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資本密集型行業，航運業一個公開的秘密是，誰掌握的資金多，誰就可能領導群雄。因此，“航運四子”雖各逞其能，其實都是一個目的，盡可能賺取更多的資本，謀求更大發展。但以經營促發展未免緩慢滯後，聰明的辦法是上市，利用資本市場的機製，“以小錢控大錢”。
包玉剛再一次走在前列，而他進入資本市場的手段，亦不同凡俗。
1960年代，通過收購股權，包玉剛控製了會德豐洋行旗下兩家上市公司，一個是1963年上市的隆豐國際，一個是1948年上市的亞洲航業。利用這兩個融資平台，包玉剛在1973年前後建成一個擁有57艘輪船，總噸位達960萬噸級的“航運帝國”，與董浩雲的東方海外不相上下，顧盼稱雄。
通觀包玉剛的航運手筆，帶有濃鬱的銀行家風格，而他的背後，從一開始就有彙豐銀行的支持。
從1956年包玉剛從彙豐獲得第一筆貸款開始，彙豐銀行便將其作為扶持對象，深度參與其航運事業。1962年，桑達士升任彙豐銀行董事局主席，隨即對其賞識的包玉剛敞開大門，僅僅一年後，由彙豐銀行牽頭，會德豐與包玉剛三方聯合組建兩家境外航業公司，包玉剛以私人身份與這兩家英資巨頭三分股權。包玉剛控股會德豐旗下隆豐國際、亞洲航業，正是發生在此前後。1970年，包玉剛與彙豐銀行再組合資公司，包玉剛占股55%。一年後，包玉剛更以華人身份進入彙豐董事會，成為這家世界性銀行的首位華人董事。這在彙豐曆史上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包玉剛與彙豐的關係既是他在航運業長袖起舞的後台，也為幾年後“棄舟登陸”埋下伏筆。無論財勢雄厚的會德豐，還是李嘉誠求之不得的九龍倉，最後均落於包玉剛囊中，從而免遭航運業大蕭條摧折，其中最重要的玄機，自然離不開彙豐銀行幕後策應，包氏因此總是占得先機。
包玉剛領先了大約十年時間。到了1970年代，香港航運界才掀起上市熱潮。
1972年，曹文錦旗下萬邦航業投資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同一年，趙從衍家族的新世紀航業在香港公開上市。一年後的1973年，趙從衍將旗下另一主力華光航業送入香港資本市場。與此同時，董浩雲旗下的東方海外貨櫃航運公司也登陸香港股市，募集1.2億港元。
幸運的是，他們都趕在航業蕭條降臨前完成了上市。
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引發全球石油危機，石油運輸一落千丈，世界航運業哀鴻遍野。反觀香港航運界，各大公司從資本市場募集到過冬資金，為隨後的航運複興做足了準備。
石油危機消退後，經過幾年的恢複，董浩雲、趙從衍、包玉剛、曹文錦在1980年代先後進入各自航運事業的巔峰。1980年，包玉剛的環球航運控製了200餘家子公司，擁有200餘艘貨輪，總噸位達2000餘萬，幾乎與前蘇聯商船總噸位不相上下；這時候，董氏旗下分公司遍及全球各地，被譽為“世界最大獨立船東”，但輪船數量僅為125艘輪船，總噸位不過1100餘萬噸，實力已然不及包玉剛。趙從衍與曹文錦規模較小，旗下船隻分別增加到70艘、40餘艘。至此，上海幫已經牢牢把控香港航運界。時人稱他們四人為“香港航運四子”。
誰也沒想到，這竟然是最後的輝煌。這一波航運大發展過後，這個古老的行業終於走入黃昏。