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2月，日本海軍從海陸兩路包抄海港，逼迫北洋水師投降，並俘獲停泊在威海衛港的所有軍艦，釀成了近代中國對侵略者作戰的千古奇恨。麵對這一慘景，丁汝昌被迫服毒自殺，飲恨終天。上述兩個方麵的史實既暴露了封建階級實力派投降誤國的醜惡嘴臉，也同時說明封建階級有識之士和愛國士大夫的行為和軍事活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極大限製，他們的愛國主義主張要在更廣的範圍和更深的程度上得以發揮也是不可能的。三、封建階級求富圖強的重要舉措洋務運動19世紀60年代，一部分封建官僚試圖進行一次經濟上的小改小革，力求通過這一改革挽救風雨飄搖的清王朝，這就是風靡一時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發起的背景是：當時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農民運動風起雲湧、大量地消滅清軍的有生力量。清統治者驚呼：“發撚交乘心腹之害也，”“必先除之”。因此他們便乞靈於西洋之新式兵器，以期迅速剿除農民革命；再就是清統治者消極地總結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經驗。他們把戰爭的失敗簡單地歸咎為“西方船堅炮利”，中國的軍器不如人家。他們根本否認清王朝政治製度的腐敗，認為隻要“廢棄弓箭，專精火器”，“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李鴻章還說：“鴻章以為中國要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的利器，欲學習外國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洋務運動的終極目的是為了鞏固封建製度，是統治者選擇的一種“富國強兵”辦法，也是他們企圖挽回統治危機的自救運動。1861年清政府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統攬整個洋務事宜，包辦一切需要同外國發生聯係的活動。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策劃下，中國開始向外國派遣留學生。購買洋槍洋炮，引進機器開礦辦廠，一個以革新兵器為中心的洋務運動應運而生。從1862年開始，曾國藩創辦了安慶軍械所；李鴻章在上海設立了江南製造總局，在南京設立金陵製造局；崇厚在天京設立機器局；左宗棠在福州設立船政局，創辦了馬尾造船廠；張之洞在湖北設立槍炮廠等。
就這樣洋務運動在中國沸沸揚揚地展開了。這些洋務工廠主要生產了一些槍炮、火輪、兵船和一些武器配件等。洋務運動展開後不久，李鴻章、左宗堂和張之洞等人又興辦了一些民用企業，為什麼要興辦民用企業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洋務運動所生產的產品由政府直接調撥給軍隊使用，生產不計成本，更沒有利潤。所以，洋務運動運行不到幾年清政府便感到財政枯竭，朝廷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雖然“百方羅掘，仍不足用”。李鴻章等人深感“必先求富而後能自強”。同時他們也認識到軍事工業需要大量的原料和燃料，為了繼續支撐官辦軍事工業，必需要相應地發展采煤、煉鐵等民用工業。李鴻章說：“船炮機器之用，非鐵不成，非煤不濟”，向國外采購煤鐵等，“購運艱而價值昂，莫如自行設廠開采”。其三、受自由競爭規律的影響。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不斷在中國開礦建廠，建築鐵路，架設電線，外國商品更是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控製和左右了中國的市場，這就產生了民族工業與外國資本爭奪利權的矛盾。洋務派官僚張之洞曾多次指出，西洋的鐵製品充斥中國市場，有礙中國“土鐵”的發展。他不斷上奏朝廷請求自辦煉鐵廠，“無非欲收已失之利還之於民”。清政府也明確指出：“與其任洋人在內地開設鐵路電線，又不若中國自行仿辦，權自我操，彼亦無可置喙”。抵製洋貨傾銷和外國列強的經濟掠奪，成為洋務派興辦民用企業的第三個動因。其四、洋務運動雖然不是嚴格意義的資本主義運動，但凡興辦企業必然受資本運作規律的影響。所謂不計成本，不賺利潤，企業是根本無法存在的，這是洋務派興辦民用企業，“求強必先求富”的根本原因。1872年，由李鴻章支持操辦成立了上海輪船招商局，這是洋務運動中由軍事轉向民用的第一個企業。招商局的規定：“所有盈虧，全歸商隊，與官無涉。”招商局成立時，所募集到的商股不到50萬兩，但運行六年以後，運費收入即達2000萬兩，這為近代中國創辦企業樹立了一個良好形象。接著李鴻章又支持興辦了開平礦物局，上海織布局和天津電報總局，左宗棠在蘭州興辦了機器織呢局，張之洞在湖北興辦了織布局和漢陽鐵廠等。這些民用企業的創辦確在一定意義上支撐軍事工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封建士大夫們的“求強”目標。洋務運動是19世紀後半期近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大事件。那麼應當如何評價它呢？首先，洋務運動在客觀上刺激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洋務運動興辦的一批企業是中國近代最早的一批企業，它引進了西方的先進技術，培養了一批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創辦企業巨大利潤，吸引著一批官員、地主和商人投資於近代民用企業，這為後來創辦完整意義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奠定了基礎。其次，洋務運動具有反抗列強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精神內涵。不可否認，洋務運動所興辦的軍火工業主要是服務於鎮壓農民起義的。例如，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清軍使用了大量近代兵器，“各營得此利器，足摧堅破壘，所向克捷”，說明洋務運動的首要目的是維持和鞏固現政權的。
但從另一方麵講，洋務運動也確實繼承和發揮了“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思想，洋務派官僚也確有為抵抗外侮而建立強大防務的主張，李鴻章說過：“外國利器強兵百倍中國，若不及早自強，”“可危實甚”。同時，洋務運動還在一定程度上抗擊了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例如，江南製造總局所造的武器彈藥要比從國外進口便宜得多，從西方購買一枚12磅炸彈需花費12兩白銀，而自己製造成本隻需2—3塊銀元，自造輪船與進口輪船的價格差異也頗大，民用產品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實事求是講洋務運動客觀上起到了與洋商爭利，抵製外國經濟侵略的作用。第三、洋務運動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使中國學習西方的風氣進一步打開。為西學的傳播和中國科技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從以上三點可以看到，洋務運動是封建士紳中的一部分開明人士力圖實施現代化的一次重要實踐，在近代史上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部分開明士紳的愛國主義舉措、思想和情懷，這是應當給予肯定的。但是洋務運動又是一個沒有前途的經濟運動。它雖然擺出了一副發展近代工業的架子，然而所選擇的途徑卻並非是一條正常的合乎規律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它沒有改變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狀態並推動中國曆史大步前進。其原因如下：1.洋務運動從本質上講不是一個新的生產方式的創造活動。洋務派所創辦的軍事工業具有濃厚的封建性，生產的產品不參加市場交換，由清政府直接調撥給軍隊使用。就民用企業而言，雖然染上了資本主義色彩，但由於采取了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經營方式，管理混亂，任人唯親，貪汙成風，官僚任意侵吞與揮霍私人股份，因而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民營企業的發展。洋務運動從總體上講並沒有使中國社會財富獲得多少增長，由於以發展軍火工業為主，加之管理水平低，反而浪費了大量國家資金和民間財富。2.洋務運動在技術和生產資料方麵都極大地依賴外國。例如，李鴻章開辦的造船廠，除船殼是自己製造外，造船所用的大宗木材、發動機和零部件都是從國外買來的。在工廠中大量雇用外國技師，按外國圖紙施工。而西方列強要把中國變成殖民地，不可能向中國提供一流的技術和設備，而隻可能提供過時的二、三流的技術設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