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中旬，林徽因一家在長達六個星期的艱苦跋涉後，終於來到了昆明。他們把家安在翠湖邊。那裏風光秀麗，空氣清新。可是，短暫的歡愉過後，是生活一線最嚴苛的考驗。物價上漲，生活壓力巨大，林徽因夫婦隻好發揮專長，給“卑鄙的富人和奸商”設計房子。很快，梁思成病了，滿口的牙齒都被拔光。為了生活，林徽因不得不找工作，幹兼職。她幫人補習英文，每周要爬四次山坡，走很遠的土路。而且，因為名氣大，他們還要應付昆明“上流社會”的各種應酬……焦灼與苦悶劈頭蓋臉向林徽因襲來。
好在老朋友們來了。金嶽霖、沈從文、楊振聲、蕭乾都先後來到了昆明。他們是同一類人。到了昆明，他們依舊延續著北平時期那樣的聚會，談戰事，談文學，談政治，談社會，精神上的愉悅，讓大家日子都好過些。昆明的小院團圓，仿佛北平時期聚會的縮小版，不同的是物質的匱乏，還有天氣。昆明陽光明媚，偶爾，林徽因甚至覺得，這裏像是意大利。雖然經曆如此多的困難，林徽因卻還是那麼迷人、活潑、表情生動和光彩照人。隻是，她不再有那麼多機會滔滔不絕地講話和說笑，國難當頭，實在沒有多少可以講的，也沒有多少值得笑的。林徽因沉寂了。
蕭乾的昆明歲月，同樣苦悶異常。編教科書的工作，他不太適合。他性格太好動了，幹報人幹了幾年，馬不停蹄地忙這忙那，猛一下停下來，他多少有些不太習慣。朋友們各有各的事情做，蕭乾落單了，他像一隻走慣了江湖的小貨輪擱淺了，無從施展。和朋友們的聚會，暫時衝淡了他的惆悵，但也隻是揚湯止沸。林徽因、蕭乾、沈從文這些人，人人都在掙紮著，他們像不小心駛入海裏的小船，誰也不知下一波風浪會把自己衝到哪兒。蕭乾送好友曹維廉去參加新四軍之後，也想過去延安，但考慮到“一路關卡太多”，最終沒有成行。整天期待大時代，現在，大時代真的來了，他們卻無所作為，百無一用是書生，戰爭年代尤其如此。
在昆明的日子，蕭乾經常失眠。睡不著、心情糟、百無聊賴的他，隻好去翠湖邊轉悠。有一次，他在某家西藥店發現一瓶專治抑鬱症的藥，他趕緊買了回來，吃了幾粒後，才從處方上發現：那藥是專治婦女月經症的！
就在蕭乾的心情最最黑暗的時刻，他的老板來電報了。他可以去香港繼續編《大公報·文藝副刊》了。
他告別了林徽因等老朋友，找到了一位同伴——施蟄存先生，一道經安南，前往港島。
亂世，風雲流散。個人的力量如此微小，聚少離多，是常態。但朋友的聯係並沒有斷，蕭乾在香港編文藝副刊的時候，林徽因和他依舊有通信，林徽因還像從前一樣，遙遙地給他指點和支持。
1939年，蕭乾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教。倫敦，近二十年前，林徽因曾在那裏徜徉，現在，蕭乾來了。他一待就是七年。
相遇五
1946年，蕭乾在東倫敦登上“格林諾高”號貨輪，走了足足一百天，才抵達上海。同年7月，林徽因一家，搭乘一架重慶直飛北平的飛機，返回了闊別已久的家園。林徽因和蕭乾都愛北平。蕭乾是蒙古族人，從小在北平長大。林徽因則在北平度過了她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如今，林徽因回來了，她貪婪地要重遊每一處故地，渴望再次串起記憶裏那斷了線的珍珠。蕭乾也回來了，但是，他的回歸更為複雜和糾結，抗戰這些年，他幾乎都是在海外度過的，他與中國的現實多少有些隔閡，更何況，他還有一位英國女友。她不適應中國的環境，吵著要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