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文學創作進入了一個極為特殊的轉型時期，大多作家以現實主義創作手法，關注人的社會生存狀態，揭示國家命運生死存亡的內在隱患，使文學承擔起了沉重的審視時弊責任。作家張平的幾部作品轟動效應最大。從擁有百萬冊銷售量到作品改編成電影電視所創的上億元的票房收入，以及茅盾文學大獎的獲得，都可以看出張平作品帶給人們的心靈震撼，遠遠超出商業票房的經濟效應。然而，這種超越總是和張平作品的諸多質疑、批評並存的。一些業內人士對於張平作品反響的質疑與批評，不僅讓讀者不解，也讓作家本人陷入了無形的困惑之中。諸如有文章說：“張平作品太關注政治，遠離文學，藝術性欠缺。”有人說：“張平的作品是靠一種激情和衝動感動人。”甚至還有專家學者稱，張平關注現實的作品是一種“起麻醉作用的作品，麻醉民眾的精神，根本沒有捕捉到現實中的核心問題”等等，麵對這一係列的尖銳批評，我覺得值得商榷與推敲，因為張平的作品仍在一版再版，讀者從國內延綿國外。對於這種審美現象所引起的反差思考，我認為值得研究分析。
一
學者楊厚均在《文學理想與審美表達》一文中說：“理想是人的天性，對於理想的追求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巨大動力。因此，在文學藝術史上，從來不乏表現理想美的偉大作品。但是，人的這種天性並不是在每一個曆史時期都能夠獲得發展機會，都能發揮巨大的作用乃至獲得充分的藝術審美表達。特別是在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轉型的時候，對舊有製度的解構是更為現實更為迫切的任務，理想往往成為一種奢望，至多也不過是解構的一種手段……”中國的社會發展與改革開放，確實為作家張平提供了巨大的藝術追求與實現理想的機會，從而使得他的天性善良與責任感得到完美體現。但是，文學作為人類自我關照的一種形式，它主要的任務是製造人類最高意義上的價值標準——人性。也就是說，作家要完成對於舊有製度，舊有思維，舊有的價值觀、人生觀、審美觀的解構的同時，要麵對更艱巨的建構任務，因為人性本身就是蘊含多維度的複雜體，何況曆史與現實又水乳交融，人該如何生存，道德尺度如何界定才能使人活得更幸福等等，這些問題都不可能隻有解構才能夠完成。而建構又不像科學元素那樣直觀，文學建構是建立在對現實生活的發現、理解與審美當中，當人在精神迷茫、生存困頓中找不到方向陷入失望困頓時，構建尊嚴與自信，同時為尊嚴和自信賦予意義。當然，文學可以使作家的理想成為人類生存經驗與道德建構以及價值積累的精神導向，成為人性缺陷建構的理論載體。這不僅是作家對於生命美而享受生命的精神追求，也是作家確認自我價值和藝術追求，能否在現實生活層麵得以實現的力量，因此，越是作家熟悉的生活越能產生美感，越是美感的東西越容易產生感染力，而感染力源自於作家的真情流露，源自於對真理的發現與理解，源自於作家天性的善良和責任感。
這樣看來，作家從事的文學理想與審美活動，絕非一時的內心衝動和興趣。一種刻骨銘心的生存經驗和現實發現，讓作家對於理想與審美的理解更深刻也更理性。就像張平所說：“一直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當過農民，幹過工人，做過教師。拉過犁，推過磨，掏過煤，挑過大糞，為最起碼的生存條件，終年奔波並經曆過無數坎坷和挫折。”（張平：《我隻能說真話》P.82.）這樣的底層生活經曆，對普通人來說，是很普通的事，但對於一個大學教授的兒子，本應享受書香門第衣食無虞的都市生活，卻一下子被拋入到農村，不僅要“挑大糞，挖大井，掏豬圈，拉平車”為生存愁楚，還要接受因為父親被打成“右派”，長期忍受被人叫做“狗崽子”的心靈折磨。13歲是人生最朦朧理想的美好時期，他被迫站在萬人大會上批判自己的“右派”父親。15歲又在萬人大會上被別人批判。16歲便擔負起養家糊口的重任，往返400多裏的山路拉煤，腿腫得像水桶一樣疼痛難忍，可吃的卻是“碗大的玉米麵窩頭”，喝的是“一瓢汙濁的生水”。姐姐因父親的牽連，連個理想的愛人也難以尋覓。有這樣刻骨銘心的生存經驗，使張平對於人生的意義價值認識深刻。而曆史悲劇往往都是文學展示生存意義與價值的難得契機。張平有著生存經驗與道德積累的豐富經曆，文學自然會成為他展示人性悲劇以及精神追求的價值舞台。因此從骨子裏滲出來，從血液中淌出來的人物形象，都是對生存經驗的靈魂拷問和苦難救贖。先是短篇小說《祭妻》中的“趙大大和蘭子姑娘”，因成份不好，姻緣難續，喪命自緘。後是小說《姐姐》中的“姐姐”，因受父親的牽連，難覓婆家。《糟糠之妻》《血魂》《夢中的情思》《扭曲的愛》等等，和那個時期的大多數作家一樣，把人生太多的傷痛用“訴苦”的方式與中國大多數作家走到了一起，構成了轟動一時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大潮。而張平難能可貴的文學意識就在於：直麵現實，除去一切偽飾。他用平民化的視角關注民族的苦難經曆，將各類人物的心靈磨難都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的麵前。
在今天看來，也許是用血和淚組成的文本，但張平從中發現了自我。改革開放以來，能夠更勇敢地麵對現實和改革中暴露的社會問題——腐敗現象，用生命捍衛國家利益和民眾心聲的行為，不能說沒有作家心靈升華和道德評判的作用。《天網》《抉擇》《十麵埋伏》也許沒有太多的藝術雕鑿痕跡，也沒有過多地去考慮藝術的純粹會讓作品恒久傳世不衰。但我們發現張平始終對自己的立場很清醒，思維邏輯很清晰，談山論水，他沒有亂了方寸的時候。所有從他筆下流淌出來的，都是人性赤裸裸的心靈狀態，給予讀者的感染力與心靈震撼，應該說是作品藝術魅力的真實寫照。蘇格拉底曾經說過：“所謂藝術，應該是思維人的藝術，重在描寫人的心靈，表現出心靈狀態，使人看到後就覺得是活的。”張平在小說《20年瘋女人》中，描述一個瘋女人的丈夫告了20年的狀都沒有結局，忽然得知新上任的縣委書記要親自上門過問他的案情，他為此精心打扮的裝束是：“一身外衣，全是新做的，隻是襯衣明顯太小，領子上的那顆扣子也緊緊扣著，幾乎把衣領勒在了肉裏，脖子一轉，領子也跟著一起轉……”活生生顯現出一個生活拮據而行為拘謹的鄉下人在激動和慌亂中的失態、心態與神態。這種惟妙惟肖的人物描繪，決非作家對當時社會製度和社會狀況的一種敷衍，也非作家對民族性格在特定環境中產生的不理解。應該說完全是作家對特殊時代、特殊環境中人的特殊認識和特殊情感，這種情感又基於作家有過的痛苦體驗和經曆，由此對於社會問題的思考與人性善惡的認識更到位。要不，文學評論家鄭伯農先生，怎麼能把張平的長篇小說稱為“史詩性的長篇”來褒獎。這樣的評語是和作家創作的藝術風格相聯係的，不僅概括了張平整個藝術成就的取得，甚至也概括了作家的藝術思想。
二
中國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隧道中，與世界許多國家相比，更多的時候是將自己沉浸在純粹的精神快感之中。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可以算是一次巨大的激情爆發。在今天的人們看來說它有過激的地方不失為過，但卻因此衝開了閉鎖的國門，讓西方文明的鮮活空氣，來激活處於休克狀態中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社會現實，使瀕於絕境中的中國又呈現出生氣活力，可謂功不可沒。然而，對於這樣的激情行動，無論我們用什麼樣的美麗詞藻以及詩化的語言去讚頌去肯定，也無權幹涉與阻攔文化界對於“五四”反傳統的反思與總結。有學者認為：“我們要走出五四”，但“走出”就一定要拋棄嗎？用現代主義的曆史觀去揭示曆史，是不會完全將曆史所處的具體時代背景割裂開來，並孤立地鑒定和定論所謂的真理。藝術創作何曾不是，倘若一味地、抽象地、孤立地進行所謂的“為藝術而藝術”的研究，那必然會得出“強盜的殺人，是有利於抑製人口增長”（曹文軒語）這樣雷同荒謬的結論，甚至會使反傳統的激情負麵作用達到如同“大躍進”時期的最大化。如果我們遭受了戰爭的創傷，卻完全還是一番自豪、驕傲、充滿幸福又處處洋溢著勝利和天堂般的激情，那麼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就會又一次上演，瘋狂地歌頌讚美“偉大”就會重現，那麼，中國的現狀就很難說不是第二個蘇聯。文學的成長也是伴隨著人類的精神和文化成長而成長的，在人類賦予它精神文明與精神秩序演變的過程中，卻也賦予了作家承擔文化的自我修複功能，也就是說作家要為他所處的時代重建精神價值高地。而時代背景和文學背景對於作家的潛在寫作有製約作用。由於作家的知識背景、曆史經驗以及文化修養、思維模式的個體差異，對於文化的自我修複功能的表現方式也各有千秋，無論是建構擬或解構，情感的投入都不可少，而情感的表達、思想傾訴、撫慰心靈、關注生命、呼喚信念都離不開作家撫摸現實生活的生命溫度與激情，而這生命溫度與激情是作家的精神品質與信念的真實，是不可以用曆史的“激情”來詬病與曲解的，尤其當代文學，盡管作家描寫的曆史越是靠近自己生活的時代真實，其準確性越容易受到質疑，但作品的價值地位不可置疑，就像夏誌清在評價許地山的小說《玉官》時說：“真，不啻是一種苦行僧的精神，光憑這點，他就已經值得我們尊敬，並且在文學史上，應占得一席地了。”
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文學所呈現出來的激情，應該說是一種新氣象、新麵貌，再現生機勃勃的激情，這種激情在被理性的解構中，讓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作家們在文學藝術的寬鬆環境中的“放鬆”狀態。因此，莫言的《豐乳肥臀》，陳中實的《白鹿原》，賈平凹的《廢都》等一些極具生活化的作品，一夜之間被束縛太久急需鬆弛神經的讀者們所接受。人們在放鬆的閱讀中似乎也淡忘了激情，失去了激情，好像要用生活的平和抵消激情，緩解激情，甚至有人認為隻有“放鬆”才是文學健康的養身之道，隻有“放鬆”才有資格向純粹的藝術性靠攏。在這樣一種解構作用下，張平作品中充滿著善與惡的搏鬥，靈與肉的拚殺，正義與罪惡的較量，廉政與腐敗的甄別，顯然是與這個要抵消激情的心態背道而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