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長民開啟了一段戀愛，又封閉了一段戀愛。徐誌摩和許多人一樣，見到林徽因第一麵，便決定追求這個比他小七歲的女孩。林長民引逗徐誌摩學了文學，徐誌摩又帶領林徽因遨遊在文學的殿堂。徐誌摩和林徽因談得最多的話題就是文學，他們談話中的各地見聞，風土人情，故家舊事，也都帶有文學的神光。在倫敦，他們身處文學的圈子，周圍是文學味十足的英國風光，談著文學的話題，過著文學的人生。林長民一不小心，促使徐誌摩和林徽因都成了文藝青年。徐誌摩和林徽因的康橋歲月是夢幻的、不真實的，但同時也是刻骨銘心的。愛情本身就應該純粹。愛情是心靈的體驗，是超越世俗的，婚姻則是另一碼事。
在倫敦，林長民和徐誌摩曾經玩過一次情書遊戲。徐誌摩扮演一個有夫之婦，林長民扮演一個有婦之夫，假設兩人在不自由的環境中相愛，隻能通過書信互通款曲。如此大尺度的深談，一方麵，是傾訴自己內心的情感，另一方麵，林長民也可能是在以這種方式勸導徐誌摩，讓他知道，許多愛情是存在，但因為種種原因，不可能走得更遠。林長民已經開始阻攔徐誌摩對林徽因的洶湧感情了，隻是，徐誌摩被愛衝昏了理智，感覺不到。後來，徐誌摩為了追求林徽因，要跟張幼儀離婚。林長民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帶著林徽因不辭而別。他要保護女兒，為女兒打造一個美好未來。
林長民對徐林戀愛，始終是阻擋，他大概也知道，徐誌摩和自己的女兒太像了，在靈魂深處，他們都是渴望浪漫的人。他自己甚至也是這樣的人。婚姻和戀愛，到底是兩碼事。徐誌摩在給梁啟超的信中寫道：“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但林長民是冷靜的，一如那茫茫海上清寒的月光。在林徽因和梁思成去美國之前，林長民與徐誌摩有過一次深談。那是一個晚上，在湖中央，天上有月亮。林長民說了很多，徐誌摩聽不進去，心裏滿是哀婉的憂傷。但林長民知道，長痛不如短痛，他必須對女兒的幸福負責，他懂得徐誌摩的心，但他卻不能給徐誌摩的洶湧的情感放行。林長民和梁啟超，一左一右，開啟了一段愛情，卻成就了另一段婚姻。
林長民始終有強烈的民族感情。那亂世，你方唱罷我登場，林長民的正義感卻從未更改。他的愛國，不是對哪一個政權的好感，而是出於真純的民族感情。1919年，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將山東的權益轉交日本。林長民得到內部消息，連夜寫就《外交警報敬告國民》，發在5月2日的《晨報》《國民公報》上。他大聲疾呼：“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國亡無日，願合四萬萬民眾誓死圖之！”他把消息告訴蔡元培，蔡元培告訴北大學生。學生一憤怒，五四運動爆發了。林長民支持憲政，反對軍閥，最終死在軍閥的流彈之下。他是真愛國，真著急，始終想把中國的亂局捋出一個頭緒來，但亂世洶湧，林長民雖然有補天之才，還是一不小心，沉落到亂世的旋渦中。
在愛國這一點上，林徽因和父親驚人地相似。林徽因是歐美派知識分子，比較傾向自由主義，她對政治興趣不大，但她的民族情感卻從未曾改變。她是西方學成，東方奉獻，在抗戰爆發的時刻，她第一時間南下流亡。抗戰八年，對於林徽因來說，就好像是一場煉獄，無論精神上還是肉體上。林徽因是那一路人，她從小得到優越教養，她像一片浮雲，在中西方地域、文化之間，來去自如，她大可以在外麵出人頭地，但林徽因偏不，飄來飄去，她還是浮雲化雨，一點一滴，都還是要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她有決心與民族戰爭共存亡，如果敵人打來，她甚至考慮過跳揚子江。對於藝術，林徽因也始終追求民族形式，她多次野外考察，發掘中華建築的遺蹤，她參與設計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也力求展現中華藝術的神韻。她對北平城的維護，嘔心瀝血，城牆要被拆，林徽因發出近乎絕望的嘶喊，可全沒用。她的話有人不懂，所以不聽，但曆史自會有個公允的評判。林徽因自己，也像建築那樣，頑強地挽住了曆史的精神氣質和意蘊，透出一線光芒。林徽因曾說：洋鬼子們的淺薄千萬學不得。說這話，不是因為對西洋的厭，而是因為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