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小說之前的敘述邏輯，楊雪玉是沒有出路的。因為她在女人所謂一生的兩大機遇中，都是失敗者。一是靠升學，知識來改變命運的機會，她錯過了。二是靠婚姻，嫁一個好丈夫，衣食無憂也能改變女人的命運，她也失去了。盡管這兩大機遇的說法有封建的宿命論影響，而宿命論又是以“因果”作為基礎的，關鍵是楊雪玉並不認為女人的自強是導致自己陷入困境的“因果”，她有著和生存法則抗爭的勇氣，有著不被邪惡所嚇到的心理素質，反而懂得要擺脫困境的唯一出路就在於內心，在於對待善與惡的心態，而改變心態的最有效的方法是自審。所以楊雪玉既沒有顧影自憐，在離婚之後又有不少男性上門提親，她也沒有孤芳自賞，最終以自己改變自己命運的拯救者形象，以珍惜、挖掘女性價值的有效手段，在與三位男性的不同追求的交往中，變得更加成熟、更加穩重，更加深刻而理性。特別是她沒有抱怨命運的不公，也沒有放棄自審，在發現自身缺陷與不足中及時改進與糾正，使她實現對於感情世界的追問到心理承受能力的跨越，最終又找回了自己。
兩篇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雖然都處在相同環境的農村，同樣受到封建婚姻思想的製約，同樣遭到女性難於逾越的男權社會文化的心靈桎梏，但卻產生出截然兩種不同的命運結局，產生出天壤之別的女性價值認同和生命意義的高度，這是作品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所在！徐小蘭以這樣兩種女性的不同的命運結局，形成鮮明的價值認同思考，使作品的可讀性有了更上一層的深意。出路並不都在於客觀條件，內因發揮作用，正確看待人生，就會變劣勢為優勢，前程充滿光明。不僅如此，作者對於農村民風習俗與生活豐富多彩的描繪與刻畫，為小說的人物形象的靈動鮮活做了更有利於入“心”的鋪墊，讓讀者難以忘懷，使其散發出迷人的女性掙紮史的魅力，如朱凡所說的那樣，有一種“切膚的痛惜”和一種“徐徐滲出襲人的涼意”令人回味，以至於讓我們從曆史文化、政治體製、經濟基礎等的反省中，找到桎梏靈魂掙紮的深層原因。所以說，徐小蘭在為女性的“生命存在”收複曆史拋棄的文化秩序的時候，也為解構女性的心靈桎梏找到了生存希望，這才是徐小蘭的小說最值得欣慰的審美價值。
（199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