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族最先開發了黃河流域和中原地區；東夷族開發了東南沿海地區；苗族、瑤族開發了長江、珠江和閩江流域；藏族、彝族和西南各少數民族開發了大西南地區；肅慎、東胡等民族開發了東北地區；匈奴、鮮卑、蒙古等民族開發了蒙古地區；維吾爾與回族開發了西北地區；黎族最早開發了海南島；而高山族則最早開發了台灣島。到了清代中葉，一個包括東北、蒙古、新疆、西藏、台灣、澎湖列島和南沙群島在內的中華疆域和版圖正式形成和鞏固下來。如今中國大地的每一寸國土、每一片水域都浸透著祖先奮鬥的汗水和足跡，沒有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就沒有今天遼闊的中華國土。中國各族人民不僅共同開發了祖國的疆域，而且為共建華夏文明做出了不懈努力。漢族在中原地區和各主要居住帶創造了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各兄弟民族在邊疆地區和主要居住帶開發了特色農業和畜牧業。長期以來，漢族與兄弟民族互相交流、互通有無、共謀發展。在經貿交流中，漢族地區經常向各兄弟民族提供鐵器、陶器、瓷器、絲綢、布匹、茶葉、紙張等，並向各兄弟民族傳授農耕技術和手工技術。而各兄弟民族地區也盡其所長，向漢族地區輸送畜牧產品和手工藝品。例如，棉花是在新疆維族地區和海南黎族山區先行種植，然後輸入渭河流域和黃河流域，從而推動了漢族地區手紡工業的發展；又例如，蒙、藏等民族長期不斷向漢族輸送優良的馬匹和牛羊，給中原地區帶去先進的養殖技術。
各民族之間的經貿聯係，一方麵豐富了人們的物質生活，又同時為各民族、各地區的經濟建設提供了有利條件。中國各族人民在推動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又共同創造了燦爛的華夏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漢族對祖國文化的貢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各民族也以自己獨特的文化創造，豐富了祖國大家庭的文化寶庫。在我國56個民族當中，除回族、漢族通用漢語外，其他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擁有獨具特色、豐富多彩的音樂、舞蹈、戲劇和文學藝術，例如，藏族的“格薩爾”、蒙族的“江格兒”、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被並稱為享譽世界的三大英雄史詩，他們同漢族的文藝精品一樣成為中華民族文學藝術的奇葩。勤勞勇敢的中國各族人民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與天奮鬥，與地奮鬥，與人奮鬥，不斷改變著祖國的麵貌，創造了璀璨的華夏文明。這一偉大精神延續至今，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中國56個民族更加團結、更加和睦相處、更加奮發有為，開拓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蓋世偉業。因此倡導56個民族大團結，共建華夏文明是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精神的又一突出表現。四、表現為憂國興衰、憂民安樂、憂政得失的憂患意識所謂的憂患意識，是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依據哲學中發展的觀點，對事物發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不良後果而自覺萌發的一種擔憂和擔當意識。它要求人們對於那些潛在的、不易察覺的隱患和危機應保持高度警惕，切不可掉以輕心。中華民族自有史以來，總體上一直保持著發展、進步和強盛的走勢，但是在前進過程中，也曾無數次遭受天災的襲擊，遭致人禍的摧殘，遭遇外敵的入侵。天災、人禍、外患也曾幾乎把中國推向滅亡和災變的邊緣。在這種情況下，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特別是有識之士，居安思危，防患於未然，迸發出憂國憂民憂政的憂患意識。
憂患意識最早出於孟子所作的《離樓》一文，他說：“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是上古時期憂患思想的高度概括。隨著時代的變遷，每當外敵入侵，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每當自然災害來襲，危及中國人民的正常生存和發展時；每當權臣弄權，導致天下大亂時。我國曆朝曆代都有仁人誌士挺身而出，抨擊病態的社會政治，抒發濃烈的救國思想，提出進步的治世主張，並留下許多充滿憂患意識的詩文和警句。漢代賈誼說道：“國而忘家、公而忘私”，唐代李白詩曰：“中夜四王歎，常為大國憂”，宋代陸遊以“位卑未敢忘憂國”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範仲淹則留下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絕句，而明代思想家顧憲成更寫道：“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他們這些至理名言，處處表現出古代誌士豪傑們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情懷。中國社會發展步入近代以後，在救國救民、抵禦外敵，實現民族複興的偉大鬥爭中，我國人民的群體憂患意識表現得更為濃烈。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鑒於煙毒充斥中國大地，禍害中華民族，他說：“目擊鴉片流毒無窮，心焉如搗”，他上奏道光皇帝：“若不禁絕鴉片，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禦敵之兵，且無可充餉之銀”，這一憂患意識，直接導演了壯闊的虎門銷煙；1894年甲午戰爭以後，帝國主義瘋狂瓜分和肢解中國的土地，劃分勢力範圍，輸出資本，中國陷於岌岌可危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激進的資產階級改良派譚嗣同寫道：“世間無物抵春秋，今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落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戊戌變法失敗後，他被慈禧太後下令處以極刑。臨刑前他慨然陳詞：“死不足惜，可惜瓜分大禍就在眼前”，期望“後死諸君”奮起拚搏，保衛我們可愛的國家。另一位改良派著名人士陳天華寫道：“腥風血雨難為我，好個江山忍送人”，號召廣大同胞“苦苦死戰”，粉碎列強的瓜分陰謀。孫中山更題詩曰：“塞上秋風悲戰馬，幾時痛飲黃龍江”，麵對山河破碎的祖國抒發了自己躍馬揮鞭，渴望馳騁疆場，光複統一中國的心境。上述憂患意識，成為一種強大的政治動力，推動著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和革命運動。
憂患意識更成為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鞏固人民政權、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強大動力。在籌建新中國，選擇國歌時，毛澤東非常欣賞《義勇軍進行曲》，他說：“我們革命雖然勝利了，但是國家還非常窮，列強還覬覦著中華大地，伺機侵犯我們”，“進行曲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將隨時提醒人民不要忘記我們還麵臨千難萬險”。正是這一無產階級的憂患意識激勵著中國人民捍衛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奮發圖強地建設現代化國家。進入21世紀後，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全麵騰飛，神舟係列飛船升天，嫦娥奔月工程實施，成功舉辦奧運，勇奪金牌之冠，中國的GDP已經超越日本。在這種情況下，黨和國家領導人並沒有沾沾自喜，而是深謀遠慮，充滿憂患意識。溫家寶在多次會見外國領導人和答記者提問時說道：“中國越是向前發展，我越是充滿憂心”，他說：“我十分關注環境，擔心生態破壞和資源的短缺；十分關注‘三農’，擔心農村發展滯後導致社會發展的失衡；十分關注民生，擔心貧富差距拉大和失業增多導致國家的不安定；十分關注領海之爭和石油通道是否暢通，擔心由此誘發爭端而窒息中國的發展生機”。胡錦濤在中央委員十七大精神研討班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我們已站在一個新的曆史起點上，我們的事業一定能夠不斷取得新的更大勝利，越是形勢好的時候，我們越要有憂患意識，越要居安思危”。正是這一憂患意識，激勵著中國人民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努力解決一個又一個的矛盾，實現一次又一次的飛躍。從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來看，對一個國家和民族在發展過程中可能遇到的矛盾、問題、困難甚至危機進行超前預測和思考，並提出應變主張，製定相應的舉措，是一個民族積極的思想意識和寶貴的精神財富。一個敢於暴露自己缺點的民族和國家，不僅不失尊嚴和形象，反而會贏得人民的認可和世界的讚譽。積極的憂患意識會鼓起人民對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信心（日本、德國、英國、以色列是如此，新加坡更是如此），是一種激發全民族集體奮鬥的內在動力和進取精神。憂患意識，它以危機感為基礎，寄托著以天下為己任的強烈的曆史使命感，是中華民族奮發圖強、銳意進取的不竭動力，也是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內容之一。五、表現為致力於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社會進步的崇高獻身精神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每當祖國遇到重大挫折和災難時，都會湧現出一批仁人誌士和英雄豪傑，為挽救國家和民族危亡，為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戰國時候，屈原為協助楚懷王爭雄天下，倡導政治改革，勵精圖治，聯齊抗秦，使國運日益昌盛。但在楚國發展的關鍵時刻，懷王卻聽信讒言，打擊中傷屈原，使其深感處於“忠而見疑，才智不得施展”的境地。
由於“國家危亡、君主蒙塵”，屈原憂思萬分，遂留下《離騷》、《懷沙》等詩篇，自投汨羅江殉國。他的這種愛國情懷，司馬遷以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三國時期，諸葛亮以股肱之力輔佐劉備。三分天下，北拒曹操，東和孫權，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在中國曆史上留下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美譽。南宋時期，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十分尖銳，出現了嶽飛、辛棄疾、陸遊、文天祥等一大批為國獻身的民族英雄。他們不僅揮筆寫下了悲壯激越的詩篇，而且用生命勾勒出民族鬥爭的壯麗圖景。所謂“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著名詩句正是他們鍾情於國家、奉獻與民族的真實寫照。這些詩文秉持浩然正氣，“塞於天地之間”，成為我國古代民族奮進的絕唱。進入近代以來，亡國滅種的危險撲麵而來。為救亡圖存，中華兒女奮不顧身、舍生取義的獻身精神顯得尤為炙熱。在鴉片戰爭中，60歲高齡的水師提督關天培晝夜駐守炮台，枕戈待旦，在與英軍的反複格鬥中，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兩江總督裕謙，在鎮海保衛戰中，兵敗不屈，投海自盡；在推翻清王朝的鬥爭中，太平天國年僅26歲的英王陳玉成不幸被俘，清朝統治者千方百計企圖誘降他，但他卻慷慨陳詞：“為剿滅清妖而死，吾誌已償，何在乎一個頭顱？”清軍統帥曾國藩對他表示由衷佩服，稱之為“曠世悍將”；資產階級改良派譚嗣同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放棄了流亡日本的選擇，決心以死報國。在獄中他堅貞不屈，神態自若，留下了“我自橫刀朝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絕筆，抒發了為國盡忠、為民捐軀的無畏英雄氣概；辛亥革命誌士喻培倫誌在推翻滿清王朝，在攻打廣東總督衙門的戰鬥中，他胸前掛滿炸彈，奮力拚殺，受傷後他拒不向清廷投降，高呼：“學說是殺不了的，革命尤其是剿滅不了的”。表現了革命黨人推翻舊王朝腐朽統治的英雄氣節和甘灑熱血的犧牲精神。愛國奉獻精神既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光榮傳統。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自己的優秀兒女為國家振興和民族解放而戰。他們講理想、重信仰，講人格、重氣節，講犧牲、重奉獻，從夏明翰到方誌敏，從江竹筠到齊曉軒，從劉胡蘭到董存瑞等無數革命先烈為新中國的誕生勇敢地馳騁在革命第一線，他們為人民的事業拋頭顱、灑熱血，貢獻了自己的一切。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德懷等革命領袖都是在民族和國家危亡的緊要關頭，投身於人民大革命中來的。他們都是身體力行、以身許國、無私奉獻的楷模，都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立下了巨大的不朽功勳。所謂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和紅岩精神等就是共產黨人典型的無私奉獻精神。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為推進我國現代化事業，實現改革開放和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我國又湧現出了孟泰、向秀麗、趙夢桃、雷鋒、錢學森、李四光、鄧稼先、羅健夫、蔣築英、徐洪剛等一大批不計報酬、樂於奉獻、勇於犧牲的先進模範人物。例如我國國防科技戰線的廣大科技人員、工人和解放軍指戰員，他們自力更生、不懈攻關，研製成功我國的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發射了宇宙飛船，實施了奔月工程。為實現中華民族的騰飛，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和航天人，“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他們把中華民族固有的奉獻精神發揮到了極致。胡耀邦曾經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愛國主義者”，這絲毫也不是什麼誇張！愛國奉獻精神是中華民族強大凝聚力的具體表現，是以祖國整體利益為目標的人生價值取向，是中華民族繁衍至今，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這種精神綿延至今，激勵著中國人民從艱難曲折中一步一步走向未來、走向輝煌。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又一重要內容。六、表現為救亡圖存、抵禦侵略、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維護民族尊嚴的抗爭精神毛澤東曾經指出：“中華民族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都要用反抗手段來解除這種壓迫”。在我國曆史上，每當麵臨外敵入侵、國破家亡之際，華夏兒女都能團結在一起，眾誌成城，抗擊外侮、英勇獻身。所謂“壯士征戰為民族”，“一身報國有萬死”，就是這種愛國主義精神的具體寫照。
西漢抗擊匈奴的大將霍去病，南宋抗金名將嶽飛，明代平倭將領戚繼光，民族英雄鄭成功都向世人展現了這種偉大的民族精神，譜寫了抵禦外侮的正氣長歌。進入近代以來，從林則徐廣東挫敗英軍，到馮子材在鎮南關痛擊法軍；從太平軍勇戰英美洋槍隊，擊斃侵略頭目華爾、戈登，到義和團嚴懲洋教勢力，痛擊八國聯軍，都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堅決抵禦外敵入侵的民族抗爭精神。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曆史舞台和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更把這種抗爭精神升華到了前無古人的高度。在中國人民抗擊外敵侵略的曆史紀錄中，日本帝國主義曾是中華民族的夙敵，1894年它發動中日甲午戰爭，逼迫清政府簽訂了條件極為苛刻的《中日馬關條約》，肢解了祖國的寶島台灣。到了20世紀30年代，它又對中國推行“亡國滅種”的法西斯殖民政策。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中國共產黨倡導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中國人民團結一致，共赴國難。在空前慘烈的民族革命戰爭中，中國軍民冒著敵人的炮火勇往直前，麵對死亡的威脅義無反顧，以氣吞山河的英雄氣概譜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壯麗詩篇。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高舉民族革命大旗，不僅繼承了中華民族“抵禦外侮、救亡圖存”的愛國主義傳統，而且致力於在“消滅”和戰勝敵人方麵不懈奮鬥。毛澤東以非凡的膽略，提出了《論持久戰》等一係列正確的軍事方略和行之有效的戰略戰術，依靠人民戰爭的巨大力量，終於打敗了不可一世的東方霸王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近百年的反侵略戰爭中第一次取得了完全的勝利。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發揚了這種抗敵鬥爭精神。在朝鮮戰爭中，中國人民誌願軍以劣勢裝備打敗了武裝到牙齒的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美帝國主義，牢牢地捍衛了社會主義的東方戰線。隨後中國人民又堅決頂住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嚴懲了印度、越南的地區霸權主義，堅決維護了人民共和國的民族尊嚴、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在整個改革開放時期，我們遵照鄧小平的指示，十分注意維護祖國的尊嚴、獨立和統一，把“國家的主權、安全始終放在第一位”，在國際上同美國的霸權主義行徑進行了毫不妥協的鬥爭，充分顯示了“強大起來的中國絕不示弱的英雄形象”。
從曆史和現實看，抗擊侵略，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反映和體現了一個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傳統的首要和核心方麵。七、表現在反對國家分裂、維護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的鬥爭精神反對民族分裂，維護國家統一是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精神的又一具體表現。這一精神源於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文化價值觀。《周易》強調宇宙萬事萬物是統一的。孟子說：“世界應定於一”，認為隻有統一國家才能安定。在社會曆史發展過程中，我們的先祖逐漸認識到統一與融合的關係，並把維護和促進祖國統一作為自己神聖的職責。在華夏之邦古老而悠久的曆史紀錄中，我國各個地區、各個民族曾有過多次分手、分道和分裂，但是數十個民族最終走向融合、走向團結和統一，則是民族發展最強勁的趨勢。春秋戰國時期，先是數十個諸侯小國互相征戰，以後逐步形成了戰國七雄爭霸的局麵。那時戰亂不止，禍及百姓，社會凋敝。秦始皇順應時代潮流，東征西伐，完成了統一六國的大業，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國家，促進了曆史的進步；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出現了新的民族分裂，但到了隋唐之交，中國又重新走向統一，隨即便迎來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曆史發展表明，中華民族什麼時候是統一的，國家就一定是強盛的，反之，國運就是衰弱的。從曆史上看，在中華民族統一的過程中，台灣占有重要的地位。台灣在17世紀前半葉淪為荷蘭的殖民地，鄭成功發兵進攻台灣使之回到祖國的懷抱。隨即鄭氏父子在台灣建立地方政權與清朝分庭抗禮。清政府平定大陸以後，曾對鄭氏政權實施招撫政策，均遭拒絕。1683年，康熙派出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率兩萬餘人向澎湖、台灣發起攻擊，鄭成功之孫鄭克塽率部投降，康熙收複了台灣，統一了中國，鞏固了中國的海防前哨。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台灣割讓於日本。當時凡有良知的中國人無不十分悲痛，一些有識之士垂淚詩曰：“四萬萬人齊落淚，寶島何時返神州”，台灣從此被日本占領長達半個世紀之久。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