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醫院四樓的角落上，是李秋實辦公室，樸素而簡單。可以想見幾個月前這屋子人們出出進進，還是一片繁忙景象，現在已是物是人非了。我們翻看著她不多的遺物，不過一些舊照片，病曆和不多的文字材料，但她在筆記本上寫下的：“有益於人，有益於社會”的字樣，卻引人注目。陪同者立即解釋說，她拉（掉）了一個字，應該是“人民”，不是“人”。其實，我已經發現有關介紹李秋實的材料上，都在提這兩句話，但都代為改作“人民”了，並把此話作為李的重要語錄。我不這麼看，我認為李秋實沒有掉字，她原來就是這麼想，這麼寫的。她沒有刻意分辨“人”與“人民”究竟有多大區別。我們知道，“人民”這個美好的字眼，曾在文革中被濫用過，曾有多少無辜者被斥逐在外，以致這個詞變成了打人的棍子。李秋實的感人處恰恰在於，她似乎顯得很遲鈍，很馬虎，其實她這麼寫是基於她一貫都是不分尊卑、貴賤、高低、老幼、貧富地對待著每一個患者，尤其是他們中的窮人。文革中她就這樣，當她掌握一點小權的時候，特別保護醫院裏的一批當時不屬“人民”的“高知”和“反動權威”。她尊重他們，覺得他們才是有大用的人，於是不斷地帶他們下醫療隊，實際是幫他們逃避批鬥。正是這一點，使她這個文革中的“紅人”，在文革後仍能夠受到群眾的信任和擁戴。現在她依然這樣，對生滿虱子的窮老漢，賣茶葉蛋的老婆子，飽受冷眼的失足青年，不名一文的下崗者，從不嫌棄，盡力給予幫助。她好像從不知勢利和貴賤為何物。
座談會上有位農村青年婦女泣不成聲，她叫趙振新，那年她腦後長了個大膿包，暗綠色膿水順脖梗子流，惡臭難聞，把同房的病人全熏跑了。她媽給她擦了一半，也受不了躲了。人都跑光了，小趙心中無比委屈，暗自掉淚。這時李秋實來了，說姑娘別害怕，膿出來說明快好了，你該高興，哭啥？說著仔細地給她把膿擦幹淨。小趙說，我什麼都能忘，就這件事，一輩子不會忘。她把李秋實叫“李姨”，執意要拜為幹媽，李說，傻閨女，我看過的病人那麼多，都認幹親認得過來嗎？
李秋實是從最底層的苦難中走出來的人，她的心，總是與最貧窮的百姓貼在一起，習慣於從最艱辛處感悟人生。我以為這是她在老百姓中享有威信，富有魅力的根本原因。她當上縣醫院院長以後，替窮人著想的特點始終未變。在座談會上，女大學生劉誌芹談起自己的求職經曆，仍禁不住潸然淚下。劉說，一九九七年七月我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沈陽醫大，但工作就是沒著落，求職四處碰壁，一晃一年半過去了，還呆在家裏。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農民，沒錢沒勢，也沒像樣的社會關係。看著鬢發斑白的父母為我的工作著急，我常與淚水為伴。有一天住在縣城的嫂子說，縣醫院李院長人不錯，挺正派的，你不妨找她試試。我思想鬥爭了好久，終於鼓足勇氣找到李秋實。李說，把你的畢業證拿來我看看。我當即送上畢業證和一些獎狀。李問，這個院長獎學金和市長獎學金是咋回事，人人都有嗎？我說，三千多學生中每年有十二人得院長獎學金，有四人得市長獎學金。李當即燦爛地笑了，說你等會兒，我們商量一下。半小時後她回來了，通知我第二天上班。我當時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父親更是感激涕零，把他多年節省下的二百元鄭重地裝進一隻信封，讓我送給李秋實。我恭恭敬敬地送上，李嚴肅地說，把錢收起來，你好好工作，就是對我和家鄉父老最好的回報。事後我才知道，李的女兒王悅從本溪衛校畢業快三年了，尚在待業。不少人曾對王悅說過這樣的話：你媽是縣醫院院長，別人為工作發愁我們信，你愁我們不信。然而事實是，她不但發愁，發愁的時間還更長，雖然這與護士的工作更難安排也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