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中國一些統治者，也曾對鄰國發動過戰爭，但那並不是主流，在時間上也是短暫的。中國在更多的時候是製定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爭取與各國各民族之間的和睦友好相處，漢朝派張騫出使西域，唐代與朝鮮、日本發展友好關係。明朝派鄭和下西洋與各國建立經貿關係，都證明中國在絕大多數時期都實行著“撫和四夷”的和平外交政策。中華民族一方麵酷愛和平，另一方麵又堅決抵禦外來入侵。縱觀曆史，還不曾有任何侵略者實現過征服中國的圖謀。外國外敵的入侵雖然在中國掠過城池，占過土地，也曾在一定時期統治過中國，但那畢竟是短暫的。在反對異族外敵的入侵過程中，曆朝曆代的英雄人物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蘇武身陷異域近20年堅貞不屈，文天祥臨刑前留下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絕句。正是這種凜然正義的反抗精神世代沿襲，維係著整個中華民族堅如磬石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中華民族是熱愛和平的民族，中國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講的這一段話，正是中華民族本質特征的科學概括，也是對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精神的具體闡發。三、不斷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增強國家的綜合實力，是我國古代愛國主義的核心內容中華民族的發祥地最初在黃河流域，從秦王朝開始，我國就有組織地大規模開發國土，曆史上我國曾多次組織規模巨大的移民、屯田，興修了許多重要的水利工程並不斷改進耕作技術。如今中華大地上的每一寸國土，每一畝良田都浸透著我們祖先開疆拓土的足跡和汗水。正是由於祖先們的辛勤勞動，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從東到西，由南到北，開發出一個又一個發達的經濟文化區，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構建起一座又一座影響世界的著名都市。
四、前赴後繼、忘我進取、為國家和民族發展英勇獻身的奮鬥精神，這是我國古代愛國主義的集中表現自古以來，每當祖國陷入內外危機時，總有無數優秀中華兒女挺身而出，顧全大局，忍辱負重，不計個人得失和生死存亡，勇於為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獻出一切直至生命。他們是中華民族的脊梁。如果沒有成千上萬富於獻身精神的優秀兒女，就沒有中華民族的今天，就沒有祖國的富強和振興。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這些至理名言正是民族先驅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巨大凝聚力的源泉，是我們民族賴以生存的根基。我們要在21世紀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實現民族偉大複興，就必須發揚我國人民優良的愛國主義傳統，並一代一代地發揚和傳承下去。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各階層對教育道路的現則（公元1840年-1919年）第一節近代愛國主義的產生中國封建社會的盛世發展到清朝乾隆年間中期，即明顯地由盛而衰，日益腐朽，到1840年鴉片戰爭前夜（清朝道光年間），整個封建製度已經危機四伏了。清王朝從1683年統一全國起，在中國大地統治228年。清朝沿襲著明代的官僚製度，實行高度集權的君主專製製度。19世紀初葉，統治階級趨於腐敗，土地兼並嚴重，政治十分黑暗，國防力量日益虛弱。朝庭上下，綱紀不振，當官的除了追求榮華富貴以外，不知道國計民生為何物；除了結黨營私以外，不知道人材為何物。鴉片戰爭時期的統治者道光皇帝目光短淺卻又驕橫自大，獨斷專行。朝庭官員大都遵循一條準則，即“但多磕頭、少說話耳”，地主階級奢侈成風，上下賄賂公行，貪汙比比皆是。社會上流行著一段諺語：“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反映了當時無官不貪的實際情況。嘉慶初年，權臣和坤被抄家，其全部財產多達八億兩白銀，相當於當時二十年國庫收入的總和，可謂矚目驚心。到了鴉片戰爭前夜，整個清王朝像一個膿瘡加速潰爛，表麵上還有“天朝上國”、“十全武功”的架子，但實質上內囊已經爛了，《紅樓夢》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昏慘慘似燈將滅，忽喇喇大廈將傾”，正是清朝末世衰落的寫照。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曾經享譽世界的大中華不見了影子，清王朝與通過工業革命迅速崛起的歐洲各國相比較，日益暴露出它的虛弱和落後。首先是學術思想的落後，保守得不可思議。例如早在十五世紀初，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提出了“太陽中心說”的科學論斷，以後哥白尼的學生布魯諾進一步發展了這個學說，它為人類正確地揭示和研究太陽係和宇宙空間奠定了基礎。但當時在中國學術界頗有影響的代表人物阮元卻頑固地堅持“地心說”，他狂妄地批評“太陽中心說”是“使天體上下移位，動靜倒置，離經叛道，不足為訓”。那時許多官員孤陋寡聞，才疏學淺，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也不知地球是圓是方，世界上有幾大洲，幾大洋？所謂飽學之士，也隻是沉醉於《四書五經》和“之乎也者哉”之中，對於近代科技文化全然不知。其次是經濟和生產方式的落後。盡管從明朝中葉開始，中國封建經濟內部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但封建專製主義的統治，卻嚴重地阻礙著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四川地區當時流行一段諺語，“一家一戶，男耕女織，粗布麻衣，紅苕稀飯”，正是這種自給自足生產方式的具體寫照。農民不但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而且生產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業品。地主從農民那裏剝削來的地租，也主要用於自己享用，而不是拿到市場上去交換，這種狀況延續到十七、十八世紀，已經明顯地落後於世界。而從另一方麵看，那時全國的耕地約有九百萬頃，其中各類官田共約八十萬頃，民田約有七百二十萬頃。而民田的大部分又都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廣大農民則是“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田主不知耕，耕者多無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