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曆史文化的長河中，女人常常是不在場的缺席者。隨著社會發展與時代的進步，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人文價值理想的深化，促使了女性話語地位的建立，而女性文學就是女性個性解放、尋求平等自由的代言人。如何讓女性從生存的困境中走出，在特殊環境的製約中尋求自我，實現自身價值，便成為女性文學創作的基本主題。徐小蘭的小說《桃花祭》及《水鎮飄雪的早晨》就是這一主題的完美詮釋，對男權文化占領農村經濟地位中心的洞察，解救像“桃花”一樣的農村婦女，仍然被道德束縛而桎梏掙紮著的靈魂等，都賦予女性生存價值與生命意義的高度以及人性解剖與靈魂震撼的魅力。
在中國一些經濟落後的偏遠農村，雖然社會發展早已消除了男權控製經濟命脈的土壤，卻很難改變女性根深蒂固的男權至上的封建意識：從屬男人，心甘情願地用生育來證實自己的生命意義和人生的價值，這不僅是“五裏坡村”女人們的觀念，也是目前中國農村婦女的普遍的價值觀。盡管新社會讓五裏坡村裏的女人們已經享受到了“男女平等”的國策庇護，但她們仍然無法從約定俗成的嫁漢穿衣、生兒尊貴等傳統桎梏中脫身。她們雖然有著不比男人遜色的才能、睿智和膽識，卻很難從性別規定的弱勢群體定格中跳出。生活常常讓她們陷入絕望，像《桃花祭》中的女主人公“桃花”一樣，被世俗的宿命論捆綁著，難以逃離悲劇命運的結局。
“桃花”生性乖巧，天生麗質，是現代農村婦女中少見的“嬌媚”女人。因家庭不富裕沒能初中畢業就嫁了人。可她畢竟生逢新社會，羨慕讀書人，向往城市生活，和大多數村裏的女人一樣想走出五裏坡村，看看外麵的世界和人生。因為沒有文化，別說走進城市，就連到“省城替人做保姆”的想法，也被家人和村裏人給否決了，都說她“不本分”。她長得很美，有一副“村姑式的乖巧和嬌媚”，但畢竟已為人妻為人母，相夫教子才是她應盡的“本分”。嫁給了“有些遲鈍的三民”為妻，被村裏人認為是“鮮花插在牛糞上”，可桃花卻不這樣認為。她覺得丈夫三民雖然“愚鈍”，但有“一個會寫文章人又長得漂亮的作家”嫂子和自己做妯娌，畢竟是自己的福氣。不僅“近足者赤”會讓自己避免吃虧又沾點靈氣，就是教育子女身邊有個文化人也省得去找別人。這是桃花理想化婚姻的寄托，是她崇尚文化卻不能的心理安慰，在桃花看來，沒有文化是她永遠都無法追求幸福生活並難以逾越現實婚姻的局限性，就她所處的經濟環境和她平凡的婚姻，以及她的知識欠缺，也都會成為改變自己命運的絆腳石。因此桃花很悲觀，她“著迷”《紅樓夢》中的歌詞，是因為“紅顏薄命”的說法讓她傷懷感歎。但是性別的優勢和難於跨越的生育責任，卻由此成為她心理自慰的療傷劑和動力。生了兩個女兒，還生怕別人揭短，發誓“再苦再難，兒子，我一定要生”。表麵上看，桃花似乎把生育崇拜作為拯救自己命運的機會，實際上，這在男性勞動力製約家庭經濟命脈乃至決定家族興衰的血脈延續的中國農村非常普遍。
幾千年形成的性別歧視，在中國人的傳統意識當中可謂根深蒂固、難以動搖，且也早已形成了一種定勢和一種習慣。男人沒有兒子，臉上無光，女人生不出兒子，是女人無能。因此，桃花才會把“生兒子”上升到她生存意義的高度和生命價值的高度。她覺得隻有如此才對得起“祖宗”，隻有如此，才有在婆家站穩腳跟的資本。那種“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至理名言和金科玉律是不需要太高文化水平也能為之捍衛的真理。當然，人的生育意願是需要有生育動機來實現的，受一定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的製約所產生的生育需求與生育動機，往往是生育行為的利益導向，桃花非生“兒子”的需求不僅有觀念動機，也有著內部環境（怕丈夫和婆家人揭短）因素的製約，由此導致了桃花自我認識價值觀念的改變。她從向往知識、向往城市生活到安於“本分”甘心為丈夫三民一生再生，一種人生價值觀偏離的愚昧，卻也導致了丈夫三民對於她追求幸福生活的致命影響。丈夫三民要不回村幹部欠他們家的飯錢，桃花卻能要回，丈夫並不認為這是自己無能，反倒認為是桃花和村會計“四狗子睡過了”等等。更為可怕的是，丈夫三民不僅侮辱妻子的人格，還固執愚蠢，“編排自個兒老婆”不正經，“一根筋似地”地逼著桃花喝下“草棚子角落的半瓶農藥”。由此，桃花為了她的清白和人格尊嚴，上演了舊時代婦女用生命作為代價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