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過同心縣後，景象大變，路兩側漸露荒涼苦焦形狀。臨近固原時更甚。我知道進入西海固地區了。為什麼我非要來固原呢，兒時的舊夢糾纏著我，這在旁人看來或許很幼稚。我又想起了田田。
田田的父親人稱韋教官，是黃埔軍校出身，解放後當上了體育老師。小學畢業那年，我家搬走了，從此再也沒有見過田田和蘭蘭。可有一年，大概是五八年，聽人說起他父親的曆史問題又有新發現，說在他家地下挖出了一把“中正劍”，他們全家立即被遣回原籍了。這事令人有種說不出的悚然。它沉埋在我的記憶裏，卻沒有絕滅，一到寧夏，就不由想起了他們一家。我太想知道田田和蘭蘭的景況了。
固原文聯的朋友們早等在那裏。固原雖窮，文學創作力量卻在全寧夏都是最強的。除了同行的青年作家陳繼明，還有石舒清、郭文斌、王漫西諸人，俱有可觀的著作。地區的《六盤山》雜誌辦得也頗有生氣。寒暄中，我再一次忍不住提起了幼時的朋友田田。根據我提供的線索，固原的朋友很快幫我打聽到了田田的家人。對方是田田的一個本家侄子，現任某校校長。我接電話的一瞬忽感恐懼，想不接了，怕承受不起四十多年前舊事的重壓。對方先是回敘了田田一家遣回原籍的遭遇，一切果如傳言所雲。他說目前田田一家大多數人仍在農村，生活平靜。我忙問田田呢？對方說，我四達（叔叔之意）在由蘭州遣回固原途中受了意外刺激，神經失常，好轉後曾結婚，婚後舊病複發，又離婚，不久就病故了，那大約是在一九六四年左右。我又問，那蘭蘭呢，對方說，她還好，一直當教師，現已退休，兒孫很多。我不知何時已放下了沉重的電話。陳繼明追著問，要不要見見麵？我說，算了吧，見了說啥？
我的情緒忽然不可挽救地憂鬱起來，清晨在沙坡頭時還是歡快的，上午過中寧時還是欣悅的，可是現在……有人提議，還是到須彌山去吧，我急於脫身似的趕忙應和。
須彌山石窟是此行的最後一個點，它距固原五十公裏，位於六盤山北端，始建於北魏中晚期，是西北曆史上最悠久的石窟之一。我們抵達時已近後晌，見這一帶山大溝深，地貌蒼古，其大佛樓釋迦牟尼坐像高達二十多米，儀態威嚴，雍容大氣，很有震撼力。說實話，比起全國馳名的幾大石窟，它一點兒也不差。
我沿山徑參觀時，有一赤腳的小女孩緊跟不舍，初時我不解，後來才明白她是在等我的礦泉水空瓶子。我總喝不完，她就總跟著。我趕緊喝光，把瓶子給了她。問她家裏姐妹幾個，答說六個。問她是老幾，答說老三。她說前五個都是女的，去年小弟弟生了，就再不生了。問為何不上學，說家裏沒錢，我爸說我撿夠了六十塊錢，就讓我上。問每天能撿多少錢的，答以三毛。我忽然看見大佛下的穀底草叢隱現出一二空瓶子，指給她看，說看見了嗎，還不快去？誰知她說，我早就看見了，那裏有蛇哩。我再也無話可說了。
西部誠然是貧窮。就拿須彌山石窟來說，規模如此壯觀，不可思議的是，它直到解放後才被發現，舊的府縣誌中幾乎沒有記載。同樣令人不解的是，西夏王陵，賀蘭山岩畫，距銀川市僅四十多公裏，它們也都是遲至“文革”中才被發現的。我想絕不是沒人發現過，隻是人煙稀少，交通閉塞，發現者少罷了，何況發現了又如何？為生計奔勞的人，顧不上琢磨，又缺乏起碼的通信條件。從另一麵看，它們的發現之晚正說明西部的文化土層何其厚也，有待發現的東西何其多也。現今西部文化大放異彩的際遇來了。聽說，中央已撥巨款發掘西夏陵，世人正拭目以待東方金字塔的揭秘。
此時，斜陽把赭色的光影投射到佇立了千年的裸露著的錯落有致的佛像上，佛容凝重而肅穆，加濃了沉思的氛圍。眼前是莽莽蒼蒼的黃土高原，縱橫交錯的幹溝，千山萬壑的波濤。我知道，從這裏出去不遠便是西吉，海原，還有沙溝，再向北，是銀川平原，沙坡頭，賀蘭山，全是些沉積了無數苦難和奮爭的地方。曆史煙雲一一從眼前飄過，我想象著，漢武帝六臨朔方驅馬擊劍出蕭關，拓跋魏萬馬奔騰踏平赫連勃勃，唐太宗大破匈奴勒石靈州府，康熙大帝三次禦駕親征平定噶爾丹，還有回民起義領袖馬化龍嘯聚金積堡，把反抗滿清暴政的鬥爭推向了高潮……這偉大的土地，真個是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此刻周遭靜謐極了，一點聲音也沒有，好像被世界遺忘了；但忽然間，我聽見深溝大壑的上空，像盤結著攜帶豪雨的雲團一般，轟響起了震耳欲聾的呐喊聲。這不是我的幻覺，神秘的、蘊藏著中華民族巨大精神財富的土地，本不該是沉默的。且莫用施舍者的眼光看西部，西部不是可憐巴巴的施舍對象。鳥飛返故鄉兮，我深信，不管人類文明發達到了何等程度，我們永遠需要不斷回歸精神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