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或洛陽是漢代行政中心、首都，作為絲綢之路的起點，不容置疑。商貿起自民間，除了行政中心，還需要有旅客與商品的集散地：人流如織、村落銜接、物產豐饒、賓至如歸。絲綢之路承載著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越貼近基層，它的流動越通暢，它的脈衝越充滿活力，它的存在越有實效。中原的貼近基層的階段性起止點、商貿中心，在伏牛山麓的南陽。
大宛地名曾引起過爭議，爭議在於地名究竟是“大宛”，還是大“宛”。也就是說，大，究竟是當地地名的一部分（如同“大食”“大夏”），還是漢語的修飾成分（如同“大月氏”）。岑仲勉先生的結論是：這個西域地名原來是“宛”，大，是漢語的附加成分，他的理由是：《史記》與《漢書》之中，常見“宛寶馬”“使宛”“許宛之約”“宛破”等詞語，“從知大宛之大，同大月氏之大，意當日漢使豔說宛之廣大，故以大冠稱，且與小宛對言也。”（《漢書西域傳地裏校釋》下冊287頁。）
“宛”，是西域語言，不是漢語。對此，中外學者從無異說。然而在中原的地名中，有另外一個“宛”與之對應。南陽郡別稱“宛”，南陽郡的首府名為“宛城”。“宛”，據《史記》古注，讀音為“冤”（yuan）。可“宛”含義是什麼呢？
費爾幹納盆地是中亞的富庶之區，古代文明的萌生之地，安集延則是盆地中較早出現的重要城鎮。岑仲勉《漢書西域傳地裏校釋》曾引錄《西域圖誌》卷四十五說：安集延當古道，“與《史記》大宛‘土著有城郭’之說合，則古大宛地，當即今安集延諸城無疑”。而岑仲勉的結論則是：從對音來說，“餘謂‘宛’本安集延之略譯，似屬無可非議”。安集延是中亞商貿中心、行旅集散地，長期以來，新疆各族居民曾將中亞商人泛稱為“安集延人”。南陽，位於淺山盆地，宜耕宜牧，宜散宜聚，是絲綢（山蠶與家蠶並重）、瓷器、冶鐵、農牧產品、農耕技術的薈萃之區。南陽別名“宛”，應該是絲路中外行旅們對南陽人文地理特點的共同指認。
早在秦昭王時期，南陽郡的府治已經叫“宛城”了。在漢代，南陽被視為“舊都”“南都”，張衡為此寫出漢賦名篇《南都賦》。南陽處在華夏區域南方、北方兩個物候帶之間，處在南北文明交流的通衢、東西交通的起止點。《史記·貨殖列傳》這樣概括南陽的特征：“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漢書·地理誌下》進一步解釋：“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會也。”所謂“南陽好商賈”，或說民俗“好事”“多賈”，無疑是遠近、中外、朝野的共識。這就是它被稱為“宛”的本意。直到明清時期，南陽仍然是商旅雲集之處。
張騫通西域時期以及此前的民間商貿的起止點，是從伏牛山的宛城（南陽）到費爾幹納的大宛國。絲綢之路的一代又一代的行旅，沿昆侖山、祁連山、秦嶺、伏牛山的山前洪積扇的古道奔波往返著。
關於宛城與大宛國，還有一個連結點。
渥窪池發現天馬的時間，原始文獻的記載並不一致。《漢書·武帝紀六》記載，元鼎四年（前113）紀事雲：“秋，馬生渥窪水中，作《天馬之歌》。”而《漢書·禮樂誌二》記錄《郊祀歌》十九章，第十章《天馬》附注卻說：“元狩三年（前120）馬生渥窪水中。”出征大宛，索得汗血天馬，則在太初四年（前101）。也就是說，渥窪天馬初現池水，在貳師將軍李廣利再征大宛之前二十年，是天馬追求的序幕。
關於渥窪池發現天馬過程，《史記·樂書二》有一條出自裴駰《集解》的“李斐注”。注雲：“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人數於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旁。利長先為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雲從水中出。”所謂“屯田敦煌界”，等於說遣戍邊陲。原來，製造“水出天馬”奇跡者，竟然是在此服刑屯墾的南陽新野人。這條注，又見《漢書·禮樂誌二》。而渥窪池，早就無法具體指認所在，一般認為在敦煌邊界（安西）黨河流域。而安西的地理條件，與南陽，與費爾幹納盆地大致相同：眾水彙流，山脈環繞，土地平沃，宜耕宜牧。是行旅的集散地。特別是，安西古地名有“大灣”“小灣”，也寫作“大宛”“小宛”（林競《西北叢編》民國八年，3月26、27日日記）。顯然，“宛”與天馬的聯係，並不止於費爾幹納盆地的大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