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船堅炮利”，正是西方近代化工業發展的表現。在西方經濟和科技不斷發展的同時，清朝統治者抱殘守缺，堅持陳腐的傳統觀念，以“天朝乃天下之首”自居，夜郎自大，文武百官大多才疏學淺，鼠目寸光，沒有真知灼見。就軍事技術而言，清軍當時還停留在中世紀舞槍弄棒、騎馬射箭的水平上。對近代化軍事知識、軍事科技和軍事理論幾乎一無所知。多數文武官員根本不去接受新事物，視新科學新學問為異端邪說。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不少文武重臣麵對日益發展的西方科技鬧了許多笑話。例如，《穿鼻條約》簽訂以後，英軍得寸進尺，於1841年2月再度向清軍發起進攻。英軍攻占虎門，緊逼廣州。道光皇帝被迫向英軍宣戰，並啟用湖南提督楊芳為先鋒，星夜馳援廣州。楊芳是為道光皇帝所賞識的驍將，在一次戰役中，他登上廣州城頭，看到英軍在幾百公尺的寬大正麵上，一字形地排開幾十門大炮，炮彈從他頭頂上呼嘯而過，古城牆處處陷塌，士兵成排倒地。麵對著西方火器的威力，他不思其中的科學道理，反而認為這是英軍在玩弄邪術，於是要“以邪製邪”，下令收集民間的馬桶尿罐，裝在木伐上作為破敵先鋒出戰。很明顯，這是中世紀蒙昧的神話式戰法。楊芳哪裏知道，英軍隨著科技革命、經濟發展和先進兵器的出現，已經創立了近代化軍事理論和步炮協同、海陸配合的先進戰法，法國資產階級軍事家克勞塞維茨闡述的攻堅戰、陣地戰和後勤保障等作戰方法已經廣泛地運用於英、法、德等國的軍隊中。所以刀槍劍戟等傳統兵器自然擋不住新式火炮，馬桶戰術自然也抵禦不了現代戰法，廣州城很快被攻破了，曆史留下了可恥可笑的一頁，它說明清朝官吏迂腐呆笨、孤陋寡聞已達到無以複加的地步。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的直接後果是向英國賠款2100萬銀元，割讓香港給英國。同時向資本主義列強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五處為通商口岸等。中國領土、領海、關稅、司法的主權完整開始遭到破壞，政治上逐步喪失了獨立。中國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開始解體，中國的門戶洞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中國在經濟上日益成為西方列強的附庸。毛澤東說：“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成為中國社會中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中國的民族危機空前加深了。深重的國難，“天朝上國”的衰敗和人民悲慘遭遇同時又是一付靈驗的清醒劑，促使封建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從麻木昏睡中驚醒過來。首先是清末著名思想家龔自珍（1792—1841）猛烈地抨擊清王朝，揭露當時社會政治的黑暗，他說：“日有三時，一曰早時，二曰午時，三曰昏時”。他認為鴉片戰爭前夕的中國社會，已處於“昏時”，是“日之將夕”的社會。他說為什麼會造成這種局麵呢？是因為從上到下形成了腐朽的官僚體製。他在《明良論》一文中寫道：“曆覽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則氣愈偷，望愈崇則諂愈固，地益近則媚亦益工。
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在他看來，清朝的官場到處充斥著寡廉鮮恥的利祿之徒，做官的時間越長，就越是奸詐虛假；官做得越大，就越會諂媚；現在朝中之臣全是一群無所作為，隻知苟安其位的無恥之輩，他們盡管昏聵無能卻又不願意退讓其位，至使“賢者終不得越“，年輕英才“始終不得起而代之”，龔自珍認為這是清王朝政治黑暗的最大弊端。鑒於時政的弊端，龔自珍疾呼要求改革。他說中國之所以落後，是因為不通權變，幾千年都按照“一祖之法”辦事。他說：“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提出了“更法”、“改圖”、“變功令”等革新主張。1839年龔自珍寫了膾炙人口的七言絕句：“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衰！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他滿心希望清統治者能夠振作起來，破格用人，重興朝綱。龔自珍不愧是近代倡導改革的第一人，他的思想閃光像一道春雷，劃破了當時黑沉沉的夜空，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林則徐（1785—1850）是鴉片戰爭期間富有作為的政治家。他堅決主張嚴禁鴉片貿易，1838年他曾三次上奏道光皇帝，指出：“若不禁絕鴉片，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禦敵之兵，幾無可以充餉之銀”，“目擊鴉片煙流毒無窮，心焉如搗。”在是否禁止鴉片這個重大問題上，林則徐是清朝統治者中嚴禁派的首領，也是禁絕鴉片的實際操作者。林則徐與當時眾多的昏官貪官所不一樣的是，他有清醒的政治頭腦和雷厲風行的政治措施，他一方麵嚴厲禁煙，直接導演了彪炳史冊的虎門銷煙。同時又在他所管轄的廣東操練軍隊，整頓海防，並公開鼓勵民眾保衛國家。林則徐又是朝中重臣中第一個放眼世界的人，林則徐雖然主張抵抗西方的軍事侵略，但又不排斥學習西方的先進科技。他說中國要富強起來，必須“師夷之長技以製夷”。
他指定專人設館編輯西文書刊，定期翻譯《澳門月報》，搜集西方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為了了解西方是如何看待中國的，還專門叫人翻譯了《華事夷言》，特別是翻譯了介紹世界各國的《四洲誌》，這對於官員們開闊眼界，革新朝政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於啟發後來者也發揮了極大的影響。林則徐還主張集合民間資本，開礦建廠，使國家從根本上趕上夷人，所有這些思想和舉措對於剛剛磕開近代大門的中國無疑發揮了啟蒙和開拓作用。近代另一位重要思想家魏源（1794—1857）在很大程度上繼承與發展了林則徐的思想與主張。他認為要改變中國的落後麵貌，必須向西方國家尋求真理，從而提出了富國強兵的思想。他在複仇雪恥的愛國主義精神激勵下，在林則徐翻譯《四洲誌》的基礎上，於1842年寫成了《海國圖誌》一書，這本書詳細介紹了西洋各國的曆史、地理、風俗、文化、科技和宗教等方麵的情況。他提出了“籌夷事必知夷情”的進步觀點，回答了應怎樣向西方學習的路徑問題。魏源還在書中總結了鴉片戰爭失敗的經驗教訓，對於如何富國強兵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龔自珍、林則徐和魏源幾乎同處於封建色彩十分濃厚的道光皇帝時期。那時嚴酷的專製統治，使多數官員都遵循著“多磕頭、少說話”的原則，虔誠地為舊時代祈禱，而不得有任何冒犯和“譖越”。而他們三人敢於衝決封建羅網，直麵真理和現實，抒發自己的思想和主張，已觸犯了正統的儒家思想，冒犯了所謂天子的尊嚴，厝火積薪，隨時都有殺頭和坐牢的危險，他們的行動是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來支撐的。然而也正是因為他們憂國憂民、舍生取義，敢於抨擊封建王朝時政的弊端，才推動了社會的進步發展。伴隨著他們思想上的閃光，構成了近代思想解放的第一支曲子，在曆史上是了不起的。二、抵禦外侮封建階級在反侵略戰爭中當近代先驅們奏響思想解放的第一支曲子時，同時也響起了全民族抗擊外國侵略者的戰歌。在國難當頭之際，在邊關重垂，為了挫敗英軍發動的侵略戰爭，湧現了許多民族英雄。他們是在虎門英勇捐軀的關天培、死守定海的葛雲飛、鄭國鴻、王錫朋、威震吳淞口的老將陳化成。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842年6月，英軍統帥璞鼎查率部沿長江進犯鎮江、南京等地，鎮江副都統海齡率領一千六百多名官兵，抗擊著擁有優勢裝備的七千多名英軍。他們寸土必爭，堅守每一個城角和炮眼，在給敵人大量殺傷以後，全部壯烈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