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要探悉那些誌願者的隱秘心理，他們的行動是否有一種冒險和衝動的成分。我甚至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們與那些堅守崗位的人不同，你選擇了那樣一個崗位，你就必須堅守。但這些誌願者，都是老百姓，是區別於軍人和政府工作人員的人，沒人養著他們，他們養著別人。而一場災難，接踵而至的又一場災難，彙聚了來自四麵八方的誌願者，無論在南方暴風雪中，還是在汶川大地震中，到處都活躍著這些古典的義士和現代的誌願者們。他們以一個個感人的細節，生動地展現了中國人源遠流長的仁者愛人的精神，或許也正是這種源遠流長的潛藏在億萬民眾血液之中的仁愛之心，鑄就了一個民族堅韌的脊梁。
在他們中間，有一位年輕的母親。她家裏四歲的兒子，已經很多天沒有看見媽媽了，每次打電話總是問：媽呀，你什麼時候回來？她騙兒子說：一分鍾，一分鍾媽媽就回家了……然後，總是，不等兒子回答，她就狠心地關了手機，轉過身悄悄地擦掉眼角的淚水。她隻是這些誌願者中的很平常的一個。我聽說了這個細節，但不知道她的名字，她是誰，她來自哪裏，也許並不重要，她是一個母親，中國母親，而她對兒子的回答，聽了，有一種特別的感覺掠過心頭，為什麼每次她都說是一分鍾，她是否在咬著牙一分鍾一分鍾地堅持。一個女人，也許可以扛住超過自己體力的繁重勞累，有時候卻難以抵擋自己孩子的呼喚，這源於她強大的母性本能。你不知道她還能堅持多久，但你看見她堅持著，仿佛每天都是在堅持最後一分鍾，牙咬碎了也不呻喚，在這樣的堅持中，她忽然發現少了什麼——兒子再也沒給她打電話了，或許是對她這個母親絕望了，或許是早已把她忘了。
這也許是一個心最硬的母親，然而她付出的卻是大愛。
在他們中間，還有一個缺席了婚禮的新郎。在某個地方，一場人間尋常的婚禮正在進行，不尋常的是，這是一場隻有新娘、沒有新郎的婚禮。——作為寫作者，我其實並不喜歡這種過於典型的例子，然而，那個新娘一個人在熱鬧的婚禮上孤單地招呼著客人的情景，讓我有些擔心。一個女人，在她生命中的頭一件大事中，卻要承受那麼多質疑的眼光，新郎呢？怎麼沒看見新郎官啊？麵對那麼多追著她的目光，她還必須保持著笑容，不停地不厭其煩地向眾人解釋。誌願者，啊，什麼是誌願者？有那麼重要，未必連結婚的時間都抽不出？而她的新郎，那個誌願者，此時還在大山裏的電力搶修工地上，他的胸口上沒別著新郎的標誌，但手臂上係著黃絲帶，這是中國青年誌願者的標誌，是一個我們其實還並不太熟悉的標誌。
這是一個每個人都想回到正常生活狀態的時代，而誌願者的存在，多少有些不尋常。它與你個人的生活有關嗎？他們這樣拚死拚活地幹一天值多少錢？回報，靠力氣與血汗去掙得自己應有的回報，對於每一個人，其實都是最正當的要求。但每次我在心裏這樣問的時候，我心裏都很堵。我被一些很真實的東西，把心裏、腦子裏都塞得滿滿的，難以言喻的一種淩亂。也許我該清理一下自己了。
在這一寒冷的冬日，除了一些東西讓你的身體暖和起來，還有多少讓心裏暖和起來的東西啊。你可能已經忘記了許多人的名字、麵孔，但你一定忘不了許多讓你終生難忘的畫麵，一位暈倒的旅客在人山人海的廣州火車站廣場，以接力的方式被千萬雙手臂高高托起，生命，在人類的頭頂傳遞，這不是象征，它以完全的真實性發生，但它無疑已成為人類、災難與生命的一種象征。後來，有人把這一幕稱為愛心接力，然而我總覺得這樣一句話還難以包含它給我們帶來的許多複雜的又難以言說的感受——它奇怪地讓我想到後來奧運聖火的傳遞。而很多人當時這樣做的時候，好像根本就沒想過。我的一位在東莞打工的朋友，就參與了那樣的傳遞，他說，當一個生命傳到了你手裏，你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托起她，別讓她墜落。這樣一個動作是在瞬間完成的，而不是在思考之後確定下來的。而人性，一個民族最本真的人性，是否就是在這樣一個瞬間，才得以完全按照生命的意圖煥發出來？
我們的一些所謂精英，一直在以所謂民族的劣根性和特殊國情，在拒斥人類的普遍價值。如果他們通過一場暴風雪看到了真正的真實，他們應該不會如此絕望。不管我們這個民族還有多少劣根性，我們的人民還有多少弱點，我願借偉大的魯迅先生之口對我們這個偉大的民族和同樣偉大的人民進行堅決的讚美：他們是中國的脊梁！
良心證詞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裏我不想糾纏顧炎武的亡國還是亡天下的問題，我備感欣慰的是，一個民族的道德長城沒有在一場暴風雪中猶如雪崩一樣地坍塌，而且還更加引人矚目地、崇高地矗立著。我說過，這是我依然熱愛我們這個偉大的民族並且充滿了歸屬感和認同感的一個理由。
很多年前，我就試圖寫一本關於中國現實倫理和道德方麵的警示性報告文學，並為此做了大量的采訪。我抽象出了當前社會各階層對道德良心的三個回答，農民說，良心，喂狗了；工人說，良心，生鏽了；商人說，良心，值多少錢一斤。在經曆了一場災難之後，我在這次采訪途中，發現有什麼已經改變了，老百姓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上有蒼天，下有黃土，中間有良心。
良心，這是我必將繼續下去的話題。而在這裏，在一場暴風雪中的許多事物都得到一次爆發之後，我的思維反而由當初的迷惑和複雜變得更加簡單了——在一切迷惑的困擾中，最清醒的方式就是回歸簡單，很多東西，一下就明白了。
在一個社會急劇轉型的時代，一個民族的腦子是很容易轉暈的。
許多年來，我們連對一些最基本的價值都無法做出最基本的判斷了。我們的一些知識精英也一直在不斷呼籲如何進行道德重建。古人雲，得溫飽而知禮儀。對於開始變得溫飽起來的中國人，如何重建適合中國現代化的道德倫理，卻成了一件剪不斷理還亂的事情。最明顯的是近年來對所謂傳統文化的炒作——譬如央視《百家講壇》的經久不衰，你肯定不會把這些現象僅僅看作是簡單的文化現象，應該說，這是中國民眾的生活品質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之後，開始表現出一種回頭看的姿態，看看自己這一路是怎麼走來的，是什麼東西一直在支撐著自己。這樣的驀然回首，意味著我們對屬於我們這個民族的傳統文化的重新打量。但我們應該一開始就保持高度警覺。因為我們那種源頭意義上的、鮮活的傳統文化，即這種文化上遊的最有活力的那一部分早已被後來的那些所謂精英，如董仲舒、朱熹之流抽象得毫無血肉，更沒有與人性有關的心靈起伏。鮮活的人性與心靈長久地被理念雲遮霧罩，理念最終消滅了感覺，概念已經被偷換，道德成了統治者馭民的工具，誠如黃宗羲在《原君》中所揭示的本質：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
這就需要我們回到上遊和源頭，回到人的基本價值上，把文明的動力歸根於人，把生命的價值歸還給人，即儒家學說中的一個核心的價值尺度：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是儒家對存在秩序的最重要排序，人被置於存在的首要位置，核心位置。不管你對孟子這樣的排序有多少種解釋，我都覺得，這一古典人文主義的核心意圖是不可動搖的。中國人走了近六十年彎路，最終回到了“以人為本”的正途上，開始重視人的生存、尊嚴和價值觀，同時也更強調人類群體之間的和諧與共生、互動與融洽、寬容和理解。換句話說，我們經受了無數的苦難然後才重新確認並接受了這樣的事實，我們應該從小學生的教科書裏，把這一人類永恒的價值觀傳遞到他們一生深藏的記憶裏。
另一方麵，非人的力量永遠是強大的，尤其在今天，以人為本的價值觀正在被商業大潮日益消解，它在徹底改變我們以往的貧窮的同時，已經開始危險地以錢來衡量一切包括人的價值。而一個以錢為本的時代，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變得不可避免，國家與社會、政府和人民、有權的人和沒有權的人、窮人與富人之間，在一些權利分配方麵造成的緊張關係正在加速社會的動蕩和危機。這需要我們這個民族敞開更寬闊的胸襟。如果說中國經濟的興盛與綜合國力的強健取決於它向世界開放的程度，那麼中國的道德重建無疑也取決於它的開放程度。這意味著我們在回過頭去重新打量我們的傳統文化時，更應該以大國的胸懷與氣度去接納屬於所有人類的普適性價值。這種普遍價值，說到底，也就是人的基本價值。以現代人文精神重申人的價值，把人的價值置於社稷和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現實的基礎性治理結構之上，社會秩序之上——這是最大的道德、道義和良心，是一切道德重建的基礎或生發點，也是中國古典人文主義和普適性的現代人文主義唯一的可能嫁接點，我們能否賦予古典人文精神以現代價值，並由此達到更高的道德實現，關鍵就在這裏。
有人說，西方人因為信仰而深刻，中國人因為權謀而詭詐。而事實上，我們今天社會現實中的諸多問題，無一不與我們對這種與信仰有關的價值的長久忽視甚至是本能的拒斥有關，它表現為文化上的犬儒主義，物質上的拜金主義，社會上普遍的浮躁，無信仰的、拆爛汙的惡炒、惡搞、惡作劇。這些無一不表現出我們在精神追求喪失後所帶來的焦慮，基本的價值觀不解決，人類就難以擺脫荒誕的、偶然而又盲目的存在狀態。哪怕你引進最先進的管理知識，也始終停留在知識層麵，它可以強製性地轉變為某種徒有其表的形式，卻無法轉化為精神資源。而擺脫這一困境的方式，還是對人的價值進行確認，我說過，這是古典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唯一嫁接點，其唯一性，即無可替代性。
一個沒有人性的民族，一個從內心到外部世界都冷淡漠然的時代，該多麼令人絕望。而人性中有一種早就積蓄在那裏的力量，它會在某一天突然釋放出來，可能是大善，也可能是大惡。
有這樣一個人，貴陽的一個商人，富人，顏昌峰。他擁有兩輛豪華奔馳轎車、一輛現代商務車及一輛越野車，這在西部省份的貴州，足以表明他生活的闊綽和背後的財富。他已經四十出頭了，四十不惑，該是已經活得很明白很豁達的一個年歲了。這意味著他每幹一件事都排除了心血來潮式的衝動。在這場暴風雪中，他幹了一件事——他把自己的這些豪華車，用於二十四小時免費接送暴風雪中的那些被困災民，還用家裏的一輛麵包車給停水的災民義務送水。他在車窗玻璃上貼上了醒目的標語：需要幫助請招手！這支義務為市民服務的車隊，每天免費接送數百人，每天都用掉一千多元汽油費。
聽說這件事後，我的第一個感覺：這個人是不是在做廣告？
後來確證，這個人的確不是在做廣告，他的公司，他的商品，他的經營業務，都沒有在這次免費為災民服務的過程中出現。他的這些豪華轎車是純粹的義車，他本人是個純粹的義工，他在盡一種社會責任的義務。如果他真是在做廣告，那就是為所有的富人做了一次效果很好的廣告，很多處在底層的人都會愕然地發現，富人並沒有他們想象的那樣壞。
中國人的仇富心理由來已久。每個人都在拚命追求財富，而數千年來中國真正能得到財富的人永遠是較少數。中國沒有形成一個比較強大的可以主導社會的中產階級。主導社會的，或是極少數的富人，或是占絕大多數的造反的窮人。這樣一個社會是畸形的，它隻可能產生對財富的畸形心理。一方麵，誰都想成為富人，一方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富人的形象從來都是妖魔化了的，為富不仁啊，窮奢極欲啊。你的財富是怎麼來的？或巧取，或豪奪，或貪贓枉法，或官商勾結，有多少是化公為私的贓物？多少是榨取民間的民脂民膏？總之，中國的窮人們在今天這一巨大的曆史轉型期，對那些擁有巨額財富者的來路不明的財富充滿了猜測和想象，而絕大多數窮人總是把自己設想為受虐對象、被盤剝的對象，他們理所當然地覺得富人所占有的巨大財富裏麵有一份原本是屬於自己。這裏麵或許有太多非理性的偏激，但官商勾結所形成的利益集團的確是我們一直無法克服的頑症。
這樣的仇富心理對於整個社會構成的威脅是非常大的，甚至演繹為極端性的滅門慘案，綁架案。商人，富人，一度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危險的需要重點保護的對象。這讓許多富人和我們的許多掌握了權力資源的官員一樣處於一種極端的沒有安全感的狀態。如果說仇富是窮人的心理出了問題，那麼富人首先應該檢點一下自己的心理是否也出了毛病，為什麼在基督教信仰下的西方富人都那麼謙卑，為什麼你就那麼炫富，什麼至尊、豪宅、頂級享受啊，甚至有個老百姓好奇地在你的豪車上摸了一下，你就要把人家打個半死，然後出錢了難，也許你覺得他——你不就是要錢嗎？而我也想問你，你不就是有錢嗎？
錢啊錢，已經成了這個社會矛盾激化的導火索，一觸即發的定時炸彈的引信。老話說，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哪怕你沒做過什麼虧心事，但在一個社會變革時期，一個資本還處在原始積累的時期，一個權力尋租在市場中還在扮演重要角色的時期，加之整個社會的利益分配機製尚不完善，近年來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哪怕你是一個誠實的依法經營的商人，你占有的受法律保護的財富也不一定就是你個人創造的財富。一個真正具有智慧的商人，會把自己的財富看做社會財富的一部分。但目前，中國的大部分高收入人群，那些商人、名人、體壇和影視明星，還很少有這樣的智慧。而以絕大多數低收入底層人民組成的社會，窮人的社會，就必然對極少數富人的存在構成永恒的威脅。這種結構性的社會矛盾，或許有待於社會逐漸變得公正、絕對權力得到有效監督、貧富差距縮小、均富理想實現和一個社會主導性力量的中產階級形成，方可緩解。相對地說，也隻能緩解，在任何一種社會形態下或製度下都不可能絕對消滅貧富差距，但要有這樣的一種精神姿態。至少，在當下現實不可能一下徹底改觀的情況下，那些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還隻能靠自己的智慧和道德自覺來塑造和修複自己的公眾形象。
我的眼光更多的還是看著老百姓，我說過——這是我的立場。
在這場來得那麼突兀的四下裏一片雪白又一片黑暗的暴風雪中，一輛從廣東開往湖北荊州的大客車，在經過京珠高速大浦段時撞上了前麵的一輛車。車上四十多名乘客大都是婦女，還有一個不足兩歲的幼兒。路邊上一個叫劉吉桂的農民見狀後，迅速剪開護欄網，把這一車人全都接回了家。隨後，他又和村民一起把受傷的司機送到十多公裏外的醫院。為安頓客人，劉吉桂不僅把自家的床鋪被子全部讓出，還挨家挨戶地去找人幫忙，直到把所有的人全部安置好。而他自己，卻睡在用稻草鋪就的臨時鋪上。天太冷，為給客人取暖，劉吉桂把準備蓋房子的木材燒了；為給客人買菜煮飯，他每天早晨5點鍾就起床跑市場；為給客人燒水洗臉洗腳，他每天都要慢慢踩著因冰凍而光滑的小路到兩公裏外挑水。四天後，客車要啟程北上了，劉吉桂一大早就開始忙著做飯，還找來稻草編成繩子給即將啟程的客人綁在鞋上防滑。臨走時，乘客在寒風中揮動著雙手。是誰在號召他這樣做？不是政府，是他自己的良心。
而在洞庭湖畔的嶽陽君山，聽說災區沒有新鮮蔬菜吃，一些菜農在冰雪中摳出兩百多噸蔬菜。兩百多噸啊，要裝滿二十多輛大掛車，有多少雙手在這樣比膝蓋還深的冰雪裏一棵一棵地摳著，然後很小心地剝掉外麵一層凍死了的葉子，用保鮮膜包住鮮嫩翠綠的菜棵，裝上車，又在危險的冰雪路上運到城裏去。他們沒有賣高價，價錢比平時還低。——我後來到君山去采訪，才知道這一季的蔬菜凍死了很多，大麵積減產，這些菜農自己都沒有菜吃。如果真想賺錢，他們完全可以賣高價，在冰雪中捂過的菜也特別清甜，也值得他們賣高價，但沒有一個人賣高價，甚至沒人想過——又是誰，讓他們作出了這樣的決定？依然不是政府，依然是他們自己的良心。我見到了一個黑紅臉膛的漢子，我問他當時是怎麼想的，他咧開嘴，露出很憨誠的農民式的微笑，又是很滿足的一種微笑，但他的回答還是讓我吃了一驚，他說，他——沒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