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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情偶寄》是李漁的一部所謂寓“莊論”於“閑情”的“閑書”。作者在該書卷首《凡例七則.四期三戒》中自述道：“風俗之靡，猶於人心之壞，正俗必先正心。近日人情喜讀閑書，畏聽莊論，有心勸世者正告則不足，旁引曲譬則有餘。是集也，純以勸懲為心，而又不標勸懲之目，名曰《閑情偶寄》者，慮人目為莊論而避之也。”又說：“勸懲之意，絕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蟲之微、或借活命養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謂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則有餘也。”我看，李漁的這段表白，半是矯情、半是真言。
所謂矯情者，是指李漁出於自我保護的目的，故意說給當政者和正人君子者流聽。因為李漁的著作文章在當時已經受到某些人的指責。李漁的友人餘澹心在為《閑情偶寄》作序時就說：“而世之腐儒，猶謂李子不為經國之大業，而為破道之小言者。”所以，李漁預先就表白：我這本書雖名為“閑情”，可並不是胡扯淡，也無半點“犯規”行為；表麵看我說的雖是些戲曲、園林、飲食、男女，可裏麵所包含的是微言大義，有益“世道人心”。李漁這麼說，對於當時的統治者和滿口“仁義道德”，“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腐儒”們，不無討好之意。當然，《閑情偶寄》中所言，也並非沒有出於真心維護封建思想道德者；但是，書中大量關於觀劇聽曲、賞花弄月、園林山石、品茗飲酒、服飾修容、選姬買妾、飲食男女、活命養生等等的論述描繪，難道其中真有那麼多微言大義嗎？明眼人一看便知，李漁所說的，大半是些“聰明人”的“聰明話”而已。正如李漁的另一友人尤展成（侗）在為《閑情偶寄》所作的序中說的：“所著《閑情偶寄》若幹卷，用狡獪伎倆，作遊戲神通。”不管作序者這幾句話的原意如何，但用“狡獪伎倆”來形容我們在《閑情偶寄》中所看到的李漁，還是貼切的。在統治者對輿論鉗製得比較緊、時有文字獄發生的清代，李漁以及像李漁那樣的文人耍點小聰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文革”時許多知識分子的做法不也是如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