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沒有家，也沒了親人，在這寒冷而饑餓的冬天，她隻能乞丐似的遊蕩在桓仁街頭。這種日子雖過得不很長，但她畢竟經曆過。她是真正的孤兒。老家在遼寧蓋縣，四歲時當礦工的父親死於工傷，十歲時母親又病餓而亡，留下孤苦伶仃的她，由蓋縣一路找到桓仁，來投奔一位叔伯哥哥。哥哥尚可，嫂子怎容得下這突然冒出來的“一張嘴”。打罵，虐待，用苦活折磨，不給飯吃，是免不了的。終於，小秋實流落街頭了。
她原名李秋石——石頭的石：她媽生了好幾個孩子，一個都沒留住，便給這惟一的女娃起名小石頭，希圖她命硬如石，好活下來。石又可念成“擔”的，頑劣兒童就叫她李秋旦，加以她長得黑，就又被人叫成李黑蛋了。名字的屈辱，曾讓小秋實掉淚，可她的屈辱何限於名字？有人清楚地記得，一九六0年嚴冬，桓仁街頭出現過一個叫黑蛋的女孩兒。縣民政局一位副局長發現了她，問她怎麼回事？她說，我犯錯誤了。問犯啥錯誤，她說“能吃”。局長苦笑了，“能吃也叫錯誤？”正好他手中有點權，便把小秋實安置到光榮院。李秋實終生感激黨和政府，同時也不忘這位副局長，視為改寫了她一生命運的人。
李秋實是在光榮院裏長大的。光榮院的生活影響了李秋實一生的精神生活。一群幾乎一無所有的人組成的群體，有種天然的豁達，淡泊，互助精神。此地的光榮院並非一般的養老院或敬老院，而是專門收留殘廢軍人，烈士遺孀或其父母，以及一些有功而無家可歸者的地方。大都是些革命功臣，漂泊之人。進了光榮院，小秋實能吃上飯了，再也沒氣受了，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相濡以沫的真誠友愛。她與老人們處得尤其好，興許她從他們身上體驗到了未及體驗的父愛和母愛，而他們則視她為女兒甚或孫女。沒人要求她幹活，她卻玩命似的幹，渾身有股使不完的勁兒，不讓她幹反而難受。洗頭，喂飯，搔癢，端屎端尿，用手接痰，這些活她全都幹過，她甚至為一個老人導過尿。知情者回憶說，這孩子仁義得出奇，為了救人不知什麼叫害羞。
來自沙漠的人渴望甘泉，饑腸轆轆的人夢想飽餐，受夠了冷嘲和侮辱的人，最珍惜愛與被愛，隻消一點愛即可使之淚水漣漣。也許童年記憶太慘痛了，也許光榮院的厚愛太暖人了，一冷一熱的反差，激起了李秋實強烈的奉獻熱情和實幹精神。她是以廣義的人民為家園、為父母的，她是吃百家飯，穿百家衣長大的，私有觀念和小家庭財產觀念都很淡。比如，作為孤兒，她曾得到縣民政部門發給的一雙翻毛皮包頭棉鞋。不料，女同學邵立姝無意地隨口說，我弟弟可喜歡你這樣兒的棉鞋了。第二天李秋實就脫下這雙新鞋，包好了送給邵的弟弟。她並非為了討好誰，隻是覺得小弟弟的心願最重要，怎能不讓小弟高興一回呢。就因為這件事，邵一生都信任李秋實，她們成了終生好友。座談會上，提起這雙鞋，邵又低頭哭了，半天仰不起臉。李秋實多次說過，我是孤兒，是共產黨撿了我一條命，是人民用一分錢、一分錢培養的我，我就是給人民再打兩輩子工，也還不上這份情。她在日記裏寫道，人都說我是“工作狂”，“有癮”，是啊，我得的是“職業精神病”。應該說，這些話確是她的肺腑之言。李秋實的小家我是看過的，一進那狹窄的樓道就覺得別扭，入得門來，除了一隻大沙發，沒一樣值錢東西。李去世已多日，家中仍無收拾過的痕跡，略顯淩亂，可以想見李生前的忙碌。我相信，一切是原來樣子，不是故意做出來給人看的。
李秋實先被保送到本溪衛校學醫。衛校一畢業，她就要求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那年月的青年都那樣，何況李秋實。於是她來到了號稱“遼寧屋脊”的八裏甸子老禿嶺。這地方窮得叮當響，都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了，還有不少是全家蓋一條被子，輪流穿一條褲子。近親結婚普遍，地方性大骨節病流行，村裏有不少目光呆滯的弱智兒，癡呆兒。這裏的人們沒有洗澡習慣，生了病，隻信跳大神的，或當眾吃香喝灰的。當地人回憶說，那時的李秋實身單力薄，卻不遺餘力地宣傳移風易俗。她走路腳下生風，辦事節奏極快，說話幹脆利落。座談會上有位發言者說，自打李秋實進山來，娘兒們鬧暴動啦，什麼男女都一樣，不準打老婆，講衛生光榮，不洗不準上坑，近親不能結婚等等，講起來總是一套一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