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屈原的生平，就可以理解他的作品了。
《離騷》是屈原，也是全部楚辭的代表作，是一首具有自傳性質的長篇抒情之作。從某種意義上說，《離騷》創造的不僅是一種歌辭，而且是一個藝術世界。第一，《離騷》創造了一個美好的象征的世界，這個世界表現的是屈原個體精神的張揚和個體品質的自我珍惜。在這個世界裏，屈原使用了無數的芳花香草，描摹了棄婦一般的美人的形象。其中，香草象征著屈原的高潔品質，也象征著對小人的憎惡；而美人一般被認為是屈原自喻。這個象征的世界集中體現了屈原的內心，也是整首《離騷》最動人的地方，屈原堅貞高潔的形象就是在這香草美人的象征中樹立起來的：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複修吾初服。
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餘情其信芳。
高餘冠之岌岌兮，長餘佩之陸離。
第二，《離騷》描摹了一個黑白顛倒、君主昏庸的現實世界。屈原的悲傷在於，這個混濁的世界恰恰是他的故鄉楚國。所以，他對君主的感情，對政權的感情，根本上都包容在對故鄉的感情之中。在這個世界裏，小人當道，君主被蒙蔽，往昔那種忠臣賢君的“美政”的場景再也見不到了：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
眾女嫉餘之蛾眉兮，謠諑謂餘以善淫。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
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
一向誌意高潔的屈原，就在這個現實世界中被壓迫、排擠、流放，直到最後走向死亡。這個現實的世界是《離騷》最具震撼力的場景，也是整首歌辭的底色。這個現實世界，也引起了後代文人的共鳴，他們通過這個世界來認識屈原，同情屈原。漢代楚辭對先秦楚辭最大的模仿就是對這個世界的模仿。
第三，《離騷》還創造了一個瑰麗神奇的神話世界，抒情主人公的遠遊、求女等活動都是在這個世界中展開的。
駟玉虯以乘鷖兮，溘埃風餘上征。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餘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未迫。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飲餘馬於鹹池兮，總餘轡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鸞皇為餘先戒兮，雷師告餘以未具。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
這個神話的世界是屈原完美理想的化身。因此，神話中的抒情主人公顯得無比強大，這就折射出屈原對個體張揚的無比渴望。神話中一次次的求女，則象征著屈原對完美的追求。
這三個世界加起來，就是《離騷》的世界，即象征世界、現實世界和神話世界。但這三個世界在《離騷》中不是歸於毀滅，就是變得黑暗，三個世界的理想其實都破碎了。這就導致了屈原的自殺：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鹹之所居！
這就是《離騷》的悲劇。
屈原其他的作品，也基本上體現了這幾個世界。《九章》的主旨與《離騷》大體相同；《天問》除了這種主旨上的一致外，還因為屈原對自然宇宙和社會曆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個問題中保留了大量神話傳說和古史資料而備受重視；《九歌》本為楚地樂歌，今本由屈原在原始樂歌基礎上加工改造而成，歌辭深沉動人。
先秦楚辭的另一位作者是宋玉，他的《九辯》也具有極高的價值。這是宋玉受屈原影響而寫的一篇作品，它長期以來被看作宋玉代屈原立言，以表示對屈原的哀憫之情的作品。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說《九辯》：“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誌。”宋玉也在這裏抒發了自己忠直被讒的苦悶，但由於宋玉的性格和現實因素與屈原不同，因此《九辯》委婉有餘，激憤不足。這不是缺點，隻是作者之間的個性不同而已。
（三）漢代之楚辭
漢代楚辭從古至今受到的評價普遍都不甚高，有些偏激的學者和選家甚至在著作中把漢代楚辭全部刪除，有些學者隻對個別的作品有所欣賞；當代的楚辭學研究中，漢代楚辭也是較少受到關注的一個領域。大多數專著論文都集中在屈宋的身上，對漢代楚辭往往隻是浮光掠影地概括一下，專門研究漢代楚辭作品及作者的相關論著則相當稀少。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一則漢代楚辭的確在藝術性和創造性上不如先秦楚辭；二來漢代楚辭不是漢代文學的主流，受到的注視也會相應減少；三是由於屈原的作品已經給楚辭的創作製定了範式，所以多為模擬之作的漢代楚辭很自然被邊緣化了。
這些原因，有些是客觀存在的，有些也是主觀臆測的。其實，漢代楚辭自有其相應的地位，漢代楚辭的研究也自有其獨特的價值。
第一，漢代楚辭是詩騷兩個傳統的第一次大規模融合。
嚴格地說，屈原的作品本來就是在中原儒家思想傳入楚國之後形成的，且已經吸收了一些《詩》的內涵了。但屈原作品自身又形成了“騷”的傳統，成為新的文學寫作範式，其特色就是個體抒情和個體精神的張揚。漢代的楚辭創作在西漢初年就開始了，在漢武帝時期達到高潮，在東漢依然有重量級作品出現。從《楚辭章句》收錄的漢代楚辭來看，這些作品都是通過抒情主人公來抒發情感，表達對現實和理想的種種看法，遣詞造句豐富而且華麗。這些，都是“騷”的傳統的種種表現；但是，漢代楚辭中個體的抒情已經不再全然指涉於作者的內心，也不純然是模擬屈原的口吻，而是指向現實政治，尤其體現為對帝王的勸諫。同時，漢代楚辭的悲劇性也大大降低，個體的抒情更像是一種“言誌”。這種變化無疑體現了《詩》的傳統。
之所以說這是兩大傳統的第一次大規模融合，是因為漢代楚辭產生之前，文學史上尚沒有成熟的詩歌存在。而漢賦的形成盡管是與漢代楚辭伴隨而生，但漢賦乃是脫胎於楚辭的，這就是漢代楚辭的第二個特征。
第二，漢代楚辭催生了漢賦。
漢賦脫胎於楚辭是毋庸置疑的，但漢代楚辭對漢賦的影響更大。這可以從漢代楚辭與先秦楚辭的幾個不同來看。其一，漢代楚辭越來越側重於對景物的描摹和鋪陳，而先秦楚辭中的景物描寫主要還是為了作者抒情，比如《招隱士》中對景物的鋪陳，就遠遠大於屈原作品中對景物的描寫。當然，《招魂》作為一種特殊的祭祀文體稍顯例外，但這也僅是個例。而漢賦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對各種事物的模擬鋪陳。其二，漢代楚辭中的“遠遊”已經不再是屈原式的精神高蹈，而是受黃老思想影響的“求仙”之道了，因此，漢賦“遊仙”主題的形成也與漢代楚辭“求仙”的嬗變有關。其三，漢代楚辭的句式越來越齊整，韻律也越來越嚴格。同時，漢代楚辭把屈原作品中那種正邪、善惡、黑白的對比模式化了。這些變化，也為漢賦中形式的齊整、韻律的和諧以及駢偶的發展做了文體上的嚐試。
因此，作為漢代文學之翹楚的漢賦，其產生、發展、成熟都與漢代楚辭的創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漢代楚辭由於前有屈原，後有漢賦，其地位自然被曆史所淹沒了。
第三，漢代楚辭中的一些作品可以讓後人更加清楚地認識屈原。
漢代楚辭大部分作品都是代屈原體的擬作，收錄在《楚辭章句》中的漢代楚辭，至少在王逸看來都是以屈原為中心的作品。屈原的生平、性格、為人，如今見諸文獻的少之又少，漢代時人去古未遠，他們對屈原的認識遠比今人要豐富得多。也許他們見過更多的文獻記載，也許他們聽過更多的口頭流傳，而對屈原的這些認識都會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他們的作品中，尤其是那些代屈原體的作品中。
比如，東方朔《七諫》的第一首《初放》中寫道：
平生於國兮，長於原野。
言語訥澀兮，又無強輔。
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
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
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野。
這一段對屈原的描寫，與司馬遷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不僅不同，甚至相反。據此，曆史上有不少人認為，也許東方朔筆下的屈原才是真實的，《離騷》開頭那段話僅僅是屈原創造的抒情人物。當然，這種觀點也存在爭議。但舉這個例子是為了說明漢代楚辭中還有不少這種明顯的或隱藏的對屈原的種種認識。把漢代人對屈原的認識發掘出來，有利於還原曆史上真實的屈原。
先秦兩漢楚辭的創作，經曆了時間長河的大浪淘沙，還留下了幾十篇作品。曆朝曆代圍繞著這些作品，在文獻、考古、文學、美學等諸方麵做了大量的研究。下麵，就要對這段學術史進行簡要的回顧。
四、楚辭研究之回顧
楚辭之研究，如今已蔚為大觀，早在1978年，香港學者饒宗頤就提議建立“楚辭學”，到1986年，大陸學者又倡議建立“屈原學”，無論是“楚辭學”還是“屈原學”，都證明了楚辭的研究早已不再是一種學術所能涵蓋的，它必須獨立成為一門學科才能保證研究的全麵展開。而楚辭之研究，則要追溯到西漢之時。倘若寫一個詳細的“楚辭學案”，恐怕需要一部專書的篇幅。因此，這裏隻能對楚辭研究做一個最簡單的回溯。
（一）1912年之前的楚辭研究
民國建立之前的楚辭研究，大致經曆了三個階段。分別是以王逸《楚辭章句》為中心的第一階段，時間從西漢到唐代；以宋洪興祖《楚辭補注》、朱熹《楚辭集注》為中心的第二階段，時間主要是從宋代到明代；清代為第三階段，其楚辭研究呈多方位多角度之勢，並在清末開始引進新的研究方法。
西漢初年，楚辭的研究就已肇源。賈誼寫《吊屈原賦》，從此開啟了擬作之風。據班固《漢書·淮南王傳》與《離騷序》可知，淮南王劉安曾奉漢武帝之命作《離騷傳》（有人認為是作《離騷傅》，即《離騷賦》），但已經亡佚，僅在班固的《離騷序》存有51字；劉向與揚雄亦曾作《天問解》，但皆亡佚；司馬遷著《史記》，寫了《屈原賈生列傳》，這是屈原的第一個比較全麵的傳記。這些研究成為楚辭學術史的濫觴。
把楚辭彙集編纂的第一人應該是西漢的劉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記載：“初，劉向裒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而各為之注。”因為此前的楚辭可能都是單篇流傳，所以劉向校理皇家書籍時，把屈、宋等人作品及漢代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嚴忌、王褒的作品加上自己所作的《九歎》合為一書，共十六卷，定名為《楚辭》。這是第一部以《楚辭》為名的本子。但這個本子已經亡佚。
東漢，楚辭的研究與注釋進一步開展。班固、賈逵都作過《離騷經章句》，皆亡佚。這時，班固在《離騷序》中評價屈原為“貶潔狂狷景行之士”，對屈原有所保留。為了反駁班固，也為了提供一個更好的注本，東漢的王逸以劉向的十六卷本《楚辭》為基礎，加上班固的兩篇《離騷序》，成就了十七卷的《楚辭章句》，王逸也寫過一篇《九思》，也被後人收入《楚辭章句》，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楚辭全貌了。
《楚辭章句》是現存最早的楚辭注本，其體例為每篇有序，介紹作者、主旨、背景等，正文則先釋字詞，再解章句。由於本書成書相當早，對作者的考察、語言的理解和訓詁都很精當準確；王逸又長於楚地，對楚辭方言之詮釋也頗為內行；其他方麵如校勘、考史、評文等都有涉及。因此這個注本非常重要，在今天仍是研究楚辭的首要依據。段玉裁稱讚曰：“王氏訓釋，多有所本，或本於經書故訓，或本於方言楚語；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廣雅疏證·序》）當然，由於受漢儒訓詁之風和儒家思想影響，本書在解釋時不免常常穿鑿附會，需要在閱讀之時仔細辨認。此書之版本，一般以明隆慶年間夫容館翻刻宋版為善本。
繼王逸《楚辭章句》之後，晉代郭璞著有《楚辭注》三卷，但亡佚，從郭璞其他著作的注釋來看，他對楚辭的注釋也應當集中在對楚辭之文物製度、花草鳥獸之考證上。隋釋道騫《楚辭音》保留了郭注七條，《爾雅》存郭注引屈賦者三條，《山海經》有郭注引楚辭者十餘條。
考證義理方麵，《隋書·經籍誌》還著錄南朝劉宋何偃的《楚辭刪王逸注》、隋代皇甫遵《參解楚辭》七卷，今亦皆亡佚。
六朝隋唐之時，對楚辭的研究開始進入音韻學的領域。據《隋書·經籍誌》著錄，晉代徐邈有《楚辭音》一卷，劉宋諸葛民、孟奧各有《楚辭音》一卷，皆亡佚。隋代釋道騫也有《楚辭音》一卷，尚於敦煌石室中保存著殘卷。
《文選》在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三收錄楚辭，在那裏它顯然是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類而被題名為“騷”，為的是有別於“詩”和“賦”。《文選》的選本包括《離騷》全文、《九歌》六節、《九章》一節、《卜居》和《漁父》、《九辯》四節、《招魂》和《招隱士》，在“六臣”本《文選》之中還附有一個稍為縮略的王逸注本。
由此可見，從西漢到唐代，對楚辭的研究的確以王逸《楚辭章句》為中心。當然，除了全麵的研究之外，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也是連綿不絕的。班固的《離騷序》記錄了劉安與他本人對屈原的不同意見，劉安認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認為屈原本人“推此誌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班固則認為：“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潔狂狷景行之士。多稱昆侖冥閽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正是這樣的評價，激發了王逸作章句對班固進行反駁。從此，對屈原及其作品評價的爭論直到今天也沒有停止。
齊梁時期，劉勰寫作《文心雕龍·辨騷》，將楚辭列為“文之樞紐”之一。他認為：“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給予了楚辭高度的評價。
要之，這一階段的楚辭研究已經開創了古代楚辭研究所能涉及的各個方麵，從文字訓詁、考證、義理、音韻、作者等各個方麵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
從宋代到明代，則進入了研究的第二階段。這一階段，再次出現劃時代的研究著作。一部是補充糾正王逸《楚辭章句》，同樣以訓詁考證為主的《楚辭補注》，作者是宋代的洪興祖（1090—1155），字慶善，鎮江丹陽人。生於宋哲宗元祐五年，卒於高宗紹興二十五年，年六十六歲。北宋年間，登政和上舍第，為湖州士曹。南宋紹興中，應召試，授秘書省正字。出典州郡，忤秦檜，編管昭州卒。《宋史》卷四三三有傳。《楚辭補注》的寫作目的是糾正補充王逸《楚辭章句》，其書體例是先列王逸注於前，再列校語，“補曰”以下是洪氏之補正，顯得條理清楚。
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說，洪興祖在編纂此書時廣泛搜羅各家版本達十幾種，包括蘇軾手校的《楚辭》十卷。他先寫成對《楚辭》正文和王逸《楚辭章句》校勘的《楚辭考異》一卷，再參校他人校本以補充之。在《楚辭補注》中，洪氏把王逸沒有注明出處的地方一一查實補正；還引用了不少當時尚存現在亡佚的一些注文，如南宋初年就已失傳的王勉著《楚辭釋文》等，引用達七十餘條。這就令他的《楚辭補注》在今天還有保存文獻的寶貴價值。
洪興祖《楚辭補注》是清代考證學盛行之前，對《楚辭》進行訓詁考據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現存版本甚多，現在流行的標點排印本是中華書局據汲古閣本為底本，以《四部叢刊》本及《文選》李善注校正的本子，1983年出第一版，屢有重印本。
這一時期的另一部極重要的注本，是朱熹的《楚辭集注》，共八卷，另有《辯證》二卷、《後語》六卷附錄其中。這是朱熹晚年所作，因此對楚辭對朱熹都有著極重要的意義。
《楚辭集注》最大的特點就是注釋簡明通達，注重闡釋義理，彰顯微言大義。與這個特點相應的，就是篇目增刪和編排體例有了較大改動。朱熹刪去《七諫》、《九懷》、《九歎》、《九思》四篇，補充了賈誼的《吊屈原賦》和《鳥賦》二篇。每章的注釋包括校正文字、審定音讀、解釋字詞和義理解讀。又依《毛詩》之例，各章之下寫明賦、比、興。中國之學術，到宋代已經出現漢學、宋學之分，《楚辭集注》便是宋學的代表作之一。它略於訓詁，但簡明扼要，也糾正了不少王逸《楚辭章句》、《補正》的穿鑿之誤；詳於義理，雖解讀精微，但又不免失之於求深之過，對原文大意有不少附會之說。這些說法對後代尤其是明代影響極大。此外，朱熹又是最早以文學眼光來解釋楚辭的。因此，朱熹的《楚辭集注》開創了楚辭研究之“宋學”，影響深遠，被稱作“裏程碑”之著作。
《楚辭集注》的版本最多，宋代就被翻印四次，明代有十次，清朝有四次，在日本刊印一次，朝鮮有四次，其中以宋端平二年朱鑒刊本為最善本。在20世紀50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曾影印此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以此本為底本的標點本。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澤東向其贈《楚辭集注》一套，在當時中日學界皆引起很大關注。
這一階段之研究，以洪興祖《楚辭補注》、朱熹《楚辭集注》二書為最精當最重要。
此後元明二代，雖然沒有出現具有突破意義的重大研究成果，但作為楚辭研究史的一個階段，也有一些著作值得關注。如元代祝堯著《古賦辯體》，選取了不少楚辭作品，辨析體裁，頗有創見。其論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曰：“問答之體，其源出自《卜居》、《漁父》，宋玉輩述之，至漢而盛。首尾是文，中間是賦，世傳既久，變而又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此語對賦之源流正變，言之甚確。《古賦辯體》對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徐師曾《文體明辨》影響甚大。明代人受宋學影響，其末流隻知講解大意，但少有新見，且多陷於空疏之論。相對較好的注本有黃文煥《楚辭聽直》八卷，此書時有創見；另外，汪瑗的《楚辭集解》質量頗佳，也很有特色，已經開始從空解義理向訓詁翔實等方麵努力，對清人研究有很大啟發。
此外，在音韻學方麵，由於朱熹在《楚辭集注》中對音韻采取“一字數葉”的方法，因此有很大謬誤；明代陳第著《屈宋古音義》，主張“發明古音，以見葉音之說謬也”也有較大影響。在對屈原的評價方麵，宋代黃伯思輯《翼騷》，采錄從《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到宋代陳說之《序》中評論屈原及其作品之語，錄為一卷，但此書亡佚。明代人則有相當多的評論文字，可惜大都以評點時文之法為之，不免鄙陋。
清代，楚辭之研究進入百花齊放之狀態，注本迭出，研究之領域也空前寬闊，當然，也免不了魚目混雜，良莠不齊。這一時期重要的注本有不少，下麵擇要介紹。
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楚辭著作是王夫之的《楚辭通釋》，盡管王夫之是由明入清的，但他的著作被發掘出來已經是晚清了。其著作的影響力也是在晚清之後。這本書訓詁方麵實績不大，但由於作者與屈原的身世有相類之處，因此在對屈原的思想感情的領悟和解讀上有不少值得借鑒的地方。1959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有《楚辭通釋》標點本。
蔣驥的《山帶閣注楚辭》是具有代表性的楚辭研究專著。此書六卷，附錄《餘論》二卷、《說韻》一卷。蔣氏曾在自序中自稱“獨於離騷，功力頗深”，可見他的自負。此書極其重視對屈原的生平事跡及其作品的創作時間地點的考證，其結論往往十分準確，也被當代學者廣泛印證。蔣氏又長於考訂楚辭之地理，繪製了楚辭地理總圖，抽思、思美人路圖，哀郢路圖，涉江路圖，漁父懷沙路圖等五幅地圖，也是前無古人的研究成績。這本書涵蓋了文字訓詁、義理闡發、考古實證等諸多方麵，是清代楚辭研究中最全麵的一部。此書曾收入《四庫全書》，1958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點校排印出版。
體現清儒注釋之功的注本是戴震的《屈原賦注》。此書精審謹嚴，對文字訓詁和名物考證都有很多精深之見。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出版有褚斌傑等校點本。在楚辭音韻學方麵，朱駿聲的《離騷賦補注》、江有誥的《楚辭韻讀》、王念孫的《毛詩群經楚辭古韻譜》都很有學術價值。
此外，這一階段出現了很多大儒的讀書劄記，其中涉及《楚辭》的部分都很有價值。隻是由於其以劄記的形式出現，係統性不強，但足以補充前代之漏，具有開啟後世之功。如王念孫的《讀書雜誌餘編·楚辭》、俞樾的《俞樓雜纂·讀楚辭》等，是其中之傑出代表。
西漢至清代，這一時期楚辭研究的特點歸結起來有三點：第一，都是以古典學術的方法進行研究，但不出漢、宋之學的兩大門徑；第二，每個階段都有極其經典的研究著作問世，成為當代研究的基礎；第三，古典研究留下了大量遺產，等待後人來消化。因此，這一時期可以命名為古典時期。
（二）1912—1978年之楚辭研究
其實早在晚清，中國的各種學術研究就進入了新變時期。把上限劃在1912年，僅僅是出於敘述的方便。這一時期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12年至1949年為第一階段，以晚清遺老和雖然生於晚清但成長於民國的一批研究者為主，他們往往既有舊學的功底，又或多或少接受了一些西方的研究方法，因此在研究上有了新的麵貌，而楚辭研究也就從傳統的學術向現代學術進行過渡；1949年至1978年這一階段，中國大陸和港澳台的研究出現了分流，各自呈現出不同的特點，研究實績也有所差異。
第一個階段，首先在楚辭研究上做出成就的是晚清的遺老們，如馬其昶和劉師培。前者的《屈辭微》，對前人注解采擷極廣，又能抒以己見，為清代研治《楚辭》的後勁。後者的《楚辭考異》則是對楚辭進行詳盡的校勘、考證、注釋的著作。這一部分研究往往是清代楚辭研究的延續，頗有乾嘉遺風。
不久，稍晚於這批人，即由清末入民國的一批學者真正開創了近代楚辭研究的先河，這批人的代表就是梁啟超、廖季平與王國維。如作為社會活動家、政治家和學者的梁啟超，分別於1922年和1923年發表《屈原研究》和《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其中包括《楚辭》之條目），這些著作既承繼了舊學的研究方法，也對篇目、作者等進行了考證；同時也開始運用西方的文藝理論，尤其是接受了西方的不少文化觀念。如他論屈原之死，說：“彼之自殺實其個性最猛烈最純潔之全部表現。”開始講“個性”等說法，這在當時都是很新穎的觀點。
這一時期出現了第一次否定屈原真實存在的觀點。20年代，廖季平、衛聚賢等人秉疑古之觀點，對楚辭性質、作者歸屬等問題提出懷疑。廖季平的《楚辭講義》最早發難，30年代後期何天行著《楚辭新考》則係統地提出屈原否定論。但這些觀點很快就遭到駁斥，梁啟超、郭沫若、陸侃如、岑仲勉等人紛紛著文反駁。胡適也卷入了屈原否定論的論爭，但考察他的觀點，並非否定屈原之存在，隻是對古典楚辭研究中儒學思想的滲入進行的反駁。盡管這些否定屈原的觀點很激進，但這次爭論也反映了楚辭學研究的轉型態勢。
30年代及以後，新一批楚辭的研究者紛紛進入研究成熟期，如聞一多、薑亮夫、於省吾、郭沫若、陸侃如、詹安泰、遊國恩、湯炳正、謝無量、鄭振鐸、馬茂元及劉永濟，等等。這批人和上一代人往往有著家學淵源，或者是上一代人的學生、徒弟。如湯炳正、徐複、殷孟倫等都參加過章太炎的國學講習所；許維遹、聞一多都是劉師培的學生；薑亮夫是王國維的學生；陸侃如是胡適的學生；家學則體現在如馬其昶其孫馬茂元（他同時也參加了國學講習所）等。同時，這批人又都經曆過五四運動，接受了更多的西方思想如人類學、神話學等，有些還有留學經曆，如郭沫若留學日本，陸侃如留學法國等。因此，他們是這一時期楚辭研究真正的代表學者。
聞一多主要在楚辭的校補、解詁、疏正方麵進行研究，著有《楚辭校補》、《楚辭新義》等，其學術貢獻在於把楚辭融入了民俗學、宗教學和神話學等。
遊國恩則終身從事楚辭的研究，涉及了楚辭研究的各個方麵，不僅包括文本與作者，甚至連楚國的民間文學等邊緣的方麵都有所涉及。這一時期著有20年代的《楚辭概論》、30年代的《讀騷論微初集》，都對楚辭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
郭沫若對楚辭的研究顯得與眾不同，他一方麵著有學術著作，如30年代寫成的《屈原研究》；另一方麵又在抗日戰爭的大背景下寫了極富文學史意義的話劇《屈原》，在大眾之中傳播了屈原的精神與人格。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誌著這一時期的楚辭研究進入第二階段。從此，中國大陸的楚辭研究和港澳台地區的楚辭研究漸漸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大陸，“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中的楚辭研究又有著很大的不同。
大陸的楚辭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建國之前的許多學者的著作，直到建國之後才出版發行，但其研究方法仍舊延續了建國之前的路數；另一種則是全麵采用了階級分析的路數來研究。
前者，比如劉永濟的《屈賦通箋》、《箋屈餘義》，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合冊出版。再如遊國恩的《楚辭論文集》，1957年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上卷全錄《讀騷論微初集》，下卷收錄1943年至1953年發表的論文。其他的如薑亮夫的《屈原賦校注》、《楚辭書目五種》，林庚的《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朱季海的《楚辭解故》，王泗原的《離騷語文疏解》，詹安泰的《離騷注疏》，以及馬茂元、陸侃如、文懷沙的楚辭選注本、今譯本等，也都陸續得到出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就展開的又一次關於《離騷》作者的討論，也可以視作建國之前問題的繼續。這就是1951年，朱東潤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四篇論文，力圖證明《離騷》的作者是劉安，郭沫若立刻寫了《評離騷的作者》，從正麵立論反駁朱東潤。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當年評選出的四大文化名人包括了屈原，從而在中國掀起了對楚辭研究的熱潮。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楚辭研究論文集》，從建國到當年的楚辭研究成果基本上收錄其中。
此時，對楚辭的研究已經越來越采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了，在《楚辭研究論文集》中，孫作雲還采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思想來研究楚辭。1958年，中國開展了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運動，遊國恩、林庚、薑亮夫等人都遭到批判。盡管此後對宋玉的研究一度升溫，但等到1964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之後，楚辭研究還沒等到“文化大革命”全麵開始就偃旗息鼓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屈原進入“四舊”之列，武漢東湖行吟閣中的屈原像被推入水中。楚辭研究成為禁區。直到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時，毛澤東贈送了一套《楚辭集注》，屈原仿佛又回到了人們的視野裏。此後隨著“評法批儒”的開展，被認為主張法度的屈原被說成是法家反儒的人物，於是有關屈原的一些資料和作品重見天日，但這個時候所有關於屈原的文本都稱不上研究，隻是政治的工具而已。這種非正常的狀況，直到新時期才得到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