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又由於所周知的內戰原因和美國的幹預，台灣與大陸再度割裂，使這個問題的解決麵臨著十分複雜的情況。在處理台灣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大一統”的民族精神，在“主權完整”和“一個中國”原則問題上絕不讓步。為妥善解決曆史遺留問題，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製”“和平統一”的方針，黨和國家領導人從全局戰略思考，鑒於改革開放30餘年來，中國平均每年保持了9.8%的增長速度，目前經濟總量已經超越日本，如果使香港、澳門繼續保持繁榮、促成台灣回歸祖國懷抱，充分利用台灣、海南兩省的有利地理位置，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同時加緊進行西部大開發和改造東北老工業基地建設，中華民族的全麵複興是完全有可能的。為此黨中央一再強調，祖國統一是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基本條件之一。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沉重打擊了李登輝、陳水扁之流所奉行的“台獨路線”，支持台灣島內一切讚成“一個中國”原則，主張“九·二共識”的政治力量，在兩岸廣泛開展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增強了台灣同胞的民族認同感和同族同宗感。大大地推進了祖國的統一大業。我們堅信，在鄧小平“一國兩製”方針的指引下，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在海峽兩岸中華兒女的共同努力下，台灣一定會回到祖國的懷抱，一個強盛統一的“大中國”必將屹立在世界的舞台上。從中國的統一史來看，“大一統”的傳統思想文化是形成中華民族長久、穩固和世代延續凝聚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正如李嵐清在《中華傳統美德格言》序言中指出：“我們中華民族在自己的發展曆程中，形成了代代傳承的美德，其中團結統一是熔鑄在愛國主義精神主要表現之一”。中華民族能以一個統一的泱泱大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是與中國人民強烈要求維護祖國統一的民族精神與愛國主義精神分不開的。八、表現為棄舊圖新，銳意進取，開辟國家和民族發展新路的改革精神在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中，每當國家政治製度、經濟關係和社會條件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對國計民生造成嚴重破壞時，變革求新思潮便應運而生。在我國曆史上，有以側重對政治秩序、政治體製變革的西秦“商鞅變法”，有以側重對經濟政策變革的宋代“王安石變法”和明代“張居正改革”，也有促進民族融合、推廣先進文化、側重社會改良的“北魏孝文帝改革”。這些棄舊圖新和社會變革的重大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當時的政治統治，促進了該時代經濟社會的發展。
鴉片戰爭前後，一部分先進的中國人考察了“西洋各國”，感受到西方的日益發展，意識到了中國的日益衰落，提倡“師夷之長技以製夷”，主張學習外國人的先進經驗，促進中國的發展，跟上世界和時代前進的步伐。甲午戰爭以後，中國麵臨著空前的民族危機，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代表，發起了從經濟到政治實行全麵改革的“戊戌變法”。由於曆史的局限性，變法雖然失敗了，但卻動搖了封建專製製度的根基，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戊戌變法”弘揚了“變則通、通則久”的革故鼎新的民族精神，並為當代中國推進改革開放提供了寶貴的曆史經驗。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這種選擇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受傳統社會主義觀和高度計劃經濟模式的影響，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均受到了嚴重的挫折。由於長期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使社會主義的發展偏離了正確航向；純而又純的單一公有製形式使整個經濟建設缺乏效率；高度計劃經濟體製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政治上的權力過於集中導致黨內外缺少民主，全社會缺乏創新思維，難以進行開拓性工作，整個民族缺乏生機與活力。也正是由於上述原因誘發了“文化大革命”，使整個國民經濟建設幾乎陷於崩潰。所以鄧小平提出：“我們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被當時的困境逼出來的”，“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就隻有死路一條”。
改革開放繼承了中華民族崇尚社會變革、推動曆史進步的創新精神，借鑒了蘇聯和東歐的教訓，適應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使中國擺脫了高度計劃經濟體製的束縛，衝破了閉關鎖國的大門，促進了國民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推動我們這個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迅速披上了現代化盛裝，迎頭趕上了世界發展的潮流。銳意進取，勇於向陳舊觀念、傳統習慣勢力和落後的政治經濟體製宣戰，求變求新是中華民族的先哲們在社會生活實踐中不斷體驗、積累而形成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這一精神演繹到當代中國，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並行，成為中國人民改革開放時代精神的重要源頭之一。30餘年來，“改革開放”成為中華大地社會生活中最響亮的口號，成為世紀之交最偉大的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並深深地植根於中國人民的現實生活和集體奮鬥之中。九、表現為在嚴酷鬥爭環境中藐視敵人、戰勝困難、奪取勝利的大無畏革命精神如前所述，在中華民族的奮鬥史上，中國共產黨人是最堅定、最徹底的愛國主義者。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極其困難、紛繁複雜的條件下戰勝了美日等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打垮了代表封建買辦利益的蔣家王朝，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開創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使奔向21世紀的中華民族實現了偉大複興並真正強大起來。在這一輝煌的曆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前仆後繼，英勇奮鬥，形成了與其他階級、政黨和政治力量根本不同的徹底的鬥爭精神和藐視敵人、戰勝困難的大無畏革命英雄氣概。如前所述，中國革命一直在十分艱苦和險惡的環境中展開，長期以來一直麵臨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進攻，敵強我弱，力量對比十分懸殊，但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強大的敵人麵前決不示弱，敢於藐視敵人、戰勝敵人。毛澤東的著名論斷：“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必將最終戰勝他們”，鼓舞中國人民戰勝一個又一個的敵人，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新中國誕生以後，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不斷從軍事上侵略我國、從經濟上封鎖我國，企圖將年輕的共和國扼殺於搖籃之中。
麵對敵人的猖狂挑釁，毛澤東斬釘截鐵地指出：“中國人民天不怕、地不怕，我們必將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建設起嶄新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當美國不斷地對我國進行核訛詐，而蘇聯又撕毀與我共同研製核武器的協議時，毛澤東又斷然發出號召：我們也要有自己的原子彈和人造衛星。在這一號召的指引下，我國廣大工人、科技工作者和工程技術人員，頭頂壓力，藐視困難，以科學的態度、頑強的奮鬥，用超過西方的速度，研製成功我們自己的原子彈和火箭；當西方資產階級斷定中國是“貧油國家”而經濟發展又亟需石油時，地質專家李四光說：“我就不信石油生存也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意誌轉動”。他以自己獨到的地質眼光指導我國石油工業戰線開發了一個又一個的油田，為中國石油自給自足做出了曆史性的貢獻。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有一句名言：“讓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在我們麵前發抖吧！讓他們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標”。毛澤東還寫下了許多體現時代精神的詩作，其中“暮色蒼茫看勁鬆，亂雲飛渡仍從容”，“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等，高度讚揚了中國人民藐視敵人、戰勝敵人，藐視困難、戰勝困難的凜然正氣、民族氣節和創造精神。正是這一偉大精神推動著我國的經濟發展、國防建設和科學研究，推動著我國與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民族分裂主義的鬥爭。藐視敵人又重視敵人，藐視困難又正視困難，作為中國共產黨所特有的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為戰無不勝的鬥爭策略之一，引導我們不斷戰勝強敵，克服困難。指引著我國人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高歌奮進。其間同樣凝聚著中國共產黨人獨有的民族精神與愛國主義信仰。十、表現為維護社會穩定、促進國泰民安，協和國際友邦、實現“和平崛起”的優秀民族精神我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還表現為在國內注重社會穩定，實現國泰民安，在國際上則強調“協和友邦”，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從曆史上看，曆朝曆代的著名政治家和有識之士都把愛國主義與采取有效措施安邦定國，促進社會有序發展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漢朝文景之治時，社會管理達到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境地。唐貞觀年間，李世民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警示自己，強調國家大治必須首先安定民心。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一再強調國家要安定團結，注重國計民生，並反複指出這是新時期愛國主義的具體表現。從古至今，凡有作為的政治家在重視國內政治穩定、百姓安居樂業的同時，又都十分注重促進國際和平、世界和諧。孔子把“和為貴”視為“天下之基、萬物之本”，秦漢以後“和合”思想逐漸發展成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政治家們都把“協和萬邦”、“天下太平”作為追求的理想境界。中國人民酷愛和平，這是我們民族的一大基本特征。
曆史上中國一些統治者也曾對鄰國發動過戰爭，但那不是我們民族的主流，在時間上也是短暫的。在中國幾千年發展曆程中，更多的是製定和平友好外交政策，爭取與各國人民友好相處。漢朝派張騫出使西域，開辟了“絲綢之路”，向西域各國人民表達了華夏民族的真誠和友誼；唐代加強與朝鮮、日本的經濟文化交流，促進了與東南亞鄰邦之間的友好聯係；明朝鄭和受命下西洋，率領當時一流的強大船隊訪問各國，沒有掠奪外邦的一寸土地，帶給各國的隻是中國的文明成果和美好善意。縱觀曆史證明，中國在自己發展的絕大多數時期都奉行著“撫和四夷”的和平外交政策。改革開放曆經30餘年以後，中國雖然已經強大起來，但卻向世界宣布絕不走帝國主義的老路，推行強權政治。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中國所經曆的發展之路是和平崛起的道路”，“中華民族是熱愛和平的民族，中國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
當代中國致力於國際關係的民主平等；致力於開展全方位的外交；致力於與世界各國互惠互利地開展經濟文化交流；致力於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致力於全人類的共同發展和構建和諧世界。向世界各國人民展現了社會主義中國的良好政治形象，展現了中華民族和衷共濟、不卑不亢、落落大方的民族精神。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之路，這是中國對人類進步事業的一大貢獻。更重要的在於，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進程中，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模式，把和諧理念貫穿於科學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之中；貫穿於有效處理國際事務的外交斡旋之中；貫穿於有機協調民族、國家和政黨之間的關係，綜合解決經濟社會運行的各種矛盾之中；貫穿於“以人為本”和為人民服務的全過程當中。胡錦濤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國人民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重要成果，繼承了“和為貴”的中華傳統文化，其中高度凝練了中國人民的民族素養和愛國主義精神，是愛國、富國、強國在新時期的具體表現。上述十個方麵對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精神的具體闡釋，道出了愛國主義精神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發展方向，但還遠沒有歸納出中華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的全部內容。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傳統積千年之精華，博大精深，涉及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麵、各個領域，舉不勝舉。愛國主義偉大精神產生於華夏兒女的創業過程中，又反過來推動中華民族向更高的物質和精神境界發展，並成為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不竭動力。回溯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曆史長河，愛國主義作為民族精神的核心，始終是中華民族團結奮鬥的精神紐帶，始終是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巨大力量，始終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繁榮進步的一麵偉大旗幟。第二節中華傳統美德及主要內涵所謂傳統美德是探討和研究中華民族精神的另外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與愛國主義精神密切聯係的一個重要內容。什麼是道德呢？道德是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一種行為規範。它包括三個方麵的內容：1.作為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行為規範，它規定了人們在社會關係中應如何做人做事的準則；2.它對人的行為和社會關係的調整不是依靠法律條文和行政命令，而是依靠傳統習慣、社會輿論和內心信念發揮作用；3.它不是以罪與非罪來評價人們的行為，而是以善惡觀念為標準，區分社會生活中的好與壞，道德與不道德的現象。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發展進程中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傳統道德。什麼是傳統道德呢？它是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包括個人倫理、家庭倫理和國家倫理在內的道德價值體係，這一體係是我國人民道德生活的高度概括和總結。（倫理是指人立於“天地之間”，如何處理人與人、人與家庭、人與社會、人與國家關係的道德思想）。
傳統道德是一個曆史性的概念，它是中國古代儒、道、釋（佛）三家倫理道德思想體係的綜合與概括，其核心內容又是以儒家道德思想體係為主的民族道德的總和。儒家道德書籍《五經》、《程子》、《朱子》、《陸子》、《陽明子》等，佛教的道德訓條“戒律”和“勸善書”等，道教的道德文獻“道經十二類”等都屬傳統道德之列。此外還包括中國古代闡釋武德、醫德、師德、文德、藝德等職業道德文獻所涵蓋的道德觀點。中國傳統道德形成和發展於漫長的封建時代，這其中既有占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的道德，又有以農民為主體的勞動人民的道德。中國的傳統道德作為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曆史悠久、積澱深厚，它已深深融入我們民族的血脈之中，成為全體人民共同的精神記憶和華夏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傳統道德在總體上反映了社會的發展、曆史的進步，但由於它畢竟是封建社會和私有製的衍生物，因而其中也包括了不少糟粕和反映社會消極因素的方麵。例如儒家道德學說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即“三綱”就帶有濃厚的封建糟粕，是為現代社會所不齒的。中國傳統道德在幾千年的延續、融合和發展過程中，那些體現民族智慧、反映人民利益、符合進步潮流的部分經過不斷積澱、升華，經過整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從而篩選和派生出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什麼又是傳統美德呢？傳統美德由傳統道德派生而出，是對傳統道德的洗滌和升華。它是在我國曆史發展過程中世代相襲的民族優秀品質、崇高民族氣節、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禮儀的總和。是可古為今用並能有效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係的道德文明精華，是優秀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兩個重要觀點：一是繼承優秀文化傳統，要從傳統道德中挖掘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內容，汲取合理的思想內核，賦予它新的時代內涵，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同，並與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相結合。二是要加強民族道德的建設，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成熟，不僅要看它經濟上的力量，還要看這個國家所倡導的道德力量，隻有當中國的“公德產品”令世界折服時，再輔之以雄厚的經濟實力，中國才能成為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