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楚辭》之價值
《楚辭》作為國學經典，是與《詩經》齊名的集部作品，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兩大源頭之一。《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總序》說：“集部之目，《楚辭》最古。”梁啟超說：“我國最古之文學作品，《三百篇》之外，即數《楚辭》。《三百篇》為中原遺聲；《楚辭》則南方新興民族所創製之新體。《三百篇》雖亦有激越語，而大端皆主於溫柔敦厚；《楚辭》雖亦有含蓄語，而大端在將情感盡情發泄。《三百篇》為極質正的現實文學；《楚辭》則富有想象力之純文學。此其大較也。其技術之應用亦不同道。而《楚辭》表情極回蕩之致，體物盡描寫之妙，則亦一進步也。吾以為凡為中國人者，須獲有欣賞《楚辭》之能力，乃為不虛生此國。”《梁啟超講讀書》，137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可見，閱讀欣賞《楚辭》，是中國人基本的文化修養之一。
二、楚辭與《楚辭》
（一）楚辭之名稱
“楚辭”這個詞最早見之於《史記·酷吏列傳·張湯傳》：
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
《漢書·朱買臣傳》也寫道：
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
《漢書》的“嚴助”，就是《史記》的“莊助”（避漢明帝劉莊諱而改），兩書說的是一回事。這裏的楚辭、楚詞，可能是時人對來自楚地的一種特殊文體的稱呼。朱買臣乃武帝時人，這兩條史料中的楚辭或楚詞，至少告訴我們，在漢武帝時期，楚辭已經成為一個專有名稱。
楚辭本是淵源於楚地的歌辭。楚辭是以楚地民歌為基礎，融合大量的古代神話而產生的；楚辭的篇章大量采取了楚地的風土物產和方言詞彙；楚辭的特別之處在於它的產生、創作都以屈原為中心，即使在屈原死去之後亦然。因此可以說，由於屈原的作用，楚辭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種特殊體裁。
《楚辭》是一部書。目前知道的最早的《楚辭》一書是西漢成帝年間劉向所整理編纂的。他輯錄的《楚辭》，收入了先秦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賈誼、淮南小山、嚴忌、東方朔、王褒等人的相關作品，並把自己的《九歎》附錄其中。因此，《楚辭》就是楚辭之總集的名稱。
劉向曾經校閱西漢的皇家藏書，並撰成《別錄》，那是我國最早的係統的目錄學著作。劉向正是因為校閱皇家藏書的便利，才輯錄成此書的。先秦之時，楚辭往往以單篇的形式流傳，雖然也有理由猜測，在劉向輯錄之前，也可能產生以楚辭為命名的專集，不過目前尚未發現。
現存最早的《楚辭》一書，是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王逸以劉向的編纂為底本，又加上自己作的《九思》和班固的兩篇《離騷序》，共成十七卷，就成為今天我們見到的《楚辭章句》。這也是兩千多年以來最通行的《楚辭》版本。
要細細考察楚辭的特點，有必要從“楚”和“辭”的分別說起。
（二）楚辭之“楚”
楚辭的產生，離不開楚地的大背景。宋代黃伯思在《校定楚詞序》中說：
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若些、隻、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藥，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
黃伯思這一說法嚴格來看並不完全準確，因為楚辭如屈原的作品中提到的花草樹木等，大多數也能在《詩經》中找到。但是，黃氏仍然相當敏銳地捕捉到了楚辭中“楚”的特征。再加上屈、宋作品中體現出的楚地之文化風尚、巫祝祭祀，以及鮮明的語言特征，已經足以證明楚辭的根源即楚地。
第一，從楚地的概況來看，楚，也就是長江、漢水流域。戰國時期，楚國的勢力最大的時候，其領土曾北到今日之陝西，南至今日之貴州，覆蓋今日之湖北、湖南以及安徽、四川、江蘇、河南之一部分。而從時間上看，楚文化的孕育與中原文化的孕育大致是同時的。早在殷商時期，兩個文化的碰觸就已經開始了，古代楚地的貴族很可能就是從中原遷來的部落和當地的南方部落融合形成的。到了西周，這種交往更加頻繁和深入，《史記·楚世家》這樣記載：
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
這就證明中原的周朝與楚國之間已經形成了某種關係。等到東周列國的時候，楚國已經成為最為強大的幾個諸侯國之一，版圖最大，人口最多，在戰國後期出現了“橫則秦帝，縱則楚王”（劉向《戰國策序》：“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的說法，意謂如果“連橫”，秦國將稱帝；如果“合縱”，楚國將稱王天下。楚國之勢力可見一斑，強大的楚國自然造就了楚人那種強烈的愛國之心和自我意識。屈原、項羽都是楚人的代表。
盡管楚國僅是一個諸侯國，但又與其他的諸侯國有所不同。《漢書·地理誌》記載楚地說：
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
因此，楚地的經濟條件似乎比北方更優越一些，物產更豐富一些。相應的，楚國在青銅器的鑄造、絲織品的生產方麵在當時也都有了相當高的水平。楚辭《招魂》和《大招》兩篇中所描繪的楚國宮廷內那極度的奢華，也證明了當時楚國物質文明的高度發達。
《荀子·正論》說：
世俗之為說者曰：“湯武不善禁令。”曰：“是何也？”曰：“楚越不受製。”
意思是說，楚、越兩國雖然也是諸侯，其與當時中央政權的關係，和其他諸侯國有所不同。一方麵，不少典籍記載了中原諸侯以及周天子稱楚國為“蠻荊”；另一方麵，楚、越兩國的君主都自稱王，這也說明了楚國在政治地位上的特殊，這種政治地位的特殊性也保證了楚地文化的特殊性。所以，盡管中原文化和楚地文化之間交流甚多，但從文化上看，楚地之文化仍是大大不同於中原文化的，這成為楚辭能夠產生的極重要因素。
總之，楚地的特殊，令楚辭亦特殊於中原地區的“詩”。
第二，從楚地的巫祝傳統和神話傳統來看，那種強調祭祀、重視鬼神的傳統也滲透在楚辭之中。當代的學者在評價屈原的作品時，常常用到的一個形容詞是“瑰麗”，就是針對屈原作品中那種迥異於中原文化的巫祝、神話色彩而言的。《漢書·地理誌》說：
楚人信巫鬼，重淫祀。
《呂氏春秋·異寶篇》說：
楚人信鬼。
這些隆重的祭祀，是由男覡和女巫來主持的，《國語·楚語下》說：
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巫祝的發達，幾乎在每一個古老的民族身上都能找得到，但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中原地區的巫祝傳統在儒家等文化的影響之下漸漸淡了下去，而楚地的巫祝文化仍然很隆盛。這表現為盛大熱烈的祭祀儀式，與祭祀配套的歌舞娛神活動，以及祭祀的主角——鬼神所居住的神話世界。
巫祝的隆盛，自然會影響到文化，也會影響到身處這種文化之中的人。屈原寫《九歌》，從形式上看就是一組祭祀使用的祭辭；《招魂》則直接仿效楚地巫覡招魂辭形式來寫成；《卜居》也許不一定是屈原所作，但整首辭寫的也是一個占卜場景。其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現的“亂辭”、“亂曰”更是祭祀留下來的尾巴，至於《離騷》等作品中出現的“問卜”、“降神”、“卜名”等體現祭祀色彩的詞語亦為數不少。
與巫祝文化相關的就是楚國的神話。屈原在《離騷》中創造了一個無比瑰麗神奇的神話世界，各路神祇一一亮相。我們知道，顧頡剛認為中國古代神話有兩大係統，即昆侖係統和蓬萊係統。《山海經》是昆侖神話的有係統的流傳記錄，而《楚辭》神話接受了昆侖神話。參見顧頡剛：《〈莊子〉和〈楚辭〉中昆侖和蓬萊兩個神話係統的融合》，載《中華文史論叢》，1979（2）。屈原作品中的大多數神話人物、神山、神水、神獸都能在《山海經》裏找到記載，而《天問》本身更是因其巨大的神話學意義在近代引起關注。因此，從上古神話，到楚地神話，再到楚辭中體現的神話，這其中雖然經曆了重重變化，不同時期神話的內涵和精神也大不相同，但毋庸置疑的是，神話對楚辭的影響相當大。
但是，楚國過於濃厚的祭祀風氣，卻也成為楚國衰落的一個原因。《呂氏春秋·侈樂篇》曾說“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作為楚國對手的秦國人這樣評價楚國的巫祝之風，不能不說是旁觀者清。
總之，巫祝和神話的傳統的影響，使楚辭獨具一格。
第三，楚地的楚歌和楚樂也與楚辭的產生有著密切的關係，楚辭作品中提到了眾多楚地樂曲的名稱，如《涉江》、《采菱》、《勞商》、《九歌》、《薤露》、《陽春》、《白雪》等。楚國與中原諸國在地域、文化等方麵存在的大量差異，也造就了楚地音樂和歌曲的不同。同時，楚地祭祀的隆盛也使大量樂曲通過祭儀保留了下來。
楚地原有的音樂，古代的時候被稱作南風、南音，比如《孟子·離婁上》記載了一首“孺子歌”：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王國維曾稱這首“孺子歌”（王氏稱之為《滄浪歌》）“已開楚辭體格”。確實，這首歌也載於《楚辭·漁父》之中。此外，還有《論語》裏那首有名的《接輿歌》，《說苑》中記載的《子文歌》、《越人歌》等謠曲，它們的特點主要是沒有采用《詩經》那種整齊的四言體，而是長短相間，一般都超過四言，這就使容量加大了，並使用語氣詞“兮”、“些”等。顯然，這種語言特點很自然地被楚辭所繼承。
此外，楚地祭祀儀式所保留的音樂也影響了楚辭，使楚辭的音樂性同時帶有了祭祀性，比如《九歌》、《招魂》同時也是祭祀的歌辭。這不同於當時中原地區的音樂，中原文化的音樂的核心，就是雅頌之樂和鄭衛之音的對抗。前者或許是中原音樂的主流，但聽的人不多，因為過於沉重與素樸；後者可能富於娛樂性，但又遭受當時士大夫有意識地反對，總體來說，戰國時期的中原音樂還是傾向於中正的風格。楚地的祭祀歌曲則是不同的。
在今天，很多西南少數民族保留下來的祭祀歌曲，演唱風格非常獨特，也許可視為楚歌的影響。盡管我們已經無法確知楚辭在當時是如何演唱的，但可以想象其風格一定亦是奇崛瑰麗的。在今天對楚辭進行“韻讀”，也能感覺其風格的獨特性。
當然，強調楚辭之“楚”，是為了凸顯楚辭產生的特殊背景，並非有意回避中原文化之影響。事實上，楚辭的產生離不開中原文化的傳入。儒家經典如《詩》、《書》、《禮》、《樂》等早已經傳入楚國，楚國的士大夫也秉有中原諸國士大夫那種外交、議事時引用《詩》的風格。此外，《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記載了周朝內亂導致的一些文化南移事件：
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並且，中原文化畢竟因其理性、實用的精神在南傳上遠勝於楚文化的北傳。因此，在楚辭所產生的戰國時期，楚地的文化已經是南北兩種文化交融之後的產物了。因此，楚辭的產生，也是兩種文化共同孕育的結果。
總之，楚辭之誕生，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共同作用之結果，但楚辭之特色則主要源於楚地之風土人情、祭祀巫祝、南音謠曲。楚辭就是楚文化之濃縮。
（三）楚辭之“辭”
楚辭既然被稱為辭，那麼嚴格說來它與當時的“詩”、後來的“賦”都有區別。當然，任何一種文化都不是孤立的，楚辭與詩、與賦的關係同樣十分密切，因此，廓清辭與詩、賦之間的關係，把楚辭置於多重文體構成的網絡之中，才能更清晰地認識楚辭在曆史上的地位。
楚辭的誕生，要晚於《詩》約三百年，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一向也被稱為“騷”或“騷體”。自從楚辭出現之後，就逐漸形成了“詩騷”（亦被稱為“風騷”）的兩大傳統。
在今天的學術視域裏，詩、騷傳統逐漸被定位為兩種不同的詩歌傳統，也就是說，今天的文學史觀一般認為《詩》和《楚辭》都是詩歌，且都是中國古代詩歌的源頭。但是，二者的不同也是很明顯的。
《詩》的獨特性首先在於開創了“賦比興”的手法，尤其是“比興”成為中國曆代詩歌所遵循的書寫準則；其次，《詩》中的國風部分，大都是被搜集和保存下來的民歌，因此格外具有民歌的那種樸素、真誠的風格。盡管不必要以“現實主義”的套語來概括《詩》，但《詩》的寫實性的確影響了後代的詩人，諸如杜甫、白居易等詩人都是通過樸素的語言、真摯的情感來描寫現實，從而奠定自身地位的。這種“詩言誌”、“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精神，正是《詩》帶來的。
而楚辭的獨特性則與《詩》恰好互相補充。楚辭也繼承了《詩》的那種比興的書寫手法，但楚辭之所以令人感動，第一是因為那直抒胸臆的抒情力量和奇特無比的想象力。第二是楚辭都是由文人，更嚴格地說就是由屈原及其追隨者寫成的；篇幅也從《詩》那種短篇或者中篇一躍變成長篇巨製。容量的擴大和作者地位的凸現，使得楚辭格外具有個性和表現力。第三是楚辭的句子突破了《詩》那種四字句的格局，每句字數不等，少則兩三字，多則十餘字，多用“兮”字，句法亦錯落有致，這也從形式上形成了一唱三歎的效果，令情感更加充沛。固然這並不一定要用“浪漫主義”（浪漫主義這個術語來自西方，往往是感傷、憂鬱的代名詞）來加以概括，但它的確是一種楚地特有的抒情精神，它依附於一種對理想主義高蹈的、執著的追求，表現為個體張揚的、濃烈的抒情情感。後代的詩人如李白，就很明顯地繼承了這種精神。
當然，詩騷的傳統是由後人來認定的。上古之時的看法卻未必如此，我們有必要問一句，為什麼楚辭在當時被稱作辭而不是詩？這就與《詩》在當時的地位有關。
《詩》被稱為《詩經》，最早見諸《莊子·天運》，不過意思是“典籍”，《詩》真正成為經典還是在漢代。但是，《詩》之所以在漢代被列為經，是因為它本身在春秋戰國的時候已經具有了經典的價值和地位。當時的士大夫之間辯論、在諸侯的朝堂之上對問都需要引用《詩》，今天能見到的先秦史書和諸子之書，引用《詩》比比皆是。因此，《詩》往往被特指《詩三百》。而楚辭則不會被稱作詩。到了漢代，被經典化了的《詩》地位更加穩固，漢代人更不會稱楚辭為詩了。
因此，楚辭之“辭”，無論在古代還是當代，嚴格說來都與“詩”有著差異。同樣，“賦”與“辭”之間也有著區別和聯係。
在古代，古人對賦的界定並不是很清晰。一方麵，漢代以及漢代以前的人常常把楚辭也叫做賦。《史記》裏麵就說屈原“作《懷沙》之賦”，這裏的賦其實就是楚辭，至於“屈賦”之類的說法，在當時也比較普遍。另一方麵，賦也專指另一種與楚辭並不相同的文體，早在戰國之時，《荀子》一書中就包含了《賦篇》，分別寫了雲、蠶、禮、知、針這五種事物，這《賦篇》顯然並不是楚辭，隻是一種韻文。
隨著時間的推移，比較清晰的詩賦觀也逐漸形成。
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記載：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揚雄在《法言·吾子篇》中說：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班固在《漢書·藝文誌》中說：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誌，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誌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鹹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司馬遷所說的“好辭而以賦見稱”，可能是一種互文見義的用法，即喜好辭賦，並以辭賦創作而知名。揚雄和班固把楚辭統稱為賦，不過，已經有了“詩人之賦”和“辭人之賦”的區分。也就是說，當時的人既把屈原的楚辭稱為賦，也把宋玉之後包括漢人所作的一些所謂“麗以淫”的賦稱為辭，基本上“辭”與“賦”的用法是含混不分的。
到了南北朝時期，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裏，已經把詩、辭、賦三者的關係分得比較清楚，他說：
賦也者，受命於詩人，而拓宇於《楚辭》也。
這句話明確表示，詩、辭都是賦的淵源，隻是詩是賦的遠源，辭是賦的近源。
蕭統主持編纂《文選》，他把賦與騷完全分開，一開始是由“賦甲”到“賦癸”，分賦為十類；接著便是“詩甲”到“詩庚”，分詩為七類；再接著才是“騷上”與“騷下”。
在《文選》之後，人們通常把楚辭與賦分別論述。不過，賦學史上也有“祖騷而宗漢”（參見祝堯：《古賦辯體》卷三）的觀點，同時賦的體裁也可以分成騷體賦、文體賦、駢體賦、律體賦四類參見詹杭倫：《宋代辭賦辨體論》，載台灣《逢甲人文社會學報》，2003（7）。其中不僅騷體賦與楚辭體往往難以斷然區分，而且其他體裁的賦作中，也偶爾會摻雜楚辭體的句法。總之，在六朝以前，辭、賦名詞可以換用，從文體上將辭、賦二體分別開來，是劉勰和蕭統以後之事。從理論上說，把楚辭體與賦體作區分是有必要的，但從實踐的層麵來講，人們在寫作專門的楚辭史時，固然需要討論辭體對賦體的影響；同樣，人們在寫作賦史時，也可以全麵討論楚辭體和騷體賦的作品。
三、楚辭之作品
（一）由以地域為中心到以政治為中心的嬗變
從空間上看，楚辭的誕生背景當然是楚地。從時間上看，楚辭則恰好出現於戰國後期，也就是中國由諸侯爭霸的分裂時代向秦漢的大一統時代轉變的時期。楚辭的主要作品就是在這種政治嬗變的過程中產生的。以《楚辭章句》為例，從屈原的作品到王逸自己的《九思》，這些作品跨越了戰國後期到東漢中後期長達三百年的曆史。
我們注意到，這三百年裏產生的楚辭有著明顯的斷代。先秦時期的楚辭與兩漢的楚辭在精神內涵、藝術風格、審美價值等方麵有著極大的不同。那麼，楚辭作品中的這種斷代是如何出現的呢？
從先秦的諸侯爭戰，到秦代的領土統一，再到西漢的文化大一統，這一過程不僅是政權的更迭和朝代的變換，而且是時代整體思想的嬗變。楚辭創作的變化，則體現這種思想的嬗變。
第一，先秦楚辭的創作根本上是以楚地這一地域為中心的。
楚辭的定型以及巔峰之作皆是屈原傾一己之力來完成的，而《離騷》一篇的分量就占了全部楚辭的半壁江山。《離騷》最主要的精神內涵，就是抒情主人公在政治黑暗和奸佞排擠之下對個體精神的張揚，這種個體精神的力量來自何方？僅僅是對君主的情感嗎？不，這一情感在《離騷》中已被抒情主人公的遠遊所超越。《離騷》的結尾已經告訴了我們答案：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
仆夫悲餘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抒情主人公真正的心靈寄托是自己的故鄉。屈原其他作品精神內涵的種種表現，如香草美人、思念君主等其實都是圍繞著楚地這一地域而展開的。因為此時的楚國正麵臨著最嚴重的災難，國勢十分危急，屈原一切的情感最終都會歸結到楚地上來。因此，先秦楚辭基本上是以楚這一地域為中心而創作的。
第二，漢代楚辭的創作根本上是以大一統政治為中心的。
西漢的君臣多為楚地之人或與楚地文化有著密切的聯係，因此漢代盡管逐漸獨尊儒術，但對楚辭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漢代楚辭全麵延續、模擬、代言了屈原作品，因而，從表麵上看，漢代楚辭和先秦楚辭的文體、內容甚至結構都很相似。這種相似其實隻是表麵現象，仔細閱讀，就會發現漢代楚辭有屈騷之形式，少屈騷之精神；有屈騷之詞語，少屈騷之情感。
漢代的文化大一統形成了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原本極具個體張揚和政治批判色彩的楚辭精神逐漸被強大的意識形態所壓迫。同時，漢代楚辭的作者較少有屈原的坎坷遭遇，甚至不少作者都是文學侍臣和學術領袖，這就造成了漢代楚辭與先秦楚辭種種的不同之處。
因為大一統之下，人人可以“四海為家”，所以漢代楚辭的寫作不再以故鄉為中心，而是以對君王的諷諫、對朝廷政治的美刺為目的。首先，政治目的全麵替代了屈原那種故鄉淪陷的情感目的；其次，漢代楚辭也虛構了不少的神話世界，但這些世界的魅力都比不上屈原創造的神話世界那般瑰麗，更重要的是，屈原的目的是遠遊，而漢代楚辭中抒情主人公的目的主要是求仙，個體張揚的力量再次被降低；再次，漢代楚辭盡管也描繪了不少楚地的花草樹木、風俗習慣，但由於這些作品不再以楚地為中心，因此這些描繪也顯得極其淡薄和貧乏。
但是，漢代楚辭的特點逐漸與漢賦的特點結合在一起。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序》中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漢代楚辭的嬗變與衰落，隻是把文學的接力棒遞到了漢賦的手中，有漢一代的文學是以與漢代文治武功相匹配的漢賦為代表的。
總之，要全麵認識楚辭的創作特點，就要清楚先秦楚辭到漢代楚辭的嬗變過程。
（二）屈原與先秦之楚辭
先秦文獻流傳下來的能夠確認的楚辭主要是屈原和宋玉的作品（此暫不涉及出土文物），同時先秦楚辭與漢代楚辭的差異又是如此之大，因此後代的學者與選家都對楚辭作品的分類做了很多工作，也按照自己的觀點進行增刪。當然，無論他們怎麼給楚辭分類，都必須以屈原的作品為核心。
早在漢代，司馬遷、班固、揚雄等人都直接把《離騷》稱為楚辭。似乎在他們眼中隻有《離騷》才是楚辭。這種觀點對後代影響比較大。
王逸編纂《楚辭章句》十七卷，列明屈原作的占據八卷的篇幅。包括卷一《離騷》，卷二《九歌》（分十一篇），卷三《天問》，卷四《九章》（分九篇），卷五《遠遊》，卷六《卜居》，卷七《漁父》，還有卷十《大招》，也署名屈原作或曰景差作。
朱熹編選《楚辭集注》，把收錄了屈原作品的前五卷統稱為《離騷》，而把收錄了宋玉、景差、賈誼、嚴忌、淮南小山作品的卷六至卷八稱為《續離騷》。明代汪瑗的《楚辭集解》更激進，正文八卷，隻注了屈原的作品。
這就表明，屈原就是楚辭的靈魂，如要了解先秦楚辭，就必須了解屈原的生平。
目前關於屈原的資料，以《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為較早的文獻，其中大部分的史實是可信的，但在屈原的生卒年、流放的時間、屈原自殺等方麵，今天依然有很多爭議。
屈原的生年，根據《離騷》“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這一句來看，比較流行的有這樣幾種。一是王逸認為“攝提”是“攝提格”的省稱，屈原生於“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但據現代天文學考證“攝提格”的說法已經是漢代了；二是朱熹認為“攝提”是天上星宿之名，隻能證明屈原生於寅月寅日，但生年不定。現有的各種推斷，基本上在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338年之間。
關於他的卒年，則更是說法不一。據統計曆史上至少出現過十餘種說法，但沒有一種能夠服人，綜合各家與現有文獻，屈原大概卒於公元前294年至公元前278年之間。
屈原，名平，其遠祖是顓頊高陽氏，高陽是黃帝的後代，可能是黃帝的五世孫。根據《史記·楚世家》，高陽氏的六代孫季連就是楚的創業始祖。根據我們在前麵引用的文獻，可知周成王時，季連的曾孫熊繹受封於楚，傳至楚武王。他的兒子瑕，被封采邑於屈，於是子孫就以屈為氏了。所以屈原的確是楚國的貴族。《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誌，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據考證，楚國的屈姓長期擔任重要的職位，洪興祖《楚辭補注》引《元和姓纂》雲：
屈，楚公族羋姓之後。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又雲：景，羋姓。楚有景差。漢徙大族昭、屈、景三姓於關中。
看來，屈原能夠出任司徒，與他的世係還是有關係的。但也有很多人考證屈原這一支在當時已經衰微了，這是有道理的。
屈原所擔任的司徒，據遊國恩考證，則可能是相當重要的職位。《史記·楚世家》記載了戰國時期著名的四君子之一春申君黃歇的事跡：
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
而擔任過楚左徒的，可能僅有屈原與春申君二人。由此可知屈原所擔任的左徒，也一定是相當顯要的職位。從司馬遷記載的他出入朝廷皆應對自如的現象來看，這份職位的確很重要。屈原主要對內討論國事、起草憲令，對外應對諸侯，曾兩度出使齊國。
屈原後來擔任的三閭大夫，可能是楚國管理王室宗族事務的官員。三閭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地，所以屈原的這份職務也是相當重要的。
屈原一生經曆了楚威王、楚懷王、頃襄王三個時期，而主要活動於楚懷王時期。起初，屈原是很受楚懷王信任的，不久，上官大夫靳尚要和屈原爭寵，就不斷地在懷王麵前詆毀屈原。這導致楚懷王對屈原的疏遠，也不再聽取屈原的勸諫。不久，不聽屈原勸諫而執意到秦國去的楚懷王被秦國囚禁而死。這時，頃襄王即位，屈原再次受到上官大夫和令尹子蘭的詆毀，導致屈原被放逐。最後，屈原投水而死。
屈原之死，也引來後世學者的紛紛議論。有“殉君說”、“屍諫說”、“殉國說”、“精神崩潰說”、“潔身自好說”等。這些觀點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不能說服所有人。屈原之死與兩千年之後的王國維之死同樣耐人尋味。因此，屈原之死的原因是很複雜的，上述種種原因或許都隻是一種因素。不管屈原之死怎樣，他的自殺令他的作品在後世不斷得到升華，也被賦予了越來越深刻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