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給“省示範”創造條件，沉木一中終於在千呼萬喚中開放了學生閱覽室，課外活動允許閱讀報紙雜誌什麼的。章第中在翻閱省日報副刊的過程中，無意間讀到孫映雪老師的一篇隨筆。
永遠的感激
當我光頭赤腳入讀村學的時候，仲先生已經是年輕的老教師了。
村學相當袖珍，四十多個學生，三位教師。然而麻雀雖小，五髒俱全，小學階段的年級建製一個不缺。教師少年級多，隻好就辦複式班。所以我的五年小學一直跟或高或低不同年級的同學坐一間教室。我不清楚有誰像我一樣曾坐在複式班的教室裏上過課，但我知道這種課堂的好處至少是促使學生將許多喜歡的字詞課文正兒八經過了兩遍——低年級時，仲先生布置我默記生字，他給高年級開新課，於是《東郭先生和狼》《狼和小羊》《小英雄雨來》等有趣的文章，無法抗拒地提前灌入了我幼稚好奇的耳朵；而高年級時，我們又在仲先生的指導下，為師弟師妹們當小老師，從而將學過的內容複習鞏固了一遍。總之在仲先生複式教學的課堂上，“一心不能二用”這個成語所含的訓誡和哲理，讓淘氣的我們給偷偷顛覆了。
仲先生是老三屆高中生，不僅語文教得好，還創作舊體詩發表。小學階段的我不止一次目睹過穿墨綠服裝的郵遞員送來的卷成筒狀的報紙雜誌（編輯部寄的吧），目睹仲先生笑眯眯剝去那郵件封包的情景。那很容易讓封閉山村的單純少年產生無窮美妙的想象，想象與筒狀郵件關聯的遙遠世界，想象仲先生笑眯眯閱讀的欣慰心情。當時文革已風起雲湧了，可對偏僻鄉村的衝擊並不明顯，仲先生一如既往按時到校，教我們琅琅誦讀，教我們辨形識字——紙筆是稀罕珍貴之物，我們經常把生字習寫在校園地麵上，用一端磨得光光的小木棒，用廢電池中取出的鉛芯，或用竹棍鑲個難得的玻璃珠子……雙腿蹲伏一行行寫去，每人麵前就有了長長的一片。仲先生穿著滿是補丁的衣服，鼓勵說那是我們的“自留地”，讓盡其所能精耕細作。邊說像地道的老農般檢查評比。
仲先生教作文尤其有趣，仿佛牽引姍姍學步的孩童，趟著生活的河流磨洗語言的貝殼，比如“學校對麵的小山，形狀像奶奶過年蒸的饅頭”，比如“隊裏的老山羊病了，咳嗽得比放羊老漢還難聽”等活鮮鮮的句子，都出自三四年級的我們之手，至今讓人記憶猶新。
現在回想，在高考製度恢複後，我所在的村子之所以能一下考上十多名文科大學生，不能說不與仲先生有直接關係吧。
仲先生家裏孩子多，又有年邁老母需要贍養，生活一直比較困難，每年三四月份青黃不接的時候，午餐晚餐頓頓喝稀粥。早晨第四節課，常聽到他的肚子唱山歌那麼般咕咕亂吼，可仲先生好像習以為常了，若無其事講他的課，臉上帶著投入的笑意，並伴有唾沫星子繽紛濺落，春風扶雨般飄撒在我們臉上和書上。
多年之後文革結束，當我輾轉考進高中的時候，仲先生也調到那所學校任教了。浩劫之後百廢待興，能勝任高中教學的教師寥寥無幾。麵對嗷嗷待哺的學子，學校不得不安排露天大堂課。尤其盛夏季節，烈日炎炎，氣溫蒸騰，老師讓學生背對太陽坐了，他們卻頭戴麥秸草帽，頂著直射的陽光輪番講授，一個個無不大汗淋漓，粉筆灰泥滿手滿臉……這無疑是堪稱艱苦的歲月，也是生命中最值得懷念的時光。仲先生除正常上課外，承擔了大堂作文輔導。那時根本沒有《高考作文秘笈》之類，仲先生在批改上便煞費苦心，針對具體問題將學生作文分門別類，以便講解評析時，得心應手地拿出相關的例證，用帶濃重方音的“仲氏普通話”加以朗讀，有的放矢地糾編補正。有時也會選優秀作文宣讀示範，我就很有幾篇幸運地被仲先生當眾“發表”過，那種感覺，比自己的文章後來真正變成鉛字出現在報紙雜誌上都爽得多。
仲先生還帶正上初中的兒女讀書，周末打發師弟或師妹跟著我搬運糧草。師弟師妹常背幾斤白麵粉，是先生從口中省下為老母親加強營養的，而返校的時候，師弟師妹的肩頭和我一樣總懸著兩疙瘩，一疙瘩蓧麥炒麵粉，一疙瘩糜穀麵饃饃。炒麵粉最大的特點在便於貯存，糜穀麵饃饃就不同了，三兩天後準會變質，表麵起一層濃霧般的白毛，掰開看時，裏麵的黴菌絲不絕如縷。學校也辦學生灶，可條件所限，上頓下頓供應玉米麵饃饃玉米麵粥，饃硬，粥涼，吃久了胃裏像點了火，酸潮滾滾，苦不堪言，因此糜穀麵饃饃作為最好的調味品，即使發黴也舍不得丟棄。可仲先生擔心吃壞肚子，強迫我把饃從學生宿舍拿到他的住處，和他同樣發黴了的糜穀麵饃饃揉在鋁鍋裏，點煤油爐好好炒上一陣，才盛給我和師弟師妹共同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