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徽商的後裔正麵臨和經受著加入世貿組織的新考驗，他們居安思危，把目光瞄向更高層次，學電腦，學外語，學世貿知識，提高自己的經商能力。相信，徽商的後裔將沿著“世貿”這條遊戲規則的大道走向更加輝煌的明天。
六、徽商與徽派建築
皖南古民居村落在中國傳統建築中獨樹一枝。是以徽商資本為經濟基礎，宗族觀念為社會基礎，在徽文化熏陶下造就的具有典型地方文化特色的村落。
皖南古村落的界定，是指安徽省境內長江以南地區清末（1911年）以前的具有曆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民居、祠堂、書院、牌坊、樓台亭閣等民用建築群體。其中心地帶為原徽州府六縣即歙縣、黟縣、休寧、祁門、績溪、婺源六縣。所以又通稱徽州古村落。
皖南古民居村落有著鮮明顯著的地域文化背景，由於皖南地理環境、經濟發展、社會結構等諸因素的特殊性以及徽文化發展的自身規律，因此使皖南至今仍較完整地保留了明清時期的鄉村原貌格局，以及曆史、文化風俗和居民的傳統生活習慣。
徽派建築明顯的特征大致可分為：精巧的村落規劃，規整的平麵布局，靈活的空間結構，精湛的三雕藝術，古樸的家具風格，厚重的曆史淵源。
南宋遷都臨安，大興土木，築宮殿，建園林，不僅刺激了徽商從事竹、木、漆經營，也培養了大批徽州工匠。徽州是“文化之邦”，徽商致富還鄉，也爭相在家鄉建住宅、園林，修祠堂，立牌坊，興道觀、寺廟，從而形成了有徽州特色的建築風格。現存的古村落雄村、江村等其明清民宅，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徽州建築風格。古村落選址一般按照陰陽五行學說，周密地觀察自然和利用自然，以臻天時、地利、人和和諸吉鹹備，從而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村落一般依山傍水，住宅多麵臨街巷，粉牆黛瓦，鱗次櫛比，散落在山麓或叢林之間，濃綠與黑白相映，形成特色的風格。同時有大量的文化建築，如書院、樓閣、祠堂、牌坊、古塔和園林等雜陳其間，使得整個環境富有文化氣息和園林情趣。站在高處望村落，隻見白牆青瓦，層層疊疊，跌宕起伏，錯落有致。在民居的外部造型上，層層跌落的馬頭牆高出屋脊，有的中間高兩頭低，微見屋脊坡頂，半掩半映，半藏半露，黑白分明；有的上端人字形斜下，兩端跌落數階，簷角青瓦起墊飛翹。在蔚藍的天際間，勾出民居牆頭與天空的輪廓線，增加了空間的層次和韻律美，體現了天人之間的和諧。民宅多為樓房，以四水歸堂的開井院落為單元，少則2~3個，多則10多個，最多達24個、36個。隨著時間推移和人口增長，單元還可以不斷增添、擴展和完善，符合徽人崇尚幾代同堂、幾房同堂的習俗。民居前後或側旁，設有庭院和小花園，置石桌石凳，掘水井魚池，植花卉果木、疊果木，甚至疊假山、造流泉、飾漏窗，交天合自然諧和一體。在內部裝飾上力求精美，梁棟檁板無不描金繪彩，尤其是充分運用了木、磚、石雕藝術，在鬥拱飛簷、窗欞、門罩屋翎、花門欄杆、神位龕座上，精雕細縷。內容有日月雲濤、山水樓台等景物，花草蟲魚、飛禽走獸等畫麵，傳說故事、神話曆史等戲文，還有耕織漁樵、仕學孝悌等民情。題材廣泛，內容豐富，雕刻精美，活生生一部明清風情長卷，賦予原本呆滯、單調的靜體以生命，使之躍躍欲動，栩栩如生。境內還保存眾多的明清祠堂、牌坊，建築風格也頗具特色，與明清民居稱為“古建三絕”。矗立於縣城的許國石坊、北岸吳氏祠堂的石雕《百鹿圖》和《西湖風景》，大阜潘氏祠堂的“五鳳樓”磚雕和《百馬圖》木雕，分別體現了徽派“三雕”藝術的最高水平。
一代徽商富賈江南，造就了徽州的富庶，他們回到故鄉大興土木為自己修建豪宅、花園，靈巧的徽州工匠們，用自己的血汗，造就了這永垂不朽的徽州古園林。
徽商遺存的山水莊園
今日名聲在外的蘇州園林，其中不少名園，便是以徽派建築為基準，有的甚至就是徽商所建，從而將徽派園林帶到了他鄉。
留存至今的徽派園林，著名的有位於徽州區唐模村的檀幹園，關於檀幹園的由來，還有一段傳說。說是唐模村有一許氏巨商，事母至孝，老母想遊玩杭州西湖，但當時關山阻隔，交通不便，難以成行，因此就不惜巨資，修了這樣一個“小西湖”，供母娛樂。此種傳說，從園亭布局處處摹仿西湖景觀來看，是可信的。從唐模東向進村，迎麵一座用青石構築的八角亭，亭榭上下三層，四邊虛閣，飛簷八角各懸鐵馬，亭上有兩方匾額：西書“雲路”，東書“沙堤”。亭左臨溪，沿堤有多株數百年古樟樹；亭右為一小五穀祠，下麵豎有一小巧別致的青石牌坊。越亭向西數十步便是有名的《同胞翰林》石牌坊。它宏偉壯麗的建築設計和精致的徽派石雕藝術，是附近一帶石坊中所罕見的。檀幹園的正門上書匾額，兩旁也有兩幅楹聯。其一是“溪流無歲月，堤樹有春秋”，另一是“今之聖地王官穀，中有詩人丁卯橋”。門內兩廳，壁上嵌有《重修檀幹園碑記》。碑前甬道，係白色鵝卵石砌成，甬道的盡頭有小神龕，內供唐代名臣張巡、許遠碑位。拾級而上，“確皋精舍”是園內的主體建築，規模宏敞，上廊恢宏大度，氣宇軒昂；下廊客室明窗，各有懸聯。居舍四周雜植各種花木，陳設徽派盆景，淡雅有致。
園外長廊深處，牆下丹桂五株，冠蓋籠蔭。長廊中部，水榭亭亭，倚立荷塘。門作圓洞形，額題“花香洞裏天”，楹聯是：“沽酒好從沙口店，看花同上水心亭”。夏日良辰，邀二三佳友，憑欄觀賞那些妖豔欲滴的出水芙蓉，淺酌低唱，可以樂而忘返。這便是檀幹園的“外湖”。
徽派建築圖
從“花香洞裏天”向北，便是湖堤臥波，拱橋橫跨，情趣似蘇堤而小巧勝之。湖心有“鏡亭”翼然，“鏡亭”雖小，結構卻雅致精巧。外亭雲形，周圍石欄水榭。柱上長聯形象地描繪了這個美麗山村和小西湖的四時景色：“喜桃露春稼，荷雲夏淨，桂芬秋馥，梅雪冬妍，地僻曆俱忘，四序且憑花事告”。內亭入門處懸有“鏡亭”二字的橫額。亭壁係用大理石砌成。最足珍貴的是，亭壁鑲嵌著宋、明以來，舉凡蘇、黃、米、蔡以及文、祝、董諸家書法碑刻18塊，正、草、隸、篆諸體俱備，鐫工技術精湛，可歎觀止。
西行有一石橋，名“錄官橋”。橋下水潭深碧，橋南百年古樹，連綿掩翠，約計裏許，籠罩著一半湖麵和唐模村莊，“全村同在畫中居”可謂名不虛傳了。
七、徽商與儒家文化比較
無夢到徽州
徽州是一個峰巒重疊，煙雲繚繞的山區。曆史上地少人稠，曾是一個商賈之鄉。明代王世貞說過：“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這就是說，徽人從商，十居其七。
到了明代，徽州商人已經形成一個人數眾多，勢力較大的商幫。萬曆時人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可見徽州商幫與山西商幫已在當時“稱雄”，是商界的兩支勁旅。到了清代前期，徽商實力已達高峰，尤其是在兩淮鹽場，徽商的經濟實力幾乎位居諸鹽商之首。徽商的成功，除有其獨特的經營方式和較好的商業道德外，善於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明清時期，徽商所處的人文環境對商務的發展是十分不利的。“積財千萬，無過讀書”，仍然是當時社會心理的主流。社會意識普遍賤商，商賈居四民之末。麵對傳統價值觀，徽商欲爭得自身的社會地位，求得自身的發展，就必須建立起符合時宜的價值觀。於是就借用儒家文化中的“功名”二字，認為經商和讀書一樣也是功名，同樣是人生的正途。新的價值觀鼓勵著徽商理直氣壯地去參與競爭，去爭取事業的成功。著名學者胡適曾把徽商喻之為“徽駱駝”，他們為實現自己的價值觀，吃苦耐勞，成幫結隊，長途跋涉，不倦地追逐著“功名”，努力發展自己的商務。在清嘉(慶)、道(光)之前的幾百年間，徽商十分興盛，其活動範圍“幾遍宇內”，所謂“山陬海涯無所不至”，遠涉重洋經商異國者，亦不乏其人。
徽商為了使自己的經商事業得到社會最廣泛的支持，沒有對傳統的價值觀采取簡單的否定態度，而是取其精華，為我所用。對傳統的賈儒觀、本末觀加以改造、變通、融合，使儒家文化為自己的商業經營順利發展服務。這種對傳統文化推陳出新、以利實用的態度，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八、徽商與儒商的異同
許國石坊
曆史上，安徽商人在商界曾發生過舉足輕重的影響，被稱為徽商。一貫以來，徽商不是一個單純的以經商營利為唯一目的的商業集團，他們與文化有著不解之緣，從而形成了這個商業集團的獨特風格，贏得了“儒商”的美名。
徽商中不乏飽學之士，賈而好儒，亦賈亦儒，這是徽商的傳統。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學，擅長詩詞文學者不乏其人。他們中間有些是早年習儒，以後走上經商道路的；有些則是亦賈亦儒，在經商的同時，愛好文化和儒術，形成了他們“賈而好儒”的特點。商人有文化，則氣質、智力、判斷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較高，在商品市場瞬息萬變，供求之間盈虧莫測的情況下，善於審時度勢，精於籌劃，因而獲利不僅多而且快。商人有文化，在與官府交往，同顯貴應酬中，便能言語相通，應對自如。安徽商人知識廣博，喜歡談論文化事，在做生意的過程中，喜歡來點文化義舉，或文化投資。因此有人說，安徽商人走到哪裏，哪裏的文化就繁榮。
尚文的傳統培育了徽商賈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經濟實力，又有力地推動和促進了安徽文化的繁榮。今天的安徽商人雖然沒有先輩“牛”了，但是安徽人賈而好儒，亦賈亦儒的人文傳統沒有改變。
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團總裁史玉柱就是一個安徽人。在早幾年，史玉柱可能是中國億萬富翁中文憑最高的人物之一。其實，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類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後，是一塊有著濃烈的文化底蘊和亦賈亦商的故土。史玉柱說過：“我感受到現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識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盡天時地利的漁民、農民和一些個體戶。”有人說：改寫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形象，自史玉柱開始。
經濟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現代的安徽，雖然經濟上落伍了，而且至今尚未形成一個現代商人階層，但是安徽有豐厚的曆史文化遺產，有發展文化的牢固信心。曆史上，安徽曾造就了一代稱雄海內的儒商，在21世紀，在安徽做生意，一定要有新儒商的氣質，多打文化牌，安徽人才會認為你是一個真正的生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