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為朱向前豪放的性情，才使他鍾情於朱蘇進築造的軍旅文學世界並且拓展了這個世界的領域，要是說朱蘇進是最“正宗”的軍旅文學作家，那麼應該說朱向前就是最正宗的軍旅文學評論家，朱蘇進勇於軍旅文學的“操練”與“實踐”，而朱向前則勤於軍旅文學的“分析”和“總結”，軍旅生活的不同經曆導致了他們選擇不同的寫作，也學致了他們日後從事不同的工作。我倒有興趣借此掀開一個有趣的話題，朱蘇進和朱向前一南一北琴瑟和鳴，當屬軍旅文壇雙璧，而他們的姓氏也奇妙的相同，他們都姓“朱”。朱者紅也，紅者赤也，紅色象征主流，赤色暗寓正統，他們在軍旅創作界和評論界的卓越貢獻和主流位置，使他們堪稱軍旅文學的“兩麵紅旗”。我又願意遊戲般地把這一話題續引下去，我們發現，他們不僅姓氏相同，而且名字也驚人的相似，一個叫“前”，一個叫“進”，這也正印合了他們創作的主體內容和精神觸覺，分明的讓人感覺到了隊列的動感，軍號嘹亮步伐整齊的聲響。我要這樣歸定給軍旅文學帶來燦爛景觀的“二朱”，我稱他們為“前進的兩麵紅旗”。
去年年末有人在《文藝報》上撰文對於“農家軍歌”的理論提出質疑（見《我不能苟同“家農軍歌”的說法》，《文藝報》2001年11月10日），這其實是對朱向前思想的曲解。首先農民軍人的主題沒有拋棄英雄主義的旋律，其次正如我在前麵提到的“農軍論”的說法，農民軍人與職業軍人及由此而產生的相關話語是一種有機的對立統一。朱向前對於崇高的軍人風範和昂揚的英雄主義從來都是一往情深，同時他對於和平時期英雄主義的淪落和理想主義的迷失又抱以巨大的惋惜。
朱向前對於朱蘇進後期小說批評的焦點也正集中於現實與理想的矛盾。朱蘇進在兩難之間的遊移、彷徨和迷茫導致了他傳統小說模式的改觀，出現了“兩極分化”的趨向，理想失敗於現實的局麵。理想的日益稀薄和現實的世俗庸常，還有朱氏風格的消解，這是朱向前擔憂並且不願接受的。朱向前對朱蘇進的扼腕和遺憾，正是基於他對當代軍營現實的沉重思考和對軍旅文學壯懷激烈的斑斕色彩複歸的渴望。請注意，同樣是不留情麵的學術批評，朱向前對於莫言是批判，而對朱蘇進卻是“詠歎”，這裏麵當然含著情感成分，而這情感成分當然是宏觀的，是他針對軍旅文學的一種寄予。
7
我以朱蘇進為參照，並略把朱蘇進和朱向前做了一點比較，以此來探尋朱向前的情感。
我以為《初心與正覺》的代自序即散文《初心》是研究朱向前情感空間的通途，而且是一條捷徑。先讓我們看看——
佛家語說：初心便是正覺。
我說，童心養育文學。
我曾努力追求過成為一個詩人或小說家均未成正果，我最終做了一個批評家。在我的文學批評活動中，我也學習過各種主義，各種思潮和各種方法。但是，我批評、判斷、鑒賞一切文學作品的最基本最可靠的出發點，依然隻有一個，那就是：初心，或曰童心、愛心。
這是一段精致的題解，也是朱向前作為一個批評家的自白。這當然也給了我們一個淺近的切入點，讓我們比較明澈地看到童年經曆對朱向前的影響。朱向前在對作家進行心理分析的時候對此也格外珍視，認為這對作家終生影響深遠，並決定其介入人生和藝術的基本姿態。他對莫言沉重灰黯的童年記憶，對朱蘇進年少罹病的獨特經曆以及對周濤孩提時代的放逐。飄泊，都做了細致入微的尋幽，並得到了比較全貌的對應結論。朱向前信奉“童心說”，而且在批評實踐中純熟地使用了這一研究方法，而他本人，也正如他在《初心》一文中引用的康巴烏斯托夫斯基在《金薔薇》中的話，亦有著“對周圍一切的詩意的理解”即“童年時代最偉大的饋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