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高度評價鎮江戰役說：清軍與英軍這兩支軍隊在裝備和戰法上是不能同日而語的，“駐防旗兵雖然不通兵法，可是決不缺乏勇敢和銳氣”，“如果英國侵略者處處都受到這樣的抵抗，他們是絕對到不了南京的”。1859年6月，英國為了進一步打通商品流入中國的渠道，攫取更多的在華特權，邀約法國和美國的海軍共約20多艘軍艦進攻大沽口。清政府命大將僧格林沁加強了大沽口的防務，並照會英國公使普魯斯、法國公使布爾布隆，強調“現在大沽海口，已節節設備，如輕易入口，恐致誤傷”。希望他們不帶武裝而經由大沽口以北地區登陸前往天津，然後抵達北京。但是英國海軍卻拒絕中國方麵的合理要求，堅持要經大沽口，溯白河進攻北京，並聲稱不惜用武力打開白河的大門。6月25日，英法美聯合艦隊向大沽炮台發起炮擊，並命令陸戰隊強行登陸。然而出乎聯軍意外的是，中國守軍對他們進行了猛烈有效的反擊。炮戰持續了一晝夜，英軍艦被擊沉四艘，傷亡近500餘人，英海軍上將何伯受重傷，副司令被擊斃，英法美聯軍狼狽退出大沽口返回上海。大沽口戰役失敗的消息傳到倫敦，英國資產階級氣急敗壞，倫敦《每日新聞》宣稱，像英國這樣的高素質民族遭到了“穿蟒袍官吏”的“侮辱”，揚言要進行大規模的報複。大沽口炮戰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軍堅決抵抗侵略的突出戰例。馬克思在評價這次戰役時指出，中國“挫敗了英國人的入侵”、“中國人抵抗英國人的武裝遠征隊，毫無疑問是正義的”。隨著曆史的延伸，帝國主義侵華魔爪的深入，愛國民族英雄和反侵略事跡不斷湧現，舉不勝舉。1885年2月，祖國西南邊疆危機進一步加深，法軍從越南進攻廣西，攻占了中越邊境重鎮—鎮南關。狂妄宣稱：“廣西的門戶已不再存在了”。此時清王朝多數武官同“洋大人”打了四十年的交道，畏敵如虎，接到邊疆告急文書以後，許多人不敢出征。在這種情況下，老將馮子材（1818—1903）毅然請纓受命，奔赴前線。他命令所部在距鎮南關十裏的關隘前擺下戰場，沿山麓築起一道長三裏、橫跨東西的長牆，並設置炮台，嚴陣以待。3月24日，法軍在尼格裏的率領下分三路撲向關隘前，逼進長牆。馮子材率部奮勇阻擊，“炮聲震天，遠聞七、八十裏外”。
由於敵人武器好、火力猛，長牆多處被突破，情況萬分危急。在這緊要關頭，馮子材脫掉上衣，“以帕裹首，赤足草鞋，持矛大呼躍出”，衝入敵陣。“諸軍將領見馮子材如此，俱感力奮戰”。全軍一起躍出戰壕，與敵人進行肉搏。經過一場短兵相接的白刃戰，終於將法軍從長牆邊趕開，壓下山穀，迅速消滅了法國官兵一千多人，尼格裏也身負重傷。接著馮子材發起反攻，先後攻克文淵州、涼山等地。法國軍隊落荒而逃，“遺棄軍器彈藥以千萬計”。當時國人有詩讚日：“閃閃龍旗天上翻，道鹹以來無此捷。”法國政論家發表評論說：“法軍在鎮南關和涼山的潰敗好比1815年拿破侖在滑鐵盧的失敗”！鎮南關大捷震撼了法國朝野，促使法國統治集團陷入了四分五裂之中，3月31日，法國茹費理內閣宣布倒台。鎮南關之戰大長了中華民族的誌氣，在中國人民的反帝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甲午中日戰爭是發生在19世紀末，日本大舉進攻中國的一場海陸大戰。日本早就製定了《征討清國策》，欲圖單獨攻占中國北京和長江中下遊的戰略地帶，為此則必須首先吞並遼東半島和台灣海峽的若幹島嶼。為了實現上述戰略目標，又必須先在陸上進攻朝鮮，在黃海圍殲中國的北洋艦隊。1894年9月17日，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親率18艘艦艇為前往朝鮮的運兵船護航，途中遭遇掛著美國旗的日本艦隊圍堵攔截。中國艦隊在旗艦“定遠”號的指揮下，僅僅幾分鍾，就擊傷日本主力艦“吉野號”。但是不久“定遠”艦信號裝置被日軍擊毀，北洋艦隊凸顯混亂。為扭轉戰局，“致遠”艦在鄧世昌的率領下，駛至“定遠”之前，並掛出了旗艦的信號，鼓舞了其他戰艦繼續作戰的信心。“致遠號”吸引了敵人眾多的火力，中彈甚多，艦體開始下沉。在關鍵時刻鄧世昌慷慨陳詞：“吾輩從軍衛國，早置生命於度外”！他命令軍艦開足馬力衝向日軍主力艦“吉野”號，這一震天動地的英雄行為，嚇得日本艦隊司令坪井航三魂不附體，急令“吉野”艦轉舵規避，並連發數枚水雷，“致遠”艦不幸中彈爆炸，鄧世昌隨即墜入大海，侍從護衛劉忠急拋救生圈給鄧世昌，但他決心與軍艦共存亡，“義不獨生，仍複奮擲自沉”，鄧世昌為捍衛國家尊嚴，打擊日本侵略者，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他在黃海大海戰中所表現的悲壯行為，一百年來廣為中國人民所傳頌。黃海大海戰中，中國海軍以弱敵強，中國海軍的總頓位為31000多噸，而日本海軍的總頓位為3800多噸，且在航速、裝甲和火力方麵占有明顯的優勢。但是北洋海軍廣大官兵臨危不懼，英勇奮戰，表現了中國人民誓死反抗外來侵略大無畏精神。先後重創了“吉野”、“鬆島”、“浪速”、“西京丸”等日本主力戰艦，挫敗了日本妄圖一舉“聚殲清艦於黃海”的狂妄計劃。應當實事求是地指出，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前後的近八十年間曾湧現過不少封建階級的英雄人物，他們在政治、思想和軍事方麵都為複興中華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無論是龔自珍、林則徐，還是馮子材、丁汝昌等都跳不出忠君的框框。加上在封建階級陣營中頑固派和投降派勢力始終占著上風，革新派和抵抗派經常受著排擠和壓製。使得他們的正確主張往往不能被采納和施展。例如在中法戰爭中，當取得鎮南關、諒山大捷後，中國本應迫使法國從西南邊疆和越南撤兵。但李鴻章卻致電總理衙門，“當借諒山一勝之威，與締和約，則法人必不再妄求”。慈禧太後隨即下達了乘勝即收的詔書，並派人與法國簽訂了《中法停戰協定》、《中法會訂越南條約》。這些協定和條約承認法國對越南的殖民統治，承認法國在中越邊界的通商特權。法國還首次取得了在中國修築鐵路的特權，從此中國西南邊陲的門戶被徹底地打開。中國軍隊雖然在陸上戰場打敗了法軍，但由於清政府妥協賣國，卻由此產生了“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的奇怪曆史現象。在甲午海戰中同樣如此，丁汝昌率領的北洋水師是有能力與日本艦隊抗衡的。但在黃海海戰以後李鴻章製定了“以保船製敵為要”的方針，將北洋艦隊的主力全部隱藏在威海衛港內，並強令不得出戰，致使北洋水師成為翁中之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