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韻曾經說過：“我不屬於任何流派，我就是我自己。”有時“盡管被塞外的大風撕扯得七零八落，但獵獵飄揚著的，在永遠孤寂的日月中，也有它的一種壯烈之處。”這樣的性格也許是蔣韻筆下的女人都那麼純粹而具有欣賞意義的原因所在。因為她隻重視和“尊重自己內心的感受，一個自由獨立人的感受，而很少想到性別”。（《太原日報》周刊06、9、11）從而她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往往都比男性飽滿，有男作家不可言表的深邃，這就是女性作家對自身命運關注的一種自然流露。確立女性的獨立品格，以知識的平等意識，表達著女性的生命倫理觀，是蔣韻長期審視女性坎坷艱難中性別意識成長的堅實步履。她對於《心愛的樹》中“梅巧”形象的成功塑造，已經遠遠超越一個故事情節和結構、人物心理敘事模式的簡單化轉變，而是對以往靠自毀生命來謀求解脫的女性悲劇意識的自我否定。
應該說，女性視生命有意識的存在，不僅讓作者自己看到了人性的欠缺和生命本身的脆弱，也為女性的曆史缺席的詮釋獲得了深度表達。作品深刻的意義在於反思：倫理往往是擔負不了生命自我選擇的艱難的，但生命存在總該為生命體驗的倫理模式，擔負起精神層麵的生命之光，這是女性言說為女性尊嚴獲得的真正為人的本質力量。正像學者郭力所說：“女性文學正是立足於生命此在的實踐立場對自我存在不斷進行精神的超越。”才使得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的一個突出的精神現象——生命意識從生存論與價值論的總合處，縮短與“終極”理論和“當下”感性的生存距離。也就是說，蔣韻她們為女性意識的真正意義上的“解放”和“平等”的思想文化理論，重構著女性“在場”以及“存在”才具有的言說權利。這是現代女性生命體驗的真切表達與價值關懷中女性書寫呈現出的新意義。以性別中“真正的自我”為依據，把性別意識重構的價值理論契機引向智性前沿，這不僅是女性精神成長的前沿性視角，也是女性心靈世界的重構與創建，是有別於男權生命意識理論的價值觀的，值得我們思考與探討。
二
對於生命意識重構的敘述，不僅表現出女性作家個人生命體驗實踐性的倫理構想，也詮釋出女性生命價值思考的思維方式。這就為女性文學帶來關注生存問題的新視野。應該說女性文學最早的文本，就是從揭示女性生存的社會問題——關注婦女命運、婦女地位、婦女人權等矛盾為出發點的。女性書寫中頻繁出現的“困境”、“危機”等字眼，是女性文學形容自身處境的明晰圖景。而後的質疑聲、批判聲，隨著女性地位和權益平等的改變此起彼伏，並且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女性文學創作的基本主題和敘事形態，不能回避是對既定生存秩序的再度拷問。
有人說，人的生命過程不是存在而是生存。作為萬物共生的人，最基本的使命是為自己的存在尋找意義。但在中國的曆史長河中，女人的生存意義就在於生產。盡管人類繁衍絕對離不開女性，但曆史並沒有給女性以公平態度，她們是被曆史淹沒和被放逐的群體，逆來順受是女性基本的生存方式。因此淪為生產工具和男性的私有財產，受男性控製貶抑喪失人身自由，便成為合理合法的曆史形態。特別在男權為主流的封建社會，各個朝代的統治者為加強統治與社會秩序的維護，利用儒家君臣、父子思想作為最基本的和正統的理論基礎，確立完備的性別等級，“男女之別國之大事”（《左傳》）從政治、經濟、行為規範等為“男尊女卑”、“男娶女嫁”、“男剛女柔”等各個方麵進行係統規範，約束女性的思想與道德行為，使得女性的卑微意識強化。男權思想成為構建社會秩序的基石，這樣的社會結構所具有的穩定性和傳承性，對於中國性別文化的應用影響，可謂根深蒂固，難以動搖。
女性文學的書寫，就是對這種境遇的揭示和批判。挖掘曆史屈辱的根源，批判被壓迫的製度，解構男權話語神話，為女性言說爭取權利，為女性的生存價值尋找出路。然而做到這些並非易事。人們都很清楚，這個世界不能沒有女人，不僅僅隻為人類的繁衍，還存在大自然的陰陽和諧關係。誰能否認地球生靈的活力，不是靠大自然孕育的平衡和諧來延續生命的？人類是萬物之主，即使要“傳宗接代”擬或“光宗耀祖”，最起碼遵循陰陽和諧，男女搭配合理才對。這在中國根深蒂固的傳統倫理法則的“孝文化”中，以“無後為大”的女性生殖為重的思想為例，說明人類對於自身的存在更多的是對於性別和諧的價值關懷。可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女性承擔著人類繁衍的重任，卻走不出生存自由的怪圈。性別歧視即使是在自由多元的社會，仍然無法背叛傳統。中國婦女一生都在嚴格的禮法束縛中生活著，社會為女性道德建立的思想枷鎖，造成女性個人倫理選擇的艱難，甚至陷入生活終極悖論（離不開女人卻說女人是罪惡的根源之說）的深淵。精神上尋求自由解放，經濟上卻要依靠男性。婚姻家庭是以男性經濟力量為主要依靠的堡壘。因此女性難以獨立生存的人格扭曲事件時有發生，致使一些偏遠地區販賣婦女的現象難以禁絕。把人當牲畜一樣進行交易，讓女性走不出人性惡的怪圈，更走不出道德枷鎖和性歸罪悖論（男性犯罪因女性的誘惑之說）的桎梏，就成為女性文學探索生存意義的重要課題。
這在山西女作家葛水平的作品中表現得最為突出。我們對葛水平創作的關注是在她獲魯迅文學大獎之後。發現她和蔣韻的創作理念截然不同。葛水平主張“俯下身子”寫作，因此她把目光對準的是農村，是那些生活在農村邊緣掙紮的靈魂。她言說女性的力度在於鄉土審美，因而，鄉土氣息中的女性形象，在她的筆下都能呈現出大氣、飽滿、真實、厚重、深刻而有神韻。她和蔣韻表現性別內涵雖都出自女性的自覺，但她們的區別在於：蔣韻一直在讓精神產生純粹和高尚行為，而葛水平則是讓貧困產生批判和思考的力量。這是她走進文學大獎而名聲遠播的關鍵。比如小說《地氣》中隻有兩戶人家的“十裏嶺”，一個天高皇帝遠的偏遠山村。沒有水，沒有電，不僅“嶺上灰禿禿的”，就是“路上連個鬼影也不見”的地方，“李苗”和“翠花”這兩個人家的女主人卻能在此活得有滋有味。這裏蘊涵著中國農民窮不厭土的文化特色，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她們打鬧嬉笑勇敢地和對方的男人開“扯褲帶”的玩笑。在男人們外出打工不在身邊的時候，卻為爭得山裏教書先生“王福順”的好感，爭風吃醋，送煮雞蛋送溫暖，也不怕惹出“十裏嶺一嶺女人都讓你（指王福順）睡了”的閑話等，都是典型的農民性格——寬厚、樸實、不拘小節，是小說鮮活、耐讀有感染力的關鍵。女人們在這個窮山溝裏可以說是相依為命，卻又不得不依賴著各自的男人，即便是自己的男人沒有性功能也願意“守活寡”。作者意味深長地道白：“寬厚鬆軟的十裏嶺透出一股隱秘誘人的地氣”，而“那地氣（就）是女人的氣息”，不僅僅呈現的是城鄉差別中的女人生活情趣，而是活生生地揭示著女性無法擺脫性別倫理的精神桎梏。因為在農村，男女性別上的差異尤為突顯。男人是家庭經濟頂梁柱的地位至高無上。就力量而言，賦予男性以特權。因此，性別劣勢的自然法杖，會落在女性柔弱順從的身上，並以此在各個方麵都會不同程度地依賴於男人而生存。表現在婚姻中的地位，就是竭力促使自己能夠成為男性家族血脈延續的生育工具和滿足丈夫肉欲的玩物。而女人們又常常以纏綿的軟語、敏感的心靈、細膩的情感，優雅的情趣等，博得丈夫的疼愛，並以這些被男人們認為是美德之源的東西，阻礙自己辨別讚美和屈辱而自省。這種淡化被男性憐憫的女性屈從，在農村文化中帶有普遍性。
我一直認為，葛水平的創作是具有“山藥蛋派”的文脈和審美取向的。她作品中的“問題意識”總會在深刻的思索中獲得。比如是城市的生產方式，讓農村人發現了農業勞動與非農業勞作在勞動回報率上的巨大差異；是城市的優越生活讓農村人知道了什麼叫貧困；是城市的文化優勢滲透著鄉村教育，讓農村人也渴望子女受到教育有文化；是城市的官場運作方式和人際交往，影響著和改變著農村人的人際關係等等，這在作品《地氣》中都能找到依據，且不論哪個層麵，批判的意味都很濃。還有小說《甩鞭》講述的是“土改”時一個地主被秤砣墜死的故事。農村窮，買不起鞭炮，而每逢節日都要“到山頂上去甩鞭”。而這個甩鞭的人，一定是有力量的漢子，因為甩鞭的過程要相互對應，這邊山頂的甩鞭聲和對麵山頂甩鞭聲如不對應，男人們就會引發戰爭。這本來是描寫男人們征服土地的故事，可是葛水平偏偏要插進一個女人的悲慘命運——地主的小老婆“王引蘭”。並讓這個王引蘭和三個男人——土地主、窮光蛋、放羊漢不期而遇。最終以三個男人的不同死亡，詮釋女人是“克夫命”這個讓女人背負了幾千年的罪責和苦楚，在男權社會的不公和男人們能夠逃脫責任及推卸罪惡中重現。人物形象鮮活、生動、有張力。特別是女人“王引蘭”青春美麗，柔弱單純，她有著生命“春天”的夢想，可卻把這夢想寄托在嫁給有錢的“土地主”身上。逆來順受、相夫教子，嫁雞隨雞、忠誠守節，最終渴望以“鞭聲”昭示著她命運的“春天”，卻在她連續“克夫”的悲劇命運中被嘲弄、被葬送。作者以一種十足的文化生存宿命感，讓女性悲慘的命運與社會主體之間的異質感和疏離感相吻合。不僅表現出對受侮辱和被踐踏女性的同情與關懷，對所謂“紅顏薄命”及“紅顏禍水”說辭是災難之源的憎恨。同時最有力的，是給予“克夫命”這個桎梏了中國婦女幾千年的傳統劣根性文化的理性批判。
當然，女性的時代宿命感，被視為肉體的存在隻能是一種苦難的想法，在隨著女性的自立自強和對父權意識的批判中，逐漸退出了舊意識的舞台。就戀愛自由，離婚也自由的權力平等而言，是現代婦女解放、文明社會的最大進步。但是進步不代表罪惡的滅絕。在一些偏遠地區，被婚姻自由剝奪了權利的女性，在被欺騙和恐嚇中徘徊的婚姻牢籠仍不為少數，葛水平給予她們的揭示是充滿憂傷的。比如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的中篇小說《喊山》中的女主人公“紅霞”，就是被人販子拐賣到“一個她到現在也不清楚的大山裏”，賣給一個比她“大二十歲的臘宏”做老婆。因為是被“臘宏”用錢買來的，因此“臘宏”視她為奴隸，想打想罵家常便飯，並且有著非人的折磨。一次，臘宏猜測紅霞已聽到他和母親關於他打死前妻的談話內容，拷問不成，就殘忍地用“一把老虎鉗”扳倒紅霞，“用手捏開她的嘴揪下兩顆牙，紅霞殺豬似的叫著，滿嘴裏吐著血沫子說不出話來”。這樣的描寫想必帶給讀者的閱讀震撼是空前的。可悲的是，紅霞在忍受中“日子一長，索性便再也不說話了”，成為村裏人人認知的“啞巴”。女主人公紅霞不是無知被拐賣到這個陌生的世界，而是在對新生事物的稀奇和認識不足中遭遇賣身的。這顯然蘊涵女性感受時代的局限性。女性生性敏感好強，但女性的弱勢地位，常常又會使她們遭遇不測。在遇到巨大的肉體和精神折磨時，又往往以“忍耐”來掩蓋罪惡，讓她們處於生存被動。作者的高明之處在於：盡管紅霞沒有了自由，卻也不會發出任何質疑，正是有了這一因素的存在，保證了作者敘述的純潔度，讓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因了超乎常人的理性，把自己塑造成了眾人眼裏的“啞巴”，是為避免和臘宏的不必要衝突及野蠻的虐待，這難道不是重塑現代女性的有限自我保護意識？應該說是每一個人在遭遇災難時，避免生命無辜終結的最為精彩的提示。
當臘宏被炸獾的小夥“韓衝”誤炸死後，是金錢賠償，還是讓韓衝“永久”性給予紅霞母女以幫助，麵對這樣兩種選擇，人們意外地發現，紅霞竟然沒有把擺脫困境的希望，寄於當下而是未來。她不要錢而要人的舉動，把“錢”和“人”之間實現的自由拯救，落實在女性生存焦慮走向自我掌握命運的主動。這又是作者賦予女性生存自救的新意義。因為紅霞此時的處境，雖然還不具備極度自由的情愛空間，但叛逆個人命運的現代意識的張揚，使女性的個性塑造從被動走向主動，成為時代女性擺脫心靈困擾和精神牢籠的最好寫照。
誰能否認，經濟社會人們對於金錢的看法是至高無上的，有錢能使鬼推磨，何況經濟轉型中的農村婦女，沒有經濟基礎必然會任人宰割，這樣的現實是女性生存的最大隱患。然而葛水平卻讓此意識有了巨大的改變。對於現代農村經濟生活的認識，沒有停留在過去的水平上，也沒有讓強烈的女性情緒和女性經驗去製造雷同。她要讓紅霞走出情感的沼澤，變得堅強而清醒，努力使一種“愛情陷阱”，或者說一種有被男性預先設置定式的情感，轉化為一種自我拯救的理性行動。她鼓勵女性擺脫或者忘記生活中的灰暗、頹唐、失望、迷茫，最根本的是她給予女性生存的勇氣、信心和方向。使女性的生存命運，從最初的批判到女性的主動參與。作者賦予了女性一種理性的力量，從而獲得的可讀性，在於解構女性感性衝動的寫照。這在女性生存自救意識中，是最富有人性深度和精神向度的審美追求，是值得研究和讚賞的。
三
從文學批評的接受視野上講，女性文學的內涵多數在為情節、內容、結構、形象塑造等探尋意義。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對於性別差異的審美表述。女性文學經過20多年敘事意識的巨大變化，隨著女性社會身份地位的改變，兩性關係的社會和諧，以及女性審美自由和藝術形式規範化的拓展與豐富等，都在超越自由與尊嚴的女性主體意識的確立中，給予人性最完美、最自由的張揚。正如有位學者所言：“在中國的女性文學書寫中，不乏有眾多的文學名篇都是從人性和人的價值的高度，探索女人的生存處境和精神解放的道路的。她們鮮明的作為人的性別意識，無論是體現在對父權製男性中心意識的批判，還是體現在對女人自身身體的認識、對母性和愛的新的認同以及人性的審視，都立足於人性的提升完善和女性成長與解放。這一女性人文理想的價值立場，也正是女性文學能夠超越時代、超越性別、超越時效性和功利性而具有長久的曆史和美學價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