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江南機器製造局雖然耗費巨資從外國購買了大量的機器設備，然而所有“機器新舊摻雜，大都不甚齊全，其中因年久而損壞者有之，因有費而缺少者有之”。江南機器製造局慘淡經營四十年後，僅呈現一派凋殘零落的景象。又例如中國軍工廠隻能生產落後的前裝槍，而當時普魯士與法國的軍隊已經裝備了射程遠、精度高、操作靈便的後裝線膛槍。所以洋務運動是一個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的爬行過程，它“發展的速度十分緩慢，隻能和蝸牛的步伐相比”。不可能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產生質的飛躍。3.洋務運動的綱領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洋務運動發起之初，洋務派即分析道：“中國文武製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在他們看來，中國的政治製度比外國好，是決不能改變的，這就是所謂的中學為體；然而由於技藝不如外國，所以應該“西學為用”。他們企圖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用以維係大清王朝的統治，這本來就是十分矛盾的曆史產物。他們不懂得封建關係是容不得資本主義生產力的，而資本主義生產力要向前發展，就必須打破舊的生產關係。洋務運動一方麵亮出一副架勢，力圖容納一點現代生產力，另一方麵又企圖使封建製度得以苟延殘喘，這就決定了洋務運動必然走向破產的曆史命運。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清末最高統治者也是不能容忍發展現代生產力與封建禮教相衝突的。例如，德國奔馳汽車製造商曾送慈禧太後一輛小車，慈禧選中一個風和日麗的時辰，準備乘車兜風。但她上車以後，發覺司機盡然和她並駕齊驅，心中十分不快，覺得堂堂萬民之主怎能與“車夫”同步而行，於是荒唐地下令司機離開小車，而由十多個太監推車而行，她又覺得乘車不如坐轎，從此再也沒有問津小車了。又比如1880年，清朝修築了從唐山到胥各莊的鐵路，這是那時修建的第一條鐵路，其間要經過埋葬皇室宗親的東陵，慈禧以不得在運行中驚擾列祖列宗為名，下令火車行至東陵時，改由數百匹馬來拉，駛過東陵後，再由火車頭來接。唐胥鐵路僅長80多公裏，運行中還要如此周折，談何經濟效益？談何現代化？上述兩個真實故事一麵反映了清朝統治者的昏庸愚昧，一麵也反映了封建禮教容不得現代生產力。頑固派代表大學士倭仁講：“立國之道理，尚禮義不尚權謀，在人心不在技藝”，攻擊洋務運動是“師事夷人”而釀成“變而從夷”。他的這些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也為慈禧太後所苟同。所以當時最高統治者對洋務運動也不是真正理解和支持的。它深刻地說明，封建體製之樹結不出資本主義之果，要推進現代生產力發展，必須從根本上鏟除封建製度。
特別是值得一提的是，洋務運動是服務於清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的。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對太平軍、撚軍動之以新式槍炮，進行血腥的鎮壓；而對外國列強卻依然沒有改變搖尾乞憐的投降主義路線，他們在戰爭中始終是失敗主義者和唯武器論者。李鴻章在近四十年的洋務生涯中曾籌建了一支不小的北洋水師，這也是洋務運動的主要成就之一。但是在甲午戰爭中，李鴻章視北洋水師為私家財產，推行“保船製要”的方針，坐以待斃，盡被日本海軍全部摧毀和俘獲。北洋水師的覆滅，是洋務運動破產的重要標誌。它表明，洋務運動作為封建階級富國強兵的治世藥方並不靈驗，最終被鎖進了曆史的檔案櫃。在近代史前八十年的曆史中，封建階級的一些代表人物在政治、思想、軍事和經濟等各個方麵都曾展開了大量活動。也湧現了諸如林則徐、關天培、葛雲飛、海齡、馮子材、左宗棠、張之洞、鄧世昌等富有愛國主義精神的著名英雄人物。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1.滿懷民族的憂患意識，把關心國家的前途作為自己的神聖職責。林則徐的著名詩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即產生在這個時代；2.堅守民族氣節，維護國家尊嚴，誓死抵抗外敵。葛雲飛、海齡、鄧世昌等都以血肉之軀報效了自己的祖國；3.開拓視野，師夷製夷、自強求富，力圖跟上時代，開辟一條國家發展的新路。魏源提出“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相信中國定會“風氣日開，智慧日出”，定會富強起來並趕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洋務派的一些著名人士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這種愛國主義思想。但是總的來講，封建階級開明士紳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主張仍然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因而他們的愛國主義又深深地烙上了時代痕跡，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清王朝晚期苟延殘喘近八十年的曆史證明（1840—1911年），無論是封建階級的頑固派、洋務派，還是革新派，都不能有效地抵禦外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侵略。特別是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日益加深，封建階級由盲目自大轉向奴顏婢膝，在洋人麵前俯首貼耳，甘為帝國主義效勞，最終同帝國主義勾結起來，鎮壓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內，出現了一些為人民所唾棄的賣國賊。例如，琦善擅自簽訂了《穿鼻條約》，伊裏布、耆英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奕山簽訂了《中俄璦琿條約》，李鴻章簽訂了《中法天津條約》、《中日馬關條約》和《辛醜條約》等，從鴉片戰爭至新中國成立前夕，曆代統治者與西方列強簽訂的賣國協定多達1200多個。如果一年365天都來紀念國恥日的話，平均我們每天要舉辦三次以上的活動，這是何等令人揪心的事嗬！1900年12月，八國聯軍進占北京以後，向清政府提出了《議和大綱》12條，其中包括賠款計達九億八千萬兩白銀的巨額賠款。慈禧太後抱定投降賣國的宗旨，公開宣揚“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寧贈友邦，勿與家奴”。這可以說是近代賣國賊嘴臉的典型反映，由於他們的出賣，中華民族在侵略魔爪下痛苦地呻吟。上述多方麵的事實表明，封建製度再也不能保障中華民族的正常生存和發展了。曆史上所曾有過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康乾之治等封建社會的盛世業已一去不複返了。中國人民逐步地認識到，要有效地反對帝國主義，必須反對帝國主義的走狗封建主義。中國社會日益呈現出兩類基本矛盾，一類是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矛盾，一類是人民大眾與封建主義的矛盾，曆史向中國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雙重任務。隨著曆史的發展，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在此時賦予了新的內涵，即要做一個有民族氣節的愛國者，必須同時是封建製度的叛逆者，而不是衛道士。第三節近代農民運動及其愛國主義毛澤東曾經指出：“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毛澤東精辟地指出了廣大勞動人民是中國社會進步的主體實踐者，正是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反抗剝削階級殘忍統治的鬥爭，推動著曆史的前進。在近代史上，雖然封建階級一些代表人物也曾舉起過抗擊外侮的旗幟，但從總體來看，他們的趨勢是妥協、投降甚至賣國，所以封建階級不是進步的推動曆史前進的階級。真正順應曆史潮流，前仆後繼進行救亡圖存、改天換地鬥爭的是農民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等社會階層。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農民階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轟轟烈烈地開展了自己的鬥爭。近代農民鬥爭風起雲湧，主要有兩次大的革命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