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科學地繼承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全麵提高國民道德素質，特別是青少年的道德素質，對於我們改造世界觀、創造與時代同步的社會精神境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國的傳統道德中，最常見的倫理關係就是血親關係。古語經常使用“親親”二字，即是說一個人生於社會之中，首先要學會愛自己的家人、族人，這一直是社會公認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在我國上古時期的堯舜時代，就用“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孝慈”觀念來教化人民。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在研究“孝慈”觀念的基礎上，提出了“智、仁、勇”三大道德，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道德規範。孟子繼承了孔子的上述思想，首次提出和規範了中國的道德序列。
其中規定“孝悌忠信”為初步道德，“仁義禮智”為主要道德。而人們經常提及的“五論”，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仁義禮智”在人與人關係上的具體運用，是做人最基本的五種規範。正是在上述倫理道德理論的演繹和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並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華傳統美德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仁愛孝悌這是中華傳統美德最具特色的部分，是為人最重要的道德原則。仁愛孝悌這四者當中，“仁”是核心，是中華道德精神的特征。《說文解字》一書中寫道：“二人成仁”，講“仁”就一定要愛自己身邊的人，因此“仁”的主要意思就是要懂得愛人。而用“仁”來反映家庭關係，古語經常概括為“仁愛孝悌”四者。“孝”是指熱愛父母，“悌”是指兄弟之間的互敬之愛。“孝以順敬雙親，夠勞報恩”，“悌以手足情深，恭兄友弟”，在一個家庭中體現“仁愛”二字，就上要重視孝順父母，下要關心兄弟姊妹。“仁”是中華傳統美德產生的重要源頭，而它的根基表現是“孝悌”，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繼承傳統美德中的“孝悌”思想，對於調整家庭生活、創造美好家庭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一個家庭幸福與否，固然與提高物質生活水平有關，但更重要的在於用什麼樣的價值觀念來調整家庭各方麵的關係。由於家庭成員在年齡、輩份、性格、身體、文化、理想、誌趣和追求上是參差不齊的，故而家庭中的利益矛盾、興趣衝突總是不可避免的。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必要以傳統美德來規範和調節家庭成員的行為，否則一個家庭就會因為利益問題和興趣誌向的不同而爭吵不休、甚至導致家庭的毀壞。據調查，一些青少年之所以犯罪就是因為家庭破裂，父母離異，缺少教育或者管教不當所致。
“家和萬事興”，樹立“孝悌”為核心的家庭美德，提倡尊敬父母長輩、熱愛兄弟姐妹、關心子女成長，創建一個和睦的家庭氛圍，使家庭成為一個“寧靜的港灣”和休養生息的基地，成為家庭成員創造事業、貢獻社會的發源地，這不僅有利於家庭建設本身，更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繁榮。倡導“仁愛孝悌”還在於通過構造良好的家庭氛圍，培養誌向高遠、立誌報國的棟梁之材。我們提倡的“仁愛”不是婦人之仁，不是簡單的為人的小恩小惠，而是一種深刻博雅、有使命、有擔當的遠大情懷。曆史上許多誌士豪傑，他們在家孝敬父母長輩、關心兄弟姊妹，是“仁愛”的典範。而一旦立於天地社會之間，他們則更關心百姓的疾苦和江山社稷的穩定與興衰，體現著人間大愛。孔子講“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生以成仁”；秦漢時期張良敬老斷橋適履，東晉時期謝安仁義八歲釋老；近代譚嗣同為推進改革創新仁學，孫中山為推進革命提倡“博愛”；當代毛澤東號召“為人民服務”，鄧小平提出“三個有利於”，胡錦濤倡導“以人為本”，都體現了大仁大義的博大胸襟。曾子曾說：一個人經過平時陶冶而真正具有了仁愛之心，他就不是一般的君子，而是可以臨危受大命，鐵肩擔道義，“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裏之命”，可以為國為民貢獻自己一切的英雄人物。我們提倡在家庭、家族內弘揚傳統美德、發揚“仁愛孝悌”精神，因為這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我們更提倡“仁者愛人”，因為這是仁愛中的大情懷，它有利於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有利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二、謙和好禮這是中國傳統美德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提倡為人要謙和、守禮貌。謙是指謙虛、謙讓，要求一個人在榮譽、利益麵前要謙讓，在處理人際關係中要相互尊重；而“和”則要求在待人接物時要和氣、和睦；“禮”是指“三禮”，即禮貌、禮節、禮讓。傳統文化認為，“謙和”與“三禮”是成為一個高尚的人所必須具備的條件，是一個人處世立身的必修道德。在現實生活中強調“三禮”，就要求在平時人際交往中做到誠懇和氣、談吐文明、舉止謙恭，在待人接物方麵遵守必要的禮節。古代教育家孔子認為，一個有修養的人，應具有“溫良恭儉讓”的行為規範，表現要溫和、善良、恭敬和樸實。現實生活中人們經常提到“滿招損、謙受益”，都反映了“禮”的道德境界。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個人過於驕傲尖刻，處理問題“文過飾非”，隻批評別人而看不到自己的缺點，隻看得起自己而忽視他人的存在，都是有悖於中國傳統道德的，都可能阻礙自己的進步，甚至帶來大的災難。
在解決與他人或鄰裏糾紛時，如果動輒辛辣諷刺、怒罵如狂，或者拳腳相加，都違背了“禮”的道德要求，勢必激起矛盾，並使自己陷於尷尬被動的境地。提倡“謙和好禮”，雖然表現形式是禮貌，但其背後卻蘊含著深厚的底蘊和動力，它在人際交往中容易喚起對方的好感，可以避免樹敵過多、排除人為障礙，從而為發展事業贏得回旋空間。也就是說，“很多辦不通辦不到的事”，有了“禮”就“通”了，也辦成了。今天，我們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要盡量避免訴諸武力，應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運用傳統文化中“禮”的精神和“溫良恭儉讓”的態度，運用說服教育和心靈感化的方法去解決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各種矛盾，則往往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崇尚“禮”的境界是每一個人正常發展的需要，也是構建良好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的需要。更重要的在於，我們強調的“謙和好禮”，是我們民族走向成熟和強大的具體表現，所謂中國乃“禮儀之邦”，其間深刻地體現著這種內涵。三、誠信知報這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又一大特征，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原則。孔子在《論語》中指出，一個人如果不講信譽，是不可以立於世上的，就好像一輛大車，杠衡之間沒有木銷銜接就無法套住牛馬一樣，“其何以行之哉”？人隻有講信譽，才能使人生這輛車驅動起來；隻有重信譽，才能讓你穿越風險、走過坎坷，直達目的。荀子也說：“養心莫大於誠”，他認為修身養性莫過於誠實做人，而要做到誠實誠信，就要“履約崇實、言出必行、一諾千金”。他還提出了堅守誠信的四條標準：1.言而有信，說話算數；2.信守承諾，務必兌現；3.表裏如一、內外一致，既不欺己、也不瞞人；4.不朝三暮四，忘記過去，始終如一、信守諾言。荀子認為，一個社會要和諧，就需要各行各業的人都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例如商賈講誠信，則商業興旺、物資充裕；工匠講誠信，則器具精美、中看而實用；農民講誠信，則辛勤耕耘，致五穀豐登；教師講誠信，則誌在培養人才，贏得桃李滿天下。在古代先哲們的眼中，誠信是理想社會的標誌，是治理國家的法寶，是人際交往的準則，也是國際交往的準則。在立足誠信方麵古人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典範。例如韓信臨難仍效忠劉邦；季布重信義一諾千金；曹操割發執紀以明心誌；諸葛亮七擒孟獲終建互信等都是流傳千古的典型事例。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誠信對每個人來講則是一張無形的通行證，是一個人的臉譜、是一個人的口碑。一個人做事如何、為人如何，都體現在人們的臉譜上，反映在人們的口碑中，所以每個人都應該慎重掂量誠信在社會生活中的份量。
所謂知報，即知恩圖報。它要求對國家要報培育之恩、對父母要報養育之恩、對朋友要報答知遇之恩。在漫長的曆史文化積澱中，知報已成為中國人道德良知的重要組成部分。“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更成為世俗生活中公認的美德。真正樹立“誠信知報”的道德觀，對於我們消除市場經濟帶來的負麵效應，克服見利忘義、為富不仁、相互欺詐等不良社會傾向，對於淨化社會環境、純潔人們心靈都有著不容置疑的現實意義。四、精忠報國精忠報國即表現為一種愛國主義精神，更表現為一種崇高優秀的品德。這一傳統美德是由忠君報國的道德觀演繹而來。在我國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國之內，君為至尊”。皇帝、君王經常自詡為“朕即國家”，所以在古代提倡愛國主義常常避免不了宣揚忠君報國的道德觀。韓非子曾說：“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韓非子·忠孝》），馬融也說：“忠者也，一其心之謂也。為國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比，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況於人乎”？這就是我國古代傳統道德中“竭盡心力以事君”的忠君報國思想。這一思想的主要內容如下：1.忠君輔政。例如曆史上的薑太公和諸葛亮等。據《史記·薑太公世家》記載，薑尚頗具才華，但在年輕時卻不得誌，老年時在渭河邊釣魚，偶遇周文王並得到賞識，薑尚為報知遇之恩，竭力輔佐文王，使周朝的勢力日漸強大。文王死後，薑尚又繼續輔佐武王，出奇謀、定妙計，使800諸侯相繼歸順周朝。薑尚雄才大略、安邦定國，是中國古代輔君治國的典範。又據《三國誌》記載，諸葛亮為報劉備三顧茅廬之恩盡心輔佐劉備，三分天下，建立蜀國。劉備死後，諸葛亮雖深知北伐中原、恢複漢室困難重重，但為了表達對先主劉備的忠心，竭力扶助後主劉禪，南征北戰，七擒孟獲、六出祁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同樣是曆史上忠君報國的模範。2.盡忠救難。當國家發生危機、君主地位動搖時，輔國大臣挺身而出，為君王排憂解難。漢景帝時，吳王劉濞串通六國叛亂，朝廷岌岌可危。景帝遵循先帝遺訓，調大將周亞夫率軍平叛。
周亞夫製定了正確的禦敵策略，他讓梁孝王率兵節節阻擊叛軍，自統大軍深溝壁壘、以逸待勞，待叛軍糧草耗盡、精疲力竭時，周亞夫率奇兵出擊，一戰大破叛軍，殺死吳王，平定了吳楚七國之亂，鞏固了漢室江山。3.以死效忠。這是忠君報國的又一典型表現。宋代程朱理學宣揚“忠臣不畏死，以死表盡忠”，強調的以死盡忠是忠臣必須恪守的基本信條。中國曆史上的屈原、嶽飛、文天祥、史可法、關天培、林則徐等都是以死報國的典型人物。南宋愛國將領嶽飛一生都處在抗金與忠君這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之中，即便奸臣屠刀架在脖子上也念念不忘“忠君報國”。那麼如何看待忠君報國呢？其一、它是古代中國人民特別是士大夫中流行的基本道德觀念，是受曆史條件製約的特殊的愛國主義，在一定條件下有利於鞏固封建統治秩序，從這個角度講，後人不應苛求古人；其二、這種愛國舉動又是有局限的。當國家民族利益與統治階級利益發生衝突時，如果還簡單地把君王等同於國家，從而損害國家民族利益，那就是“愚忠”，是不值得提倡和發揚的。隨著曆史的發展，特別是到了近代，由於中國不斷遭到西方列強的侵犯，神州大地陷入深重的民族災難之中，在此種情況下，中國人民在繼承傳統的“忠君報國”道德精神中，揚棄了“忠君”的糟粕，將其升華為“精忠報國”的優秀美德。林則徐虎門銷煙，馮婉貞奮戰英酋，左宗棠收複新疆，義和團大戰廊坊，都充分展現了我國人民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拋頭顱、灑熱血的愛國主義精神。“精忠報國”這一傳統美德主要表現為兩國方麵：一是自覺地把祖國和民族的利益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為國家和人民利益，可以赴湯蹈火、奮不顧身，殫精竭慮，貢獻自己的一切；二是表現為堅決反對民族壓迫和殖民侵略，不屈不撓地維護祖國的獨立和尊嚴。我國古代至理名言“一身報國有萬死”，“苟利國家生死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都是這種精忠報國精神的具體寫照。五、克己奉公這是傳統美德中所體現的一種人生價值觀，也是與精忠報國相聯係的一種道德行為。它強調為人要先公後私，為了國家、集體和民族利益，要敢於丟掉個人的私利、節製個人的欲望。克己奉公源於古代先哲們奉行的“廓然大公、天下為公”的價值觀念。孔子說“政者，正也”，一個好的官吏必須去私為公、處處克己，“以私害公，則非誌也”。
宋代思想家朱熹認為，凡從政者必須“存天理，去人欲”，他說，一個人生於世上，有著正常合理的欲望是應該肯定的。但如果隨著官位遞升、權力增大而誘發個人物欲、沉湎於感官的滿足，則勢必以私廢公，危害江山社稷，這就是道德的淪喪，是任何人都應該摒棄的。提倡克己奉公，就必須做到清正自守、反貪拒賄、秉公執法。所謂清正自守，就要加強道德修養，誌在創業立功，保持清心寡欲。據《左傳.昭公十三年》記載，春秋戰國時，宋國一商人尋得到一塊寶玉，將它獻給權臣子罕，子罕拒不接收。獻寶人忙解釋說：“此玉我曾請雕玉師看過，確實是塊寶物，故真誠前來獻你”，子罕答道：“我以不貪為寶，今你以美玉為寶送給我，我就丟掉了真寶”，這是古代拒貪為寶的一個典型例子。古語講：“名為招禍之本，欲乃散誌之媒”，人要珍惜自己的前途，必須“塞得物欲之路”。曆史經驗表明，反貪拒賄是實現清明政治的基本要求。廉潔不僅是個人品質問題，它直接關係到政治的公正和江山的穩定。宋代著名政治家範仲淹說：“天下官吏不廉則曲法，曲法則害民”，因此，廉潔是為政之本。而秉公執法則是政治公正的集中表現，古語也曾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其間深刻地體現了秉公執法與政治公正的密切關係，是不可違背的從政道理。從傳統文化看，要真正做到“克己奉公”，必須身體力行，做到處處為公、時時為公，曆代中國的先賢先哲們把這一價值觀念，不斷充實弘揚，宋代範仲淹留下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絕句，明代顧憲成寫下了“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至理名言。這些佳句名言把傳統的大公思想推到了很高的境界，並深深地植根於中國文化之中，成為我國人民優秀民族道德的結晶，並激勵我國人民為民族和國家的發展而不斷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