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們這樣站了多久，也許一分鍾，也可能有五分鍾，但這還是結束了。她抬起一隻手遮住臉，另一隻手特別為我做出多數人都會視之為不雅的動作，我知道她在笑，她揮了揮手，我也揮手回敬，接著她便走開了。
這時候離早晨已經不遠，但我還是回到了床上，一直睡到了太陽高掛才醒。睡醒時，我不記得自己做了什麼夢，但是我蓋著羽絨被冒了一身汗，而且頭也開始抽痛。我發現空氣相當潮濕，於是起床打開窗戶，望向外頭的步道。固定會出現在步道上的幾個女人帶著幾個我常看到的孩子從公寓前方空地經過，不知是正要去遊戲場抑或是從遊戲場回家，他們今天的衣著比較單薄，因為三月底的天氣突然暖和了起來。我看到幾個從世界不同角落來到挪威的難民，他們不像幾年前的我還會陪著孩子玩，而隻是僵直地站在沙坑旁邊，不是把手插在口袋裏就是雙臂環胸，嘴角上掛著空洞的笑容，帶著夢幻的表情凝視公寓之外遙遠的後方。
一對領有社會保險的挪威男子以緩慢的速度經過，腳步聲雖輕，卻仍聽得出跛行拖拉的聲響。社會保險對我來說是一種浪費，我不是懷疑他們是否殘障，而是懷疑我自己的資格。曾經有個鄰居看我連續三個月待在家裏，有天在超市裏，終於靦腆地問我：“這麼說，你現在領的是救濟金？”
“不對，”我說，“我領的是獎學金。”他和善地點個頭，知道這與我敏感纖細的神經有關。
“嗯，這不簡單。”他說。
“對，”我說，“的確不簡單。”
這位先生獨居，他向我表示他不過中午不會出門購物。我懂他的意思。那是幾年之前的事了。之後，我們會像兩個擁有共同命運的人一般互相打招呼。現在我看到他正走向超市，這表示時間一定不早。
我離開臥室窗口，盡可能地貼在牆邊走進安靜的客廳。我的書桌很整齊，上麵放了沒開機的蘋果電腦。電腦旁有一疊不怎麼厚的打字稿。我戴上眼鏡，略略翻了一下，我有種感覺，好像自己從來沒有看過這些內容艱澀又冷漠的文稿，這東西應該來自一個不再屬於我的世界。當然，這得先假設我曾經掌握這個世界。我拿起稿子走進廚房，把整疊紙丟進水槽下的塑膠袋裏。兩年的時光被我扔進了垃圾桶。我什麼感覺也沒有。我拎起塑膠袋，緊緊綁上袋口才拿到客廳裏。接著我啟動電腦，先等了一下，再點入“硬碟”進入程式目錄，用鼠標將整個“新書”檔案拖到熒幕右下角“資源回收桶”裏。這個回收桶的圖標老是讓我想起我在一九六八年買來的“佛利伍麥克”合唱團首張黑膠唱片，當年創團人物彼得·格林還很年輕，精神也還正常。我腦袋裏響起了《地獄惡犬窮追不舍》這首曲子，“回收桶”圖標漲得圓鼓鼓的，我大聲說“點下去”，伸出食指敲下按鍵清理回收桶，於是圖標恢複原來的大小。接著我找出幾天前寫下的句子：水麵上的粼粼波光隱隱可見，然後列印在紙上。之後，我先關機，便拿起這張紙放進最上麵的抽屜裏，抹去桌麵上看不見的灰塵。我站了起來。這樣就對了，我必須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