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藤的妻子也在高島屋工作，夫婦倆在育兒問題上分工明確。周一到周五送女兒去幼兒園是安藤的工作，接女兒回家是妻子的工作。周六安藤休息，因此這一天的清掃、做飯、洗衣服、哄女兒睡午覺等，都由安藤一人完成。
在最近10年間，像安藤這樣40多歲出才結婚生子的日本大齡男青年越來越多。據厚生勞動省2011年的統計結果顯示，同年全日本有66萬1895對新人登記結婚，其中男方在44歲以上的夫婦占15.8%。而且這些大齡男青年還有一個共同點——喜歡做奶爸，因此這群人被親切地稱為“育兒男”。
家住琦玉縣朝霞市的津田公典今年47歲，每天早晚都要騎自行車送5歲的女兒上幼兒園，然後再去上班。奶爸津田謙虛地說：“事實上，照顧女兒的工作還是妻子做的多一些。我除了接送外，還負責為女兒的房間製作家具，幫助妻子進行網絡購物等，我倆是互補型的育兒夫婦。”
津田還說：“之所以會做一個奶爸，是因為婚前一個人生活的時期較長，去外國旅遊、專注於興趣等，這些事情幾乎全都體驗過，所以我不會再像那些年輕的爸爸一樣，感覺參與育兒就把自己的時間犧牲了。另外的一大原因是公司肯給帶薪休假的機會，不然怎麼做‘育兒男’？”
的確，除個人年齡、經驗的要素外，大齡奶爸的增多與整個日本社會風氣的轉變不無關係。日本一向被認為是男尊女卑的代名詞，自1999年製定《男女共同參劃社會基本法》，並在內閣府等中央省廳及地方政府設立“男女共同參劃局”後，女性的社會地位逐步提高，近年開始刮起了“男女共同育兒”的旋風。
鳥取縣從2010年開始就自稱育兒王國，2011又對積極給男員工放育兒假的企業發放補貼，規定員工總數在100人以下的公司，補貼金額為35萬日元。為此，鳥取縣男性在晉升奶爸後的育兒帶薪休假率從2006年的0.8%增長到了2012年的3.1%，超出了2.63%的全國男性平均育兒休假率。2013年4月9日，在鳥取縣知事平井伸治的呼籲下，鳥取、廣島等10個縣還共同成立了育兒同盟會。
截至2009年，東京都文京區的政府機構還沒有過一名男職員主動申請育兒假。但這個紀錄在2010年4月被打破，而破紀錄者竟然是區長成澤廣修。正是在他的帶領下，文京區開始出現了上級勸下級多請育兒假的現象。
再比如廣島縣，男性平均育兒帶薪休假率在2008年是0.6%，到了2011年就大幅攀升至了4.6%。還有京都府，為呼籲府內男性人人爭做“育兒男”，在2010年末索性廢除了育兒假次數限製。為此，該府男性平均育兒帶薪休假率從2009年的1%迅速增長到2010年的5.1%。
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直接代表著一個國家活力程度的高低，但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統計結果顯示，2010年的日本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比1960年減少了四成以上。
日本少子化對策擔當大臣森雅子更是急得直跳腳，說這是“關係國家存亡的危機”，並且一再強調“育兒工作是至高無上的，要將這種觀念傳播開來，構造一個男人也容易申請育兒假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