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年來忙於埋頭創作的人，今日何以停下筆來第一次奢談批評？原因很多，直接的起因是近期讀到了朱向前的一篇2萬字的長文：《是大作，但不是精品——三談（北方城郭）及其它》（見《當代》1999年第2期）。在我看來，這既是朱向前的又一代表作，也是值得文學界注意的一篇力作。
既擅長對文學思潮宏觀把握，高度概括，又善於對具體作品和作家進行穿透性、技術性分析；既能指明作品存在的具體問題，又能提出建設性的創作、修改意見；既有自己獨到的批評見解，又有自己堅定的藝術立場，這大概是朱向前批評的主要特點。朱向前對作品從不輕易下手，一旦下手，便出手不凡，令寫作者心折；他對文壇更不隨便發言，一旦發言，那聲音肯定有些異樣，且必屬真話必屬自己無疑。尤其是他那認真、執著，甚至執拗、孤傲，一意孤行的批評態度，更是稀奇得有些令人難以置信。例如，他寫於1993年的長達4萬多字的評論《新軍旅作家“三劍客”》，據我所知，此文的背後是他對莫言、周濤、朱蘇進三位作家及其作品將近10年的跟蹤、閱讀和研究。為寫好一篇評論，肯付出如此大的力氣，中國的批評界有幾人？這篇文章的學術價值和對中國當代軍事文學的貢獻，曆史自有公論，姑且不談。要說的是，如此認真、執著、嚴肅而又甘於寂寞甘於清苦甘於付出的批評品格和批評態度，實在難能可貴。而且，作為一位最早極力“鼓吹”莫言作品的批評家，他在此文中對莫言《紅高粱》之後、1993年之前的作品竟又提出了尖銳的、無情的、甚至幾乎是否定性的批評。其批評是否完全正確，另當別論，但他在文中所表現出來的真誠的胸襟、直言的品格，以及以理服人的批評姿態和認理不認人的學術立場，卻值得稱道。因為當年對尚未成名的莫言率先不遺餘力地給予肯定，需要超前的見地和勇氣；後來對成大名後的莫言提出尖銳的批評，更需要過人的氣魄與水平。
現在，朱向前的《是大作，但不是精品》又擺在了我們的麵前。讀罷此文，讓我再一次領略到了朱向前慣有的批評品格和那人生的不可更改的倔強與堅韌。柳建偉是一位出道不久的很有才華的青年作家，朱向前一而再再而三地站出來為其作品說話甚至呼籲辯論，與他當年反複“鼓吹”莫言的情景幾乎如出一轍。《北方城郭》長達56萬字（朱向前將它定位為“大作”，而且與《塵埃落定》並稱為“97年度長篇小說的‘雙璧’和‘壓卷之作’”），為對此作品作出準確、公正的評價，朱向前在一年內先後寫了三篇文章。我敢斷定，他至少閱讀了兩遍或者二遍作品，也就是說，為寫這篇2萬字的文章，僅看稿量便高達112萬或168萬字！這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批評如同作家的創作一樣，嚴肅、嚴謹、認真而又深刻，手中的筆如同一把鋒利而又智慧的手術刀，對其文其人進行了一次徹頭徹尾的“大手術”；對作品的研究與分析，幾乎滲進了作品的心髒與骨髓，並讓人感到了一點“精神鬥土”的氣派，真可謂嘔心瀝血，不惜代價！而且，他對作品缺陷的批評，複雜、實際、具體、準確，直戳要害，小留情麵，甚至還帶有幾分殘酷！這也是多年來批評界少見的。若是批評家本人沒有足夠的創作功底和舍得在批評上下大功夫，是不可能寫出此類文章的。之所以如此，我想他無非是想堅守自己的觀點，確認作品的價值，捍衛一個批評家的藝術立場和藝術良知罷了。當然，此文也並非無懈可擊。比如，對柳建偉語言的批評，我認為有些言重了，有僅從個人語言審美標準出發，忽視作家和作品個性之嫌；有的背景交代和過渡性文字，似乎不必；結尾一段，雖用心良苦，卻與整體大氣的文風不相稱，顯得有些羅嗦。此外，朱向前一貫追求和倡導的“詩意的升華和美的光照”，是否就一定是所有大作惟一的最高評判標準，也值得商榷。有的近似殘酷的批評意見，作家本人也許不會接受。然而由於他的批評是真誠的、坦然的、開放的、建立在學術範疇的，並始終以客觀、公正、說理為批評的最高準則，所以即使作者不接受，我想也不至於惱羞成怒，對簿公堂。至於他對作品的評價是高是低？是對是錯鄙人不敢妄加論斷，也不在本文討論之列。我在此隻讚賞和強調的是，一個批評家的批評精神、批評品格和批評態度。
由此使我想到的是，在這批評之風有些麻木、混亂的年代，作家和批評家到底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素質、風範和境界？批評家該如何麵對作家以及作家該如何麵對批評？作家與批評家之間如何建立一個科學的良性的對話循環係統，從而為中國的文學繁榮營造一個正常的學術氛圍？在這批評的多事之秋，我鬥膽出來“批評”批評，實在冒昧，也不自量力，隻能說聲對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