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60年代，太平軍輾轉江南各地，大量殲滅入華侵略軍。他們與清王朝統治者對列強奴顏婢膝的態度迥然不同，展現了不屈不撓捍衛民族利益的戰鬥風貌。而義和團的英雄們則通過自己的殊死拚殺，譜就了奮勇抗擊八國聯軍的戰歌。八國聯軍總司令最後不得不承認，麵對著如此情景，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都不可能滅亡中國。太平天國和義和團英雄人物的鬥爭精神不斷激勵著中國人民，為爾後新中國的建立鋪下了奠基石。4.他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為國土遭蹂躪，人民被欺淩，資源被掠奪而感到痛心疾首。他們“誌頂江山”、“胸羅宇宙”，要求“還我江山還我主權”。這種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懷激勵著近代農民英雄勇猛地馳騁在反帝反封建的戰場上。那麼，如何正確地評價近代農民運動呢？必須依據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別對各次運動加以科學的闡述。首先必須實事求是地肯定。無論是太平天國運動還是義和團運動都是農民階級選擇的一種救國模式或救國道路，因而是有曆史進步意義的。偉大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席卷了全國18個省，組織了強大的農民武裝力量，製定了農民起義的建國方案，與清王朝對峙達十多年之久，並沉重地打擊了西方侵略者，規模之大，影響之深，是曆史上其他農民革命所不能比擬的。這場革命曾極大地影響了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孫中山曾稱讚洪秀全是“反清第一英雄”，並自稱“洪秀全第二”。足見太平天國運動對後世的影響。但是，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最後卻悲壯地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很多，首先起義蒙上了一層神秘的宗教色彩。洪秀全一麵要農民起來自己解放自己，但又要人們崇拜一個全知全能的“皇上帝”，企圖借助神的啟示來護祐革命，這實際上是一種精神上的自我麻醉。太平天國頒布了《天朝田畝製度》，倡導“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力圖實現世世代代農民夢寐以求的理想。但是這種理想大廈卻是建築在小農生產和絕對平均主義基礎上的，因而帶有空想性質。農民革命領袖都是小生產者的代表人物。他們在革命初期，可以用蠱惑人心的口號去招兵買馬，一旦革命取得一些勝利以後，他們便稱王稱帝，占有大量土地和財產，因而最先拋棄平等口號的就是他們。
洪秀全、楊秀清從另一個角度講也是這種帶戲劇性變化的曆史人物。他們一方麵竭力追求建立一個絕對平等的“天國”，但在另一方麵卻頒布了等級森嚴的《太平禮製》。從“主宰天下”的天王到基層單位的兩司馬，其間規定了幾十個等級，太平天國君臣上下，尊卑分明，禮節繁雜。洪秀全在定都南京以後，即“僻處深宮，從不出戶”，儼然一付萬乘玉尊的帝王之象。天國的官員們出行大都坐轎，天王的轎夫六十四人，東王的轎夫四十八人，兩司馬的轎夫竟然也有四人。各王出行，小官和兵士都要回避和跪在道旁。東王楊秀清出行，“開路用龍燈一條，計三十六節，以鉦鼓隨之，其次則綠邊黃心金字銜牌二十對，其次則銅鉦十六對，……役使千數百人如賽會狀”，“威風排場，可謂蓋世也”。太平天國建立政權後，領袖和士兵所曾有過的“情同骨肉”的關係和奮發向上的精神逐步喪失，人們所曾期望的建立平等和大同社會的理想化為泡影。王侯將相們追逐權勢，貪戀財色，養尊處優，貪汙受賄和享樂腐化成為太平天國內部中後期的普遍現象。廣大中下級將士和老百姓在鬥爭中並沒有獲得多少實際利益，從而日益造成巨大的離心傾向。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太平天國的決策者們一麵信誓旦旦宣稱，反對“相欺相淩”的清王朝，一麵卻在革命尚未達到預期目的時候，為爭權奪利而相互殺戮，從而釀成了親者痛、仇者快的“天京事變”。這場內訌使人們逐步喪失了對天國領袖和上帝教的信仰，瓦解了軍心、民心和革命鬥誌，至使起義失敗日漸可趨。太平天國運動失敗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即是一方麵太平軍舉起了反對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旗幟，而在另一方麵由於迷信上帝，他們又把帝國主義者看作為同一信仰的“洋兄弟”，企圖利用宗教信仰來改善太平天國同外國的關係。例如李秀成曾多次進攻上海，卻未能攻下這個帝國主義在華侵略勢力的巢穴。原因何在呢？這並不是太平軍沒有強大的力量，而是因為他們糊塗地認為“上帝耶穌、一教相傳，並無虛假損害之念”。這種由相信上帝到相信“洋兄弟”的糊塗觀念，致使太平天國在一係列重大的政治和軍事問題上不願意采取斷然措施，也就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聯合剿殺革命製造了空隙。義和團運動同樣是一次失敗的農民起義，從起義的目標、綱領、理論和組織程度而言，它遠不及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帶有更濃厚的神話和宗教色彩。義和團的組織形式是壇，每個壇自成係統，供奉自己所信仰的神，例如梨山老母、觀世音、太上老君、孫悟空和豬八戒等。他們麵對著擁有現代化兵器的敵人，不是通過“師夷製夷”的辦法去解決問題。而是企圖把自己打扮成有著三十六變的豬八戒、七十二變和會駕筋鬥雲的孫悟空，或通魔法、道法的李老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