女甘願受禮教摧殘。
徽商庭院
如今，在徽州，牌坊已和徽商當年興建的民居、祠堂並列，成為當地聞名遐邇的，最具文化象征的建築。
徽商婦，是徽文化的無名功臣。徽州文化充滿了商人色彩。在徽商奮鬥過程中，徽商婦擔當了重要的曆史角色。她們竭力將自己的命運，緊緊地與徽商事業成敗聯係在一起。她們通過嫁奩、聘金、勞動，為徽商提供原始積累資本；她們主持家政，使在外徽商無後顧之憂；她們盡心盡力幫助丈夫創業守業；她們教子敬上任勞任怨。《歙縣誌、風土》雲：“邑俗重商，商必遠出。出恒數載一歸，亦時有久客不歸者，新婚之別，習為故常。”徽商婦為徽商解除後顧之憂，默默作出奉獻，被稱之為“內德”。一旦丈夫生意敗落或客死他鄉，整個家庭便交給了自己。人們從貞節牌坊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到徽商事業遭受挫折的時候，徽商婦們所遭受的常人難以承受的打擊。徽州經濟的起伏興衰，幾乎都與徽商婦的悲歡離合有關。有一首《寡婦娘》民謠，道出了徽商婦一生悲慘的命運：
“正月提起寡婦娘，正月本是拜年忙，別人拜年有人陪，寡婦拜年自茫茫；二月提起寡婦娘，二月本是下種忙，別人種子已歸土，寡婦種子高懸梁；三月提起寡婦娘，三月本是掛錢忙，別人掛錢掛上祖，寡婦掛錢掛夫郎；四月提起寡婦娘，四月本是插秧忙，插得秧來茶已老，采得茶來秧又黃；五月提起寡婦娘，五月本是耘田忙，金蓮三寸泥裏踩，百褶羅裙裹泥漿；六月提起寡婦娘，六月本是乘涼忙，別人乘涼成雙對，寡婦乘涼不成雙；七月提起寡婦娘，七月本是割稻忙，別人割得金黃穀，寡婦割得滿田荒；八月提起寡婦娘，八月仍是收割忙，別人收糧倉倉滿，寡婦隻收半年糧；九月提起寡婦娘，九月本是賞花忙，別人菊花親人插，寡婦菊花園裏黃；十月提起寡婦娘，十月本是做衣忙，別人做衣做花色，寡婦隻做青布裳；十一月提起寡婦娘，十一月本是舂糧忙，別人舂糧用擔挑，寡婦家中升底糧；十二月提起寡婦娘，十二月本是過年忙，別人過年團團聚，寡婦過年守空房。”
從情理上講，徽商在外一二十年置家於不顧，即使創造的業績再輝煌，在徽商婦麵前也顯得極其渺小。但往往曆史總不公平，族譜上記載的總是前台的徽商。不僅如此，徽派建築中的重門高牆，那是“家規”為徽商婦劃定的一個怪圈。宗法製度中的祠堂社廟，那是“族律”為徽商婦豎起的一扇城門。徽州牌坊，那是世人為徽商婦譜寫的一首怨歌。徽商婦，這是一個飽含著辛酸的名字，這是一個顫抖著痛苦的聲音。它濃縮了徽商婦的一段命運，寫滿了徽商婦淒慘的心境，也喚醒了一代“壯觀”的虛榮。其實，在繁星燦爛的徽文化背後，有著眾多徽商婦的夢想與光榮，也有著徽商婦守節持家所釀造的無數悲歌。當徽商衣錦還鄉時，徽商婦已人老珠黃。有哭詞為證：
悔呀悔，悔不該嫁給出門郎。三年兩頭守空房，圖什麼高樓房，貪什麼大廳堂，夜夜孤身睡空房，早知今日千般苦，寧願嫁給種田郎！
五、徽商的後裔
徽派建築風格濃厚的牌坊
徽商，在中國商壇曆史上曾名聲大振，顯赫多時，迄至今日，徽商的影響仍不小。它創造了輝煌的曆史，也為後人積累了經商的寶貴經驗，滋養了發達的徽文化。
徽商因受地理環境、土地資源的製約，自古以來就有不成文的家規：“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除了少數人讀書升學之外，相當多人家的男孩讀完小學，剛十三四歲，父母就不管了，靠親戚朋友，沾親帶故的關係，憑著“一根擀麵杖打天下”，“一擔茶葉闖江湖”的精神，背井離鄉，到江、浙、滬、京、粵等地創辦和經營徽菜館、徽墨店、當鋪、雜貨店、茶莊、屠場。到了清代，鼎盛的徽商，在全國各地擁有的徽菜館、茶莊、徽墨店就有數千家，並湧現出名揚海內外的紅頂商人胡雪岩（創辦胡慶餘堂藥號）和世範商人張仲芳（在滬首創徽菜館）。徽商興起，覆蓋全國，竟有“無徽不成鎮，無績不成街”的說法。可見徽商之盛世，令人仰慕。
今日徽商的後裔怎麼樣？有何創新和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徽商的後裔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他們繼承和發揚徽商的優良傳統，重振雄風，開創未來，在商壇上已走出了三步棋，邁出了三大步。既成了發展市場經濟的主幹力量，又拓寬了國家稅源之路。
在績溪縣城，以壯大市區，擴建市場，立足當地，麵向全國為宗旨，建成了集農貿市場、水果市場、百貨市場為一體的農副產品、商品集散地，徽商的後裔將此作為第一著棋。此舉吸引了數以萬計的個體戶進城發展民營和私營經濟，像航佳房地產開發公司、躍宇超市、陽光商城、佳和商場以及各式徽菜館等百多個民營企業脫穎而出。尤為可喜的是，徽商的後裔敞開胸襟，還招攬了江、浙、滬等地百多家私營企業界人士來績溪做生意，增強了績溪商壇的活力，繁榮了績溪市場。
第二著棋是，走出去，闖市場。徽州人清醒地看到，經商，必須打破閉關自守，走出縣門、山門，麵向全國。而今，徽商的後裔已有萬人到江、浙、滬、京、粵等地辦徽菜館、徽墨店、茶葉行、運輸業、絲綢織品等行業。他們依靠自有資產，自籌資金，小本經營，滾動發展，形成氣候。如今在上海、合肥、廣州等大中城市已湧現出一大批擁有上億資產的商賈，他們都成為了國家納稅大戶。
今日，徽商的後裔瞄準更大的目標，走出更高的一著棋，衝出亞洲，走向世界，大膽跟外國人做生意。具有悠久曆史、質地優良的績溪產“梅花牌”白廠絲，每年都有二三百噸銷往日、法、英、美、意、瑞等十多個國家，連續多年來一直是我國在國際市場上成交的拳頭商品。絲綢產品、黃山鏈條遠銷東南亞和美國等國家；山澗竹筍、綠茶、蕨菜等農副產品均受到日本等外商的青睞……徽商的後裔已超越古人的步伐，成了國際市場的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