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剛是航運四子中最後一名入行者，卻是起點最高、成就最大的那個。這或許與他的銀行從業經曆不無關係。
1956年，環球輪船成立第二年，包玉剛贏得彙豐銀行會計部主任桑達士（Saunders）的信任，從彙豐銀行獲得一筆貸款，訂購6艘貨輪，僅僅一年，包氏旗下船隻便增加到7艘。
在此之前，彙豐一直堅持“不借貸給輪船公司”，尚屬無名之輩的包玉剛何以令彙豐為他破了戒條？
原來，包玉剛並不像董浩雲、趙從衍、曹文錦那樣直接參與經營，而是采取出租策略，將輪船出租給有需要的航運公司。這樣一來，不必承擔航運各種風險，經營壓力驟然下降。
到香港租船的主要是日本人。二戰時日本船隻幾乎損失殆盡，造船工業也遭致沉重打擊。到1950年代日本經濟複蘇，進出口貿易日益繁榮，大量貨物待運，船隻需求量猛增，但日本人拿不出去錢去訂購新船，隻得租賃。與此同時，香港航運業“有船無貨”，大批輪船閑置，剛好與日本“有貨無船”的狀況形成互補，雙方一拍即合，建立租賃關係。
輪船租賃嚴重製約日本造船業發展，各大船廠無米下鍋。為扶持本國造船業，鼓勵國外訂單，日本銀行界向外國船商提供購船低息貸款，利息甚至比給本國人的還要低。這樣一來，對於日本船商而言，買船遠遠加不如租船劃算，因而加劇了租船力度。久而久之，形成一種奇怪的現象——香港公司到日本船廠訂製新船，然後就地轉租給日本的貿易公司。所以後來人們常說，香港航運業是隨著日本經濟的發展而日益壯大，並非毫無道理，起碼在早期是這種關係。
包玉剛入行時，輪船租賃在香港已習以為常。他擁有的第一艘輪船“金安號”就租給了日本人，這一點並沒什麼特別，但他以比市價低得多的價格長期出租，這就不同尋常了。
當時香港的輪船租賃行業流行計時租賃，是根據當時的需求情況製定租金標準，需求旺盛時租金高，需求不足時租金低，具有極強的變動性。包玉剛沒有選擇這種模式，而是采取長租策略，按照雙方協定的固定租金出租一定年限，這意味著自動放棄旺季的高額利潤。
正是這個在同行眼中十分幼稚的舉動，讓他贏得了桑達士的認可，最終幫助包玉剛敲開彙豐銀行的大門。
個中原因並不難解。“計時租賃”製度下，人人都盯著旺季的高額租金，寧可讓輪船在淡季荒廢掉。而包玉剛認為：“租不出去的船，與其說是資產，毋寧說是負債”。與其追求一時的高利潤，不如將輪船長租出去，這樣收入雖然不會很高，但穩定可靠，平均利潤也不少。
而對放貸銀行來說，最關心的其實不是借貸者一時的經營狀況，而是長久穩定的還貸能力。
彙豐銀行從前之所以采取謹慎的態度，不向輪船公司放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航運業受政治、氣候、戰爭等不可控因素影響較大，致使穩定性不足。現在，包玉剛通過與承租者聯合分散風險，找到一種穩定的盈利模式。不願錯失發展先機的彙豐銀行決定助其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