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蘇聯文學界有過這樣的爭論——不曾經曆過衛國戰爭的年輕一代作家能不能寫好衛國戰爭題材小說一種意見是給予肯定回答的，另一種意見則不以為然。又據說著名戰爭文學作家邦達列夫便是持否定態度的。我們對爭論雙方的見解不甚清楚，恐怕他們不隻是簡單地作一個是與否的結論，那樣簡單，就大可不必爭論下去。事實早已作出了結論：蘇聯已經有一批衛國戰爭以後出生的作家寫出了一批為輿論所稱道的衛國戰爭小說，這批青年作家已經作為戰爭文學新浪潮中的主將，在蘇聯文壇上據有著令人矚目的地位。
我們的情形也大致如此。我國戰爭文學的發展，同樣是靠兩個輪子推向前進的。一是靠占有豐厚的曆次革命戰爭生活的老同誌，一是寄希望於不曾有過戰爭經曆，卻對革命曆史戰爭文學有著足夠的熱情和創作實力的青年作家。僅就部隊近年來情況看，首先是莫言以他的中篇係列小說，把我們引到他的家鄉山東高密東北鄉，讓我們去飽覽抗日戰爭初期中國北方那一望無邊的血海般波濤湧動的紅高粱圖畫。隨後是喬良的《靈旗》、江奇濤的《馬蹄聲碎》、程東的《夕陽紅》一組中篇，如同集束手榴彈，來了一個爆炸，一次震撼，為他們出生前一二十年發生的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的偉大曆史壯舉的文學創作開辟了新的前景。說來，何止他們幾位呢？又如這裏向大家介紹的短篇小說《地牯的屋.樹.河》，便也是青年作家朱向前涉足於革命曆史戰爭題材後奉獻給讀者的第一篇探索性的而誠然又是深思熟慮的奇文。
記得近兩年前，文學界“尋根”熱方興未艾之際，我讀到了朱向前的一篇文章（《中國軍人的民族魂和軍事文學的中國化》），也聽過他在討論會上的幾次發言。他在思索著，“尋根”說究竟如何，雖然有待論證，但熱心於戰爭文學的作家是不是可以從這裏得到一點應該得到的啟示呢？他認為，我們的軍事文學要寫出中國軍人的民族魂，追求軍事文學的中國氣派，首先必須注重對我們民族的心理基礎和民族的文化背景的研究。而所謂民族心理，歸根結底主要是農民心理。不能把握中國農民，便難以把握中國軍人。因此，他甚至還主張在軍事文學創作中也要具有一種批判意識，認為我們民族的優根性和劣根性，都較為集中和典型地體現在軍隊生活中。所以，必須象魯迅對“國民性”進行尖銳深刻而韌性的探索和解剖那樣，在強調發揚繼承傳統中的積極因素的同時，也要敢於以當代意識去重新觀照、審察、批判和揚棄傳統中的消極因素，從而為今天的現代化進程所需要的軍人品格和民族精神的建構提供一種參照。也許他的這些思索不無偏頗，也許正是由於這種不無偏頗的思索，他避免了正麵描繪戰場烽火，也無意勾畫軍人肖像，而為我們塑造了“地牯”——一個近似無賴而又堪稱英雄的“青皮後生”的形象。這個人物身上同時羼雜著痞氣和拗烈，愚昧和睿智，懦弱和魯莽，邪惡與善良，凶殘與人道等等。作者把這種兩極的二重性格沒有作任何褒貶選擇而連泥帶水捧給了讀者。唯其如此，地牯才是立體的，複雜的，獨特的和活生生的。地牯在小說中倒下去了，但在我心目中卻站起來了。
此外，作者所鼓吹的注意民族文化背景的主張，在他的這個短篇中也極力兌現了。確實，我們在這裏嗅到“老根老筋”的舊時代中國偏遠鄉村的氣息。小說中對贛西風俗民情、倫理道德、宗教訓誡、迷信禮儀等等地域文化色彩的凸出，尤其是對被人們遺忘已久的贛方言的大膽擢用和刻意追求，是頗有點驚世駭俗的。就我有限的視域而言，小說作者把一種方言運用得如此徹頭徹尾、徹裏徹外，是很少有的。當然，如此刻意追求其“土”，可能會給非贛中的讀者造成閱讀上的障礙，初讀起來疙疙瘩瘩不那麼痛快流暢。其實，任何一種藝術探索起初都是以某種犧牲或損失作為代價和前提的，正象西方現代派小說的某些手法、語言讓很多人大傷腦筋一樣。然而，隻要我們耐心讀下去了，不僅不難讀得懂，而且漸漸會品出贛中語言別致的節奏感和韻味。加之不少詞彙和語態的陌生感，都給人一種新鮮的審美愉悅。頗富意趣的是，在一個古老的結構框架和土著故事中，又滲透了西方現代小說的描寫形態和感覺方式，如對地牯總想尿尿的恐懼感的反複強調、誇張以及其它一些變形手法的運用等等。在民族審美圖式和文化背景的基礎上，成功地嫁接與消融了外來技法。我想，這篇小說會受到不同層次的、眾多的，尤其是南方讀者喜愛的。
我讀朱向前同誌的小說不多，倒是覺得他的評論很有見地。於是我想，他搞評論，也許有更大的發揮餘地，他應當長其所長。很是讀了他的《地牯的屋.樹.河》，我開始在懷疑自己的這種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