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開始，出現了兩個新的英文詞彙，一個是SILK ROAD（絲綢之路），另一個是SERINDIA（西域），並且立即受到國際學界異乎尋常的關注。在中文文獻中，“絲綢之路”同樣是新的詞彙，“西域”則早在《史記》與《漢書》中便是流行話語了。《史記》與《漢書》中，還有一個與“西域”對應的地理概念“東域”，不過已經被人們淡忘。“絲綢之路”出現，並沒有替代“西域”，反而使“西域”正式進入了世界文明史。
通過文獻研究與實地考察相結合，關於絲綢之路與西域，有兩個內容：馬與車、起與止，成為新的話題。
馬與車
可以說，與漢代“鑿空”西域關係最直接的就是馬。對“天馬”（汗血馬）的向往，成為決策者進入西部空間的推動因素。第一個西域探險家張騫，他出使西域的使命——聯絡匈奴宿仇大月氏——最終落空了，卻因此為漢天子提供了關於西行通道的實際走向，以及西域的人文地理情報，同時，找到了與匈奴抗衡的支撐點：引進優良的西域馬種。中原進入農耕時期的漢人與西北遊牧民族匈奴之間的衝突碰撞，始於漢朝之前，貫穿這一過程，匈奴的優勢在於馬快：其突擊力如同雷鳴閃電；而漢人則在於兵利：武庫充盈，武器精良。“鑿空”西域，是為了打破匈奴對西行通道的阻斷，然而沒有良馬，不管具體打贏了多少場戰爭，漢仍然是失敗者。
《史記·大宛列傳》是漢代通西域的基本史料，它來源於張騫的西行見聞。《隋書·經籍誌》獨家著錄了一種古籍，即張騫《出關記》一卷。有人認為，《史記·大宛列傳》的前半部分就是張騫《出關記》。《史記·大宛列傳》中，西域王國分為兩類，一是“土著”，二是“行國”。土著，指進入定居農耕時期，有了城鎮村落的王國。而行國，指以遊牧為主要生活方式的部族。《史記·大宛列傳》介紹的第一個“土著”，便是大宛國，大宛的特點則是“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張騫見聞的後果顯而易見：“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與大宛馬相比，西域古國烏孫也有良馬，最初，漢武帝“得烏孫好馬，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史記·大宛列傳》還說：“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個人擁有“四五千匹馬”，在西域三十六國範疇，可以說是富可敵國了。對於絲綢古道，馬，既是動力，又是動機。沒有足夠多的、品質優良的種馬，絲路永遠神秘遙遠，難以通暢，東西方的交流溝通，負載沉重。對善馬的向往追求，實際是出於抵消道路坎坷漫長的願望。
隨之而來的李廣利兩次出征大宛，將天馬推到了極致。第一次出征铩羽而歸，漢武帝不能容忍再次失敗，為索取大宛汗血馬，太初四年（前101）竟然派出了六萬正規軍出塞，還未計入“誌願軍”（“負私從者”）。同時，漢朝部署在玉門關一線的戰略預備隊多達十八萬。作為對比的數字是：據《漢書·西域傳》載，當時塔裏木區域的樓蘭、於闐、焉耆等二十個王國，總共僅有十六萬兩千四百二十人。這是為馬打的“傾城傾國”之戰。有了這一仗，絲綢古道才成為人類文明史的無法忽視的經典內容。
在絲綢之路史上，西域與良馬密不可分。除了大宛天馬、烏孫西極馬，還有著名的渥窪池天馬。《漢書·武帝紀六》說，元鼎四年（前113）秋，“（天）馬生渥窪水中”，“渥窪水”在“敦煌界”。渥窪天馬貢入朝中，漢武帝躍躍欲試，親自騎馬馳騁上林（“渥窪水出馬，朕其禦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為此，宮廷樂師特製《天馬之歌》。天馬（龍馬）是西域傳說的母題。《大唐西域記》卷一曾提到屈支（漢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的龜茲）龍馬：“國東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所以此國多出善馬”。這可以看成渥窪池天馬的投影。從穆天子“八駿”開始，渥窪池天馬、烏孫西極馬、大宛汗血天馬、龜茲龍馬，越是道路漫長多阻，對良馬的追求就越發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