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為可悲的是，桃花淹沒在自以為能夠給予她尊嚴的地獄世界，撕碎了自認為生兒子就是她生存價值確保婚姻地位的保單，以生命的終結來尋求公正。然而，她錯了，她用生命隻換回了“四狗子”被無辜強求賠償的四千元錢，卻又促成了三民全家為分錢不公，而“廝打成一團”的惡作劇上演。小說在這裏埋下的伏筆非常巧妙，有著令人震驚的一箭三雕之功效。首先，三民的一家人為了分錢，也許父子兄弟反目成仇老死不再往來，使家庭組織提早崩潰；其二是錢分的再多也買不回來桃花的命，由此造成三民的精神壓抑和心理壓抑會使他今後日子更難過；三是桃花雖死，是被三民逼死的，這會讓這一家人在村子裏的聲譽更難堪。小說留給讀者的暗流湧動的想象空間，是小說敘事結構的成功所在，既有批判命比錢還賤的諷刺寓意，也有人的行為與心理活動形成的同構關係，更利於讀者解構小說的意義所在。
看來作者並沒有想把五裏坡村當做地獄的入口處，她想以桃花的死來告訴世人：死，並不是女性追求尊嚴的唯一出路，而是女性自視弱者的表現。作者並不讚成桃花的無畏犧牲，她覺得“死”對於桃花甚至是所有的人，並非是“物化”不再受難的一種解脫，而由此引起的更大災難才是可怕的。像桃花的死一樣，使她的女兒因此而過早地失去了母愛，不利於女兒的成長；父母因她的死，也失去了精神依靠，不利於老人的身心健康；無辜的人因為她的死，跳到黃河也洗不淨冤情等等。小說能帶給讀者這些思考，體現出小說對於女性生命意義的追問是成功的，表明作者對於女性生存價值的關切以及心靈掙紮的揭示，具有時代意義的感召色彩！
這種時代意義的感召色彩，在徐小蘭的另一篇小說《水鎮飄雪的早晨》（以下簡稱《水》）中有了更加完美的詮釋。徐小蘭在對“桃花”無謂地拋棄生命而傷懷祭奠之後，讓《水》中楊雪玉的出現，和桃花形成的鮮明對比，成為女性生存價值和生命意義的典範，有了更深一層的人性解剖含義。楊雪玉同樣是生在農村，同樣有著天生麗質的長相，同樣也沒有能考上大學，而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農村的青年結了婚，但楊雪玉卻有著和桃花截然不同的命運軌跡，有著不卑不亢不放棄自我的生命意識。先是爭取在農村小學當老師教書育人，雖然隻有高中文化水平，但通過自學，讓她“所帶的班級的語文成績”竟然“在全聯校名列前茅”。事業上的成功本該給這位自強不息的女人以安慰，但是命運往往很詭異，你越是順利成功就越很脆弱，越容易捉弄人。小說製造楊雪玉的離婚悲劇，並非感情破裂，而是因為“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讓丈夫無法接受妻子的能幹和拋頭露麵，覺得這使男人很沒有麵子，從而要求離婚。就因為離婚，卻讓楊雪玉成為“無家可歸”的罪人，很讓人痛心而感慨不已。農村約定俗成的民風習俗，不允許離過婚的女人住在“娘家”，是怕給娘家人帶來災難，特別是在春節期間。楊雪玉又一次被封建意識桎梏著，有家不能歸，命運似乎在逼迫她向桃花的結局走去。然而，小說給予我們的驚喜是一部原生態的女性生存的掙紮史。首先，楊雪玉在痛苦和無奈中接受了農村這種民俗習慣，盡量理解娘家人的絕情而對於生命的威脅；其次，楊雪玉並不認為孤獨會使人喪失意誌，反而會成為一種動力，因而在她年輕充滿生命活力的抗爭中，不是哀怨與氣餒，而在困境中掙紮與奮起，以女性特有的耐力去實現經濟的獨立，以自己辛酸痛苦的遭遇去發人深省：我們這個社會製度還不健全，農村文明還需要加強建設，農村一些惡習還需要盡快剔除等。隻有如此女性才能夠走出心靈桎梏，展現生命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