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中國人民愛戴的偉大領袖，對於他晚年的錯誤，我們能不能批評、能不能糾正，成為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擺在黨和人民麵前。在這種情況下，理論界和廣大知識分子衝鋒在前，倡導恢複和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闡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即使是毛澤東這樣的偉大人物，他的決策和指示是否正確，都要接受實踐的檢驗。作為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的鄧小平力排眾議，義無反顧地支持了“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他說：“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空前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為改革開放掃清了思想障礙，它使古老的中華民族煥發了勃勃生機，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敢於修正錯誤的民族品格，也體現了中華民族堅持真理、捍衛真理和發展真理的民族精神。（二）推動社會全麵進步的改革開放精神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這種選擇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受傳統社會主義觀和蘇聯高度計劃經濟模式的影響，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均受到嚴重的挫折。長期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使社會主義發展偏離了航向，純而又純的單一的公有製形式使整個經濟建設缺少效率，高度計劃經濟體製嚴重束縛了生產力和發展；政治上權力過分集中導致了黨內外缺少民主，人們缺乏創新思維，難以進行開拓性的工作，民族缺少活力和生機。
正是由於上述原因誘發了“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幾乎陷於崩潰。所以鄧小平講：“我們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被當時的困境逼出來的”，“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的生活，就隻有死路一條”。改革開放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發揚了曆史上“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和“戊戌變法”等重大曆史事件中崇尚社會變革、推動曆史進步的革新精神，也借鑒了蘇聯東歐的經驗教訓，最重要的是順應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通過改革開放，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與實踐，開拓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擺脫了高度計劃經濟體製的約束，衝破了閉關鎖國的大門，使國民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也使我們這個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披上了現代化盛裝，迎頭趕上了世界發展的潮流。“改革開放”成為30餘年來中國人民社會生活中最響亮的口號，成為世紀之交最偉大的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深深地置根於中國人民的現實生活之中。（三）促進國家與民族發展的開拓創新精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從“崩潰”邊緣攀升到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外彙儲備達到世界第一，進出口貿易總額躍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從不足溫飽發展到總體實現小康。為什麼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這其中凝聚著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創新精神。我們拋棄了傳統的社會主義觀，批判了和否定了所謂“繼續革命”的理論，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創新；我們從在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在企業中推行廠長、經理承包負責製到確立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並存的經濟製度，從生產關係的改革入手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這體現為所有製實現形式的創新；我們從高度計劃經濟體製束縛中解放出來，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這體現為體製創新；在改革開放大政策的推動下，深圳從一個邊界小漁村變為國際化大都市，上海浦東從一個行政小區發展成擁有“世界級現代化風情”的開發大區，這體現為實踐創新；在國防科技方麵，我國獨立自主研製成功新型核潛艇和殲20隱形戰鬥機。打破常規，自力更生，發射了“神舟”飛船，實施了“嫦娥”奔月工程等，這體現為科技創新。創新涉及各個方麵，各個領域。正是由於建設社會主義進程中的無數個“創新”，融合成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宏圖偉業。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江澤民、胡錦濤都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與實現中華民族全麵振興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把開拓創新視作新時期中華民族所特有的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四）發揚酷愛和平的民族精神，堅定不移走和平崛起之路熱愛和平、追求和諧是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之中的優秀基因，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主要組成部分。中國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把“和”視為“天下之基，萬物之本”，秦漢以後，“和合”思想逐漸發展成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人文精神，從古至今有作為中國政治家都一直把“協和萬邦”，“天下太平”作為追求的理想境界。中國曆史上的“絲綢之路”被世界公認為友好交流之道，它向西域各國人民表達了華夏民族的真情和友誼。鄭和下“西洋”時，他率領世界一流的強大艦隊訪問世界各國，沒有掠奪外國外邦的一寸土地，帶去的隻是中國的文明成果和美好善意。改革開放曆經30年後，中國雖然已經強大起來，但中國卻宣布決不走帝國主義的老路，決不在世界搞強權霸權。
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中國所經曆的發展之路”是“和平崛起”的道路，“中華民族是熱愛和平的民族，中國始終是維持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30餘年來，中國人民致力於國際關係的民主平等，致力於開展全方位的外交，致力於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致力加強對外經貿合作，致力於擴大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致力於全人類的共同發展。向全世界展現了社會主義中國良好的政治形象和中華民族和衷共濟、不卑不亢、落落大方的民族精神。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把中國的發展進步與世界的和諧繁榮統一起來，這是中國對於全人類進步事業的一大貢獻。（五）藐視帝國主義、反對霸權主義的鬥爭精神在改革開放初期，為給現代化建設創建一個寬鬆的環境，鄧小平多次指出：我們在國際事務中必須奉行“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方針，1979年1月當越南不斷挑起中越邊境糾紛，進攻鄰國柬埔寨時，鄧小平嚴厲地譴責了越南侵略者，指出：“地區霸權主義不可能不受到懲罰”。2月，中國頂住了蘇聯的壓力，調動大軍開展了對越自衛反擊戰，沉重地打擊了越南地區霸權主義囂張氣焰，贏得了中越邊境的和平安寧；1995年6月，在美國議會和政府的縱容下，台獨分子李登輝以“校友外交”的名義訪美，他在康奈爾大學發表演講，公然挑釁“一個中國”原則，中國方麵立即予以強烈反擊，召回了駐美大使，在台灣海峽舉行了軍事演習，發射了彈道導彈，顯示了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的堅強決心，迫使美國政府一再表示恪守“一個中國”原則，決不支持李登輝散布的“兩國論”，並在多個外交場合向中方表示歉意；1999年5月8日，美國飛機襲擊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造成我重大人員傷亡，舉國上下一片震驚。對美國霸權主義的挑釁，中國人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北京、上海等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我國政府在外交上進行了有理有節的鬥爭，迫使美國總統克林頓公開向中國道歉，美國和北約駐中國大使館下半旗向死難烈士致哀。在這場異乎尋常的國際大較量中，充分表現了“強盛起來的中國決不示弱的英雄形象”。在整個改革開放時期，中國人民始終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堅定地維護了民族尊嚴，體現了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六）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培養良好民族道德在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多次強調，“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需要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
為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是必須的。但是市場經濟也會產生負效應，它在一定程度上誘發了損人利己、損公肥私、金錢至上、以權謀私等若幹問題，引起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針對這一係列社會現象，鄧小平指出，“不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到破壞，”他努力倡導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1981年，中共中央又號召在青少年當中開展“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和實現“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的“五講四美活動”。1992年，黨的十四大又明確要求在全國各族人民中，進一步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以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觀。2006年3月，胡錦濤在全國政協會上又闡述了“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為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建設指明了方向。在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精心培育下，湧現了羅健夫，蔣築英，趙春娥，張海迪，朱伯儒，徐洪剛等一大批精神文明建設的先進人物。湧現了江蘇張家港，福建三明市，遼寧大連市等一批環境優美，秩序井然，文明禮貌的先進集體和地區。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淨化了人們的心理，提高了民眾的覺悟，也極大地增強了我國的國民素質，實現了馬克思所設想的“人的全麵自由發展”，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了良好社會氛圍。正如外電評論所指出的那樣：“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使中國人民的精神境界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作為一個曆史悠久的民族，中華民族真正發展和強盛起來。”（七）震撼世界的抗震救災精神正當中國人民舉全國之力舉辦北京奧運會，迎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之際，一場特大的自然災害悄然降臨。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時28分，四川汶川地區發生了八級特大地震，導致了數十萬人傷亡，大批百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國家和人民的財產損失難以計數。而對這一世界級的特大自然災害，黨和國家領導人從容不迫，臨難不懼，把抗震救災作為國家頭等大事來抓。
中央各部門和受災地區的黨委、政府緊急行動起來，全力以赴，搶險救援。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武警官兵和公安民警以最快的速度奔赴抗震救災第一線，舉國上下調集大批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援災區，一場曆史上罕見的規摸巨大的抗震救災鬥爭在中華大地上迅猛展開。這場鬥爭凸顯了當代中國人民偉大的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1.心係百姓，以民為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當人們還來不及從地震的驚愕中擺脫出來，國家主席胡錦濤就發出了全力抗震救災，確保人民生命安全的指示。溫家寶總理迅速奔赴災區，他冒著餘震的危險，山體滑坡的威脅，親臨現場查看災情，慰問傷員，安撫百姓，部署救災。胡錦濤、吳邦國、賈慶林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都先後奔赴災區，向受困百姓問寒問暖，指導抗震救災的具體進程。胡錦濤、溫家寶反複強調：“搶救人民群眾的生命是首要任務”，“隻要有一線希望，隻要有一點生還的可能，我們就要作百倍的努力”。在中央領導的號召下，災區的各級領導、幹部和公安幹警臨危不懼，頑強奮戰，想盡辦法，運用一切手段，爭分奪秒搶救被困群眾。在他們手中，數以萬計的群眾得以複生，數十萬傷員得到妥善救治。抗震救災中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以人為本”，始終“堅持以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政治本色，新加坡《聯合導報》指出：在大地震中，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發揚了“深沉的人道主義精神，凸顯了人性的光輝，真正展示了人間大愛”；2.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同舟共濟的協作精神。這次大地震，震級之高，破壞之大，涉及之廣，營救之難，均超過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胡錦濤、溫家寶號召必須“舉全國之力，戰勝這場特大災害”。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說：“四川是我們親兄弟，我們一定不惜代價給予支持”；山東省委書記薑異康說：“我們要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最精幹的力量，給災區同胞最有力的支持”；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說：“災區需要什麼，我們就生產什麼，支援什麼”；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表示：“災區之痛，是為我們之痛，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支援災區，要人給人，要物給物，要錢給錢”。在各級領導有條不紊的指揮下，各地各部門密切配合，協同作戰；廣大幹部、人民解放軍戰士、武警官兵、醫療隊伍，新聞記者日夜奮戰在抗震救災的第一線；四麵八方的救援隊伍和物資源源不斷湧向災區，社會各界捐款捐物紛至遝來，一幕幕驚心動魄救災的場境，展現了眾誌成城的偉大氣概。中華民族的團結協作精神在抗震救災中得到無與倫比的體現。3.抗震救災中的愛國主義精神。抗震救災是對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一次巨大的洗禮。
中南海的領袖們心係災區，既指揮著眼前的搶險救災，又策劃著未來的震後重建，他們為什麼日夜操勞、憂心如焚？因為他們“鐵肩擔道義，任重而道遠”，他們是“人民的兒子”，“祖國的代言人”；四川受災的群眾從廢墟中站立起來，沒有怨天尤人，而是奮不顧身，營救他人，保護國家財產，開展生產自救。他們臨危不懼，鎮定自若，服從指揮，聽眾安排，他們為什麼會有如此英勇的表現，是因為他們背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祖國是一定會幫助受災百姓的“；災情就是信號，在大地震發生後的第一時間內，各地的醫療隊、搶險隊、新聞記者從四麵八方趕向災區，解放軍和武警官兵更是披荊斬棘，強行“突破”，直赴災區一線，創造了短期內運兵10萬大關的記錄，他們何以有如此英雄壯舉？是因為“祖國在危難時發出了召喚”；有同胞在網上講：“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還常常把愛國視作空洞的名詞概念，然而在大賑災中，愛國行動就在腳下，就在每一個人心中”，從幾歲孩童拿出一元錢的捐贈到中央電視台的大型賑災義演，從八旬老人點燃燭香為災區人民祈禱到全國哀悼日山川同悲、萬民齊哀的國殤，無不表現出中國人民“萬眾一心，共克時艱”的愛國主義精神。氣吞山河的生死營救，感天動地的舉國援助，無私奉獻的愛心湧動，強烈地震撼著每一個炎黃子孫的愛國之心。在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在戰天鬥地的大賑災中，全國億萬軍民，上至中央領導，下至黎民百姓，用自己的大仁大義，骨肉親情，血肉之軀和頑強拚搏，鑄就了一座體現偉大民族精神的時代豐碑。溫家寶曾精辟地指出：“一個民族在災難中能夠學到比平時多得多的東西”，“一個民族在災難中失去的，又將在民族的進步中獲得補償”。中國人民在抗震救災中所表現出的高昂的民族精神，必將極大地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鼓舞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全麵複興而不懈奮鬥。二、鄧小平的曆史性貢獻和他的愛國主義精神在近現代中國170餘年的曆史征程中，為了拯救多災多難的祖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全麵複興，有無數仁人誌士，英雄豪傑貢獻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全部心血，在我們民族的英雄群體中產生了三位最傑出的革命領袖和英雄人物，這就是孫中山、毛澤東和鄧小平。孫中山領導了辛亥革命，結束了長達兩千年的封建專製，實現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第一次飛躍；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開創了社會主義製度，實現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第二次飛躍；而鄧小平則開拓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奠定了實現中華民族全麵複興的基礎，實現了第三次曆史性的飛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中國共產黨人麵臨著各種嚴峻的考驗。
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加緊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戰略；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範圍內，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緩慢，國內社會矛盾非常尖銳；而蘇聯又在全球範圍內推行霸權主義，恃強淩弱，造成了極為不良的政治影響。社會主義各國所麵臨的困境向世人提出一個問題，“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前途在何方”？與此同時，中華大地剛剛經曆了“文化大革命”的災難，經濟蕭條，人民貧困，各種社會矛盾堆積如山，社會主義建設受到嚴重的挫折。中國人民也曾發自內心提出一個重大問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哪裏？應當如何認識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主義應向什麼方向發展”？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引導全黨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認真總結曆史教訓，以非凡的膽略支持了全國範圍內的“真理標準”討論，批評了“兩個凡是”；著眼於既解決曆史遺留問題，又推動工作向前發展，進行了全麵的撥亂反正；果斷地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將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的軌道，並在把握基本國情，借鑒曆史經驗和吸納國外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革開放，在中國確立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光輝道路。鄧小平的曆史性貢獻是：1.率領中國人民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他針對“文化大革命”後某些人產生的信仰危機以及社會上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鮮明地指出：“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從五四運動到現在60年來的切身體驗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曆史結論”，由此鄧小平提出了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製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維護了推進現代化建設和實現民族全麵複興的政治前提和政治基礎。2.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的重要觀點。鄧小平指出：“多少年來，我們吃了一個大虧，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忽視了發展生產力”，他果斷地強調：“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鄧小平這一思想，指導中國人民正本清源，排除幹擾，聚精會神地進行了三十多年的經濟建設，使中國經濟麵貌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人民日益幸福，國力日益強大。3.倡導改革開放，率領中國人民走強國之路。鄧小平深刻地洞察了以高度計劃經濟為主要特征的“蘇聯模式”的弊端，指出中國如果繼續沿襲這一模式，不進行必要改革，中國經濟建設就沒有前途。他又說：“現在的世界是一個開放的世界，關起門來搞建設，最終是發展不起來的”。在他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製定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在這一基本國策指引下，中國建立了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實施了全方位的對外開放。一個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4.發展了馬克思關於“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重要觀點。進入20世紀後期，世界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對各國經濟建設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針對這一情況，鄧小平說：“馬克思講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非常正確的，現在看來這樣說可能不夠，恐怕是第一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